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使命篇 | 扣好出版的第一粒扣子

“受邀为‘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文写写自己的感受，看到之前的文章都是让我不能望其项背的老师所作，不禁打起退堂鼓，怕自己稚嫩拙劣的文字和老师们一比相形见绌，也怕自己的经历不够闪闪发亮叫人动心肠。但是作为出版界和祖国的“新兵蛋子”，我乐观地认为自己拥有可以不够好的特权。那就写吧，也许有点稀松平常，还是要说出版，因为热爱。”

——秦靓婷

我们“95后”这一代人没有全然生活在“铅字时代”或“读屏时代”，我们的成长伴随着巨大的变迁与革新，油墨和字节共同锻造出了秉性，这种兼而有之的特性，让我（们）时常不能即刻融入时代之浪中，徘徊不定。既不能像长辈那样袖子一甩，自信地摇摇头：“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又不能像“00后”新生一代洒脱：“我们要追求自我，谁也管不着……”多为独生子女的我们这一代，性子里因此有更多的孤独、质疑、矛盾。我是一个典型。

“把书当成这个世界的说明书去读”，在成为一位出版人之前，我首先是一位受众。缓慢成长的23年里，世界却迅疾地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小时候偷偷看电视用冰毛巾敷着它巨大的“屁股”，长大点玩电脑竖着耳朵时刻听着楼道的风吹草动，再大点躲在被子里乐此不疲地捯饬手机……

后来学习新闻传播学，学习出版，方才知道我的童年实质是“童年的消逝”（《童年的消逝》由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于1982年出版，主要讲述在成人和儿童共同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教育等最终蜕变成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人类的文化精神逐渐枯萎。）；麦克卢汉预言的曾被世人不理解的“地球村”竟然真的实现了，在和浩渺宇宙建立联系之前我们全人类率先互通互联；报纸图书是出版物，电影电视是出版物，甚至《王者荣耀》也是出版物，有自己的ISBN号。

真正全方位地正经开展出版方面的工作，是2017年，我“离经叛道”地选择进入一家英国出版社工作（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满心期待可以撸起袖子大干一场，讽刺的是国外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没有出版发行权；本以为能够学以致用，却发现我所学的那些知识、技能似乎和市场部更匹配。来不及懊恼和愁苦，工作带来的成就感率先占据上风：Impact Fact、SCI/SSCI、CCBY4.0、APC等，一个个洋气的术语打开了我人生的知识盲区；南开、西交大、中传等，一个个著名的高校留下了我给老师、同学做国际学术出版讲座的身影；清华、武大、南大、中国财富出版社等，一个个精益求精的学术机构督促我迅速成为创刊、运营、宣传的“小能手”……

这样的高光时刻还有许多：某次去南开的一场学术会议做讲座，恰逢主持人是我们新闻出版学院的李德升老师，求学期间李老师就对我多有指点，“他乡遇故知”，他更是敝帚自珍，全程夸我，使我都不好意思上台。某次受科协之邀，与几家知名国外出版社的同仁给国内资深期刊社编辑讲国外期刊的成功运营经验，以促进我们的“学术走出去”发展，在填写个人信息时，惊讶地发现报告人都是绝对的前辈——总共6人，60后、70后为主，和我年纪最接近的也比我大十多岁。

小小年纪受到诸多郑重对待，凡此种种极大满足了我某种意义上的“虚荣心”，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被人叫做“秦老师”的快意中——走路带风，昂首阔步，甚至连颈椎问题都要不治而愈。风风火火且风风光光地工作了一年多，我倏地从喜悦中挣脱，开始思考刚工作时的困顿：出版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与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不同，学术出版的出版方很难把控到内容，出版内容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自主性，尤其完全以独立主编模式出版的国际出版机构，往往主编的个人意愿和付出程度就决定了一本期刊的存亡。我很困扰：中国的SCI发文量已经排到全球第二，可是引用量却始终上不去，殚精竭虑做出来的科研成果仍然不能广泛传播；大量的论文发在国外的期刊上，我们自己能拿得出手的期刊却寥寥无几，什么时候才能“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科技类成果逐渐在国际世界崭露头角时，承载更多民族精神与文明的人文社科成果却桎梏于语言、文化差异难以输出。

我自己负责的期刊因为刚起步，哪怕是清华的团队运营都收不到足够的稿件，我只能不断地建议、建议、建议，不仅自己写不出也没有学术网络找到写得出的人；有些学者的文章经过投稿前初审，提了一些修改建议，之后却由于种种原因改不了或者改不好，投稿多次被拒……

我常信誓旦旦地标榜自己是个有新闻理想、出版情怀的人，可是在22岁这一年，果如王小波所言：像挨了锤的牛。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整天周旋于英国同事和中国学者之间，可能就是个英语不错懂点学术出版的翻译吧，而且以我一己之力，又能帮助几个学者、几个机构呢？我醉心文字，但学术出版物的严苛甚于任何出版物，在内容主体上我只能建议而断不能伸出手修改。我怎么才刚工作，就成了社会的“废人”？找不到一个支点，支撑自己继续“用爱发电”，很难讲是因为思考才痛苦，还是因为痛苦才思考。

这就是一个小青年和出版界“交手”两三年后的苦恼。像我这样的青年，总是以一个难题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美妙世界里。血气方刚的我于是筹划着愤然辞职——我要酷酷地追寻我的出版情怀去了，不跟你们玩了。挥手自兹去之前，残存的理智促使我和几位已经在出版界摸索了几年的学长畅谈，知道了国内的大众出版、学术出版也有各自的瓶颈，哪里都有无可奈何，只不过旁人看到的都是花团锦簇。也和我的负责人诚恳地表明了我的疑惑，他说支持我找寻出版的意义，探寻更多的社会意义，但是不能否定自己的工作：

“很多你认为理所应当人人都知道的，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你所提供的信息会让他们少走许多弯路。比如创刊，厉害的学者顶多发过不少文章，真要办一本期刊，没有你的付出，他们头发掉光了都不容易知道方法。能够节省别人的时间、全流程专业把握，就是你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你能看到问题这很好，能解决问题才更好。”

豁然开朗，遂辞职计划搁浅——troublemaker已经到了成为troubleshooter的年纪——除了之前的工作，我又负责起了语言编辑项目，给更多的学者提供完整的国际出版促进方案，有一分光，发一分热。看到学者真的上手写好英文论文并发表，看到期刊的阅读量、下载量、引用量都提升，看到那些因为我的存在可以把时间更集中地用在科研事业上的人，更好地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想，或许不必执著于意义，每件事都有意义。而恰是这些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实现的意义，才更有意义。高大繁茂的树，既往上伸展，也往下扎根。

那些我以为的“无用”，正是我作为读者和出版人学习到的最为重要的课程——它们赋予我面对职业、面对事业、面对人生的底色。现在我还是常常问自己：出版是什么？我能做什么？“出版”的定义从大学上出版学的第一节课就深深刻在脑海里，让人对这个行业充满景仰。而我愿意置身出版业的朴素原因是：希望读到好书。自己先做好一个从业者，从而做个幸福的读者。我所有关于出版的向往与坚守都以之拉开序幕、诗意翩跹。

作为读者，我流连纸质阅读无与伦比的温润质感，也享受数字阅读无时无刻的便捷直达；作为出版人，我很自豪帮助比我年长的学者在祖国的学术发展、出版国际化上做出一些成绩，也对给未来的主人翁打造更多学术精品并收获更多国际认……我们是如此矛盾重重的一代，也是如此兼容并蓄的一代，注定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多面体”，成为连结不同时代的桥梁。近些年，SCI/SSCI更倾向收录跨学科期刊，因为它们的学术影响力更广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乐观地类比，我们这一代也可能拥有着更好的沃土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连结不同的时代——这是祖国赋予我们的使命；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这是我们给予祖国的承诺。我和我的祖国，还有很长的故事……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来源：秦靓婷

责编：葛梦颖

审编：慈妍妮曹文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