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都：父亲钱端升的治学和为人

“不以欲而害学。学者，吾惟一之希望也。”——钱端升

父亲钱端升的治学和为人

文/钱大都

我的父亲钱端升是20世纪的同龄人，1900年2月25日出生在江苏上海县的一个中医家庭。他13岁开始在家乡最好的松江中学学习。后来，为了投考北京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他以第二名的成绩升入上海市最好的中学——南洋中学去学习；1917年他又以南洋中学第三名的成绩进入了向往已久的清华学堂。

1919年夏，父亲在清华获得官费留美，192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所学的专业是政治学，由于父亲提前半年修完学业，哈佛校长便介绍他利用剩余的时间和费用去欧洲游历，因此，父亲有机会到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去进修和游历，顺便考察各国国会和议会。

1924年秋父亲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教书，讲授政治学和比较宪法。他担任过天津《益世报》主笔，专写社论，还主办过《现代评论》等政论性刊物。

20年代至40年代，父亲的译著主要有G.M.Trevelyan写的《英国史》；著作主要有《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民国政制史》《战后世界之改造》，还与王世杰合写了颇有影响的《比较宪法》一书。1947年，父亲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作为客座教授在哈佛讲学，此期间又用英文写出了一部巨著——《中国的政府和政治》，1948年回国后，该书只能靠他的朋友安排在美国出版。过了30年中美关系解冻后，方得知此书已为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学出版社作为美国大学教科书出版。直到80年代末该书仍在再版。

我记得父亲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写文章、写书，小的时候见他常在英文打字机上彻日彻夜地工作。他思路敏捷、出口成章，可以口中念着他构思的英文文章字句，母亲就随手写出。那本英文的《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就是在他口述下，由当时他的一位美国秘书替他打出来的。直到他已届高龄之后给费正清等美国友人写信时，仍然是出口成章，由母亲记录下来念给他听过之后即成文付邮。他的英文文章很讲究语句和修辞，他可以在一篇文章中用词没有重复。无怪乎父亲的好友金岳霖伯伯说，钱端升的英文比一些美国人还好。当然，他口述或写出中文文章就更是驾轻就熟了。他在1934年担任当时有影响的大报——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在短短的8个月内就写出了170篇笔锋犀利的社论，其中许多是纵论时局、针砭时弊、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反对绥靖主义的文章。

父亲在其他方面也是博学多识的。通过以下点滴之事，可以看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的博学多才和忧国忧民。

他熟知国内外许多大小地名和那里的主要历史事件。80年代有一次我出访西德归来，他就问我去了德国哪些地方，又特意问我去了幕尼黑、汉诺威、科隆、杜塞尔多夫、鲁尔、萨尔等地没有？随后又简要地讲给我听，哪里是普鲁士帝国的领地，哪里有德国和奥地利之争，哪里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我从外省调查地质矿产返京，他也会问我这次去了哪些地方？当我讲到去了某某省某某小县时，令我惊叹的是他竟然熟知这些地方，并且还告诉我该县附近有哪一个县，那里发生过什么事件，历史上出现过哪一个人物……

他也了解我的本行——各主要工业国矿产资源情况及当时的经济行情，如德国的煤炭和钢铁，荷兰及欧洲北海的石油、天然气开发以及中国某某省的矿产资源情况等等。他曾与我讨论过中国的石油、煤炭、铁矿、有色金属矿产等资源需求状况和前景。

1972年中国正在进行中美建交的准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要父亲为双方资产的解冻谈判问题献策，父亲凭着自己的学识，竭尽全力地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达数月之久，终于完成了任务，提出了在谈判中我们应遵循的国际条法和谈判策略、谈判方式等建议。

1978年他又主动上书邓小平，为我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献计献策。当时他已年近八旬，仍思维清晰，出口成章。他靠在沙发椅上，一边口述一边让我记录，最后我复诵一遍由他再口授修改成文。通过与父亲的这些接触，使我们更加理解，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原来是需要通晓如此丰富的知识，大脑中是装着整个世界的。

父亲一生很少为自己或为家眷去求过别人，但他却乐于帮助别人和他的学生们。在30年代、40年代毕业的他的学生中，很多人在经济上或工作上得到过他的帮助。解放后，他对生活困难的同学在经济上仍时有帮助。此外，他更重视学生学以致用的问题，当他发现有的同学在工作中学非所用时，就会为他们呼吁或直接帮助他们。正因如此，父亲也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和帮助，这些帮助泽及了母亲、我们兄弟甚至于我们的子女。

(本文为作者在钱端升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发言节选)

法大微信 【第20170704期】

文/钱大都

图/卢云开

内容编辑：骆红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