人物 | 百岁老人罗俊才的北外情

“我代表学校来看望您，您为北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祝您百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病房里，党委书记王定华握着罗俊才老人的手，亲切地对他说。

图为3月8日，党委书记王定华前往中日友好医院，亲切慰问我校百岁离休干部罗俊才同志，并祝贺他百岁寿诞。

从1941年的抗大三分校俄文队到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青年到如今的百岁老人

罗俊才这个名字始终与北外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北外的孩子，也是北外的守护者

今年三月，我们迎来了他一百岁的生日

许多刻骨铭心的回忆，并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失了颜色

今天，让我们随罗老一起，走近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罗俊才，1919年3月出生于山西太原，1941年进入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学习俄语。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主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务长，1984年离休。他是北外建校时的首批学员，经历学校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曾经的教务长，他见证了北外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培养成千上万能够挑起抗战和建设重担的优秀人才成为当时极其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 1941年3月的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应运而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这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罗俊才是她的第一批学生。

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门

对于当时的学习经历，罗俊才印象最深的是战争年代学校的特殊烙印。由于学校创建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因此语言的学习更多是为当时的军事斗争服务，这就对培养人才的速度提出了要求。因此，与今天不同，早期外语教学方法更多追求的是“速成”，强调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以致用。

1943年军委俄文学院旧址（丁泉砭上和尚塔）

学校当时可以说几乎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上课没有专门的教室，经常是挤在破旧的窖洞里或干脆就在露天树荫下；没有课桌椅，就坐个马扎，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记笔记；没有教材，甚至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只能靠当时的教师们开动脑筋，结合实际，自己编写。据罗俊才回忆，许多老师还是当时编译局的工作人员，以至于课程安排很多时候是见缝插针。授课内容全凭老师的记忆和理解，老师把讲课内容写在黑板上，边讲边让学生抄写。黑板是从老乡那里借来的门板，用刮下的黑锅灰把它涂黑。甚至连自来水笔也没有，就把钢笔头绑在玉米杆上，沾自制的“墨水”。罗俊才感触很深的还有当时学习用的辞典。那时候整个学校都没有一本中俄辞典，但是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日俄辞典。日语里面会用到汉字，于是全校200多人就通过日语解释里面零星的几个汉字来猜俄语单词的意思。有的时候能够猜对，但是有时中日使用的字意不尽相同，猜错了，闹了笑话。

俄文大队使用的教材

在极为严峻的对敌斗争中，生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学习的时间大大受到挤压。1941年，延安遭受了敌军的四面封锁，物资供应极其困难。当时的学习模式是边生产边学习，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学校百十余人的粮，煤等物资全靠学生徒步从很远的地方背回来。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学习，背粮路上每个人在自己后背上都会写上几个单词或句式让后面的人记，开荒、种地、缝衣服、挖窑洞都要学生自己动手，这极大挤压了本已不充裕的学习时间，罗俊才回忆，他在延安从1941年到1945年共住了四年时间，学俄语至多两年，占了一半时间，另一半时间用于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在两年学业中间还穿插着生产劳动。比如，开荒下种后到生长出来有一段农闲时间，这时候上课。过后要上山除草，课就得停下来。七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可罗俊才手上的老茧依然没有褪掉，当时劳动的艰辛可见一斑。

1943年俄文学校学员罗俊才填写的个人年表

罗俊才先生提到最多的就是信仰和精神的力量，这也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支撑起第一代北外人的最重要力量。“当年的学习全靠自觉，但是很少有人偷懒。这是因为到延安学习这个机会对于学生来说无比宝贵，学生也对此倍加珍惜。更是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革命理想，为着共产主义而奋斗。”

的确，尽管时代在改变，但是理想与信念的作用，却依然无法替代。在罗俊才身上，我们看到了精神的无穷力量。时至今日，罗俊才依然记得，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上写到的“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也时刻牢记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觉得，校训是留给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今天依然有着无比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罗俊才提供）

在罗老身上，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北外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念。这种精神和信念生生不息、历久弥新，鼓励一代又一代北外人砥砺前行，做出更大的成就。

本文内容来源于2015年4月罗俊才专访

部分图片来源：北外档案馆、校史馆

编辑 |学生新闻中心新媒体部 徐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