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撷珍 |原大夏大学“大学丛书系列”——《教育测验》

《教育测验》一书初版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1934年）、再版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1935年），作者是陈选善。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该书属于原大夏大学丛书的一种。

背景介绍

大厦大学

大厦大学（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是1924年成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抗战期间，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西迁贵州，1951年10月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一部分大夏师生在香港举办“联合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大夏大学缘起于厦门大学的部分师生，取“光复华夏”之意。当时，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任董事长。由当时的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各界名人任校董。当时的教授如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皆是名家。良好的办学实力，使得大夏大学获享“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建校初期，学校倡导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并制定了“自强不息”的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近20,000名，毕业生6,000余人。包括一批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如熊映楚，曾是武汉农民运动的重要干部；雷荣璞、陈国柱分别是广西、福建建党干部之一；吴良珷（亮平），最早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郭大力、周扬、叶公琦、陈赓仪等都在大夏大学学习。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学者，如胡和生、陈子元、李瑞麟、刘思职等四位中科院院士，历史学家陈旭麓、翻译家戈宝权，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和青铜器专家马承源等，还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

高大上的编委会

大学丛书

大夏丛书委员会的委员由李书田、李书华、李建勋、李四光、朱家骅、朱经农、任鸿隽、王云五、王世杰、丁變林、秉志、周寿昌、周仁、吴经熊、吴泽霖、辛树志、何炳松、余青松、李权时、李圣五、徐诵明、孙贵定、马寅初、马君武、翁文灏、姜立夫、胡庶华、胡适、竺可桢、冯友兰、程演生、程天放、梅贻琦、张伯苓、曹惠群、陈裕光、陶孟和、郭任远、唐钺、蒋梦麟、蔡元培、黎照寰、刘湛恩、刘秉麟、郑振铎、邹鲁、傅运森、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颜福庆、颜任光、欧元怀等知名学者组成。

主要内容

《教育测验》

该书提到：“标准测验已成为教学上一种重要的工具。要使测验在教学上发生最大的效果，第一，每个教师须有运用测验的智识及技能，然后测验才能与儿童的学习发生切实关系；第二，测验须有诊断的价值，然后各个儿童的困难缺陷才能明白现实出来，教学才有所依据。这两点可说是本书的中心概念。”

该书在内容上分为五编，分别为：测验之一般的理论、各科测验与新式考试、测验的实施、编造测验的方法、总结。第一编第一章是“测验在教育上的地位”。作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变更人类的行为”。而且不论是学校、书报、戏剧、电影、图书馆、讲演会等工具，都是为了造成人们行为上的变化，使受教育前后发生改变。这种使受教育者发生改变的思想，值得我们深究。我们动辄以“灌输”、“洗脑”、“尊重”而没有注重“改变”这一教育本质目的。作者把教育目标分化为“应该造成何种变化、何种行为应该养成、何种行为应该革除”、“怎样去造成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究竟是否养成”等三个问题。作者以心理测验为基础，把行为变化变成可以测量的客观指标。作者以学生、教学目标、教材或教法作为教育测验的三个要素，强调要了解学生的基础，要设定有价值的教学目标，要明确教材的可测量性。教育测验要有单位、参照点、量表，最终形成一份合格的测验。测验必须具备正确性、可靠性、鉴别力、常模、实施的便利性、诊断的价值、测验的经济实用性与复分。作者从心理学的智力测验角度、叙述了教育测验发展的历史，注意到教育测验对现代教育的重要性。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教育测验从民国七年就蓬勃发展起来。作者把教育测验分为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品格测验、特殊能力测验四大类。作者按照个人与团体、文字非文字、诊断与作业等方面进行细分。作者在第二编当中关注了具体科目。比如当时的英文测验就已经有了词汇、阅读、听力、会话、作文等项目。作者分析了学校考试的功用，反驳了取消考试的观点，分析了考试应用不当的流弊。作者列举了教育测验的十几项功用（知道自己的成绩、鼓励学业、增进竞争、决定升降、诊断缺点、决定教学的优劣、决定投考学生的取舍、决定新生的插入班级、决定奖状的给予、进行指导的根据、评判教员的效率、推测将来的成就、考察学校的效率），其中重要的是可以鼓励学生的学业、保持学校的标准态度、学业的考察核算、考察学生的缺点弱点、作为改进教学的依据。作者分析了旧式考试的缺点与新式考试的优点。作者在第三、四编当中分析了测验实施的各个环节与编造测验的方法。作者总结了测验运动对于教育的贡献，认为测验促进了科学的教育、促进了个别的适应，但也存在流弊与限制，比如以常模为理想的标准、偏重于具体的教育结构，而忽视了理想、兴趣、意志等品质，进而比较机械地反映了知识，而不是智慧，而且造成了客观测验与优美生活的冲突与恐惧。总之，该书行文流畅、论据充分、言简意赅，并有具体学科测验作为分析的材料，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教育学研究的水平，值得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珍视。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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