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 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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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评论 2017年 第1期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

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王存刚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摘 要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当下总体上呈停滞状态，既有理论无法全面有效地解释现实国际关系，在预测方面更是有心无力。为了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水平，维护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亟需再出发。为此，应当寻找可靠路径，以开辟新领域，写出新篇章。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特别是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使其能够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可靠路径之一。依循这一路径，研究者应当从当今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出发，立足跨国关系性状态这一逻辑起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汲取传统研究方法的精髓，不断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努力实现人文和科学两种方法的融和，在系统深入地研究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新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范式，积极开展学科内部各范式间对话和跨学科对话，高度重视各种地方性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努力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包容性、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 跨国关系性 研究方法体系

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观念形态，国际关系理论是为了理解、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现实而产生的。自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伴随着国际关系现实的发展而进步，产生了众多理论流派或范式，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框架由此得以确立，学术属性得以彰显。从历史上看，现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点，都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良好契机。而每一次理论发展所面临的困顿和挫折，也都激发了研究者的自尊心和进取心，进而找到走出困境的方向和路径。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就是在国际关系现实、研究者以及相关理论范式三者的复杂互动中实现的，而这种发展的成果则不断提升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理层次和在人类整个知识谱系中的地位，逐步深化人类对于纷繁复杂且略显神秘的国际关系事实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类驾驭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

本文认为，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总体呈现停滞状态，因此需要再出发，以重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活力，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水平。为此，本文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运用诠释和比较两种研究方法，分析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因由，探讨其现实和逻辑起点，辨析其学理体系，进而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愿景。

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再出发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目前国际关系理论正处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阶段，即在既有范式的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为新的学理突破奠定基础。虽然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范式的影响犹在，但总体上已呈衰减态势。虽然中层理论、微观理论不断产生，出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文明转向”、“知识转向”、“复杂性转向”，兴起了所谓的分析折中主义和“全球国际关系学”，但最近20余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再无大理论面世，却是无法回避且多少令该领域的研究者感到尴尬的客观事实。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杰夫·科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澳大利亚学者蒂姆·邓恩等人甚至担心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已经终结。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大规模引进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基本完成、学科建设基本成型之后，目前存在两种现象：一方面，少数学者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程度不等地体现出“中国特色”，如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唐世平的“国际政治进化理论”、尚会鹏的“心理文化学路径”。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已经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失去兴趣，转而从事战略研究、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和政策分析，在研究议题上越来越微观化、具体化，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越来越科学化，这一点在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设置主流学术期刊的发文状况以及学者们的研究取向上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秦亚青2015年底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现在的一个基本状态是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需要改变此种状态。”虽然他没有点明中国学者，但其中的意涵是十分清晰的。从更大的范围上讲，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彼得·克里斯坦森通过对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学者在国际关系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主题以及学者的背景进行分析后发现，研究理论的学者很少发表有本国特色、创新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大部分学者都是以本国事务知情者的身份参与到以欧美国际关系研究体系为主导的学术讨论中。

就功能而言，真正的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即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还要改造世界，即预测世界走向，提出改造方案和路径，但既有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已经越来越无力。就三大主流理论而言，秦亚青在上述演讲中就提到：由于当下的国际合作举步维艰，“人们开始质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效度”。现实主义虽然因国家主义回潮、地缘政治纷争上升而再度受到关注，但其广受诟病的理论预设并没有改变，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部分失能现象依然存在。建构主义对观念和规范作用的推崇虽然富有启发性，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全球治理领域观念和规范源源不断地产生、治理却屡屡失灵。不仅如此，既有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方面长期存在的短板并未得到有效弥补。尽管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理论没有预测到某一经验现象的发生而仓促地否认其解释力和适应性”，但“任何一种主流理论单独都无法提供准确的预测”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从逻辑上讲，没有预测，就不可能有预案，而没有预案，改造世界、实现进步就成了一句空话。

从本质上说，真正的理论具有发展的属性，它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关系的变化、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共处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与具有显著静止特征的教条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教条主义仍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比如，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消极对待学派间的对话，特别反对学派间的融合。还有一些学者把某种范式当作标签贴到国际关系事实上去，以自圆其说为目的，不去探讨国际关系事实的复杂性、独特性。排除各种非学术考虑，教条主义者的目的也许是试图维护所谓的“理论纯洁性”，但他们恰恰削弱了理论存在的基础，降低了理论发展的动力，使理论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没有多少实际用处的文字游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

从理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理论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是合法性，在于满足社会需要，合法性大小自然取决于满足的程度。一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要甚至与这种需要相背离，理论就失去了合法性，退场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由这一判断出发，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范围内或某一国家中的实现程度，也取决于其满足世界各国的普遍需要和个别国家的特殊需要的程度，它必须既能解释普遍性的问题，也能解释特殊性的问题。当既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有效地满足这两种需要、不能很好地做出两种解释时，也就意味着它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也就有了再出发的需求。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学术旨趣的多元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理论再出发之可能路径的多样性。本文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多种可供选择的路径中，马克思主义是可靠路径之一，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特别是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有关。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令人震撼、影响也最为广泛深远的智力产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写出系统性、专题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的丰富理论思想，散见于卷帙浩繁的著述当中，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大量的政论、时评以及关于世界历史和各国国情的摘录、笔记、评注、札记等。这些原创形态（proto form）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文本，涉及战争与和平、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本质与特征、民族独立与人类解放等广泛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和持久生命力，它们被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上加以阐发，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内涵，从而大有助于人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19世纪末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由政治和学术两种路径持续向前发展。其中政治路径的肇始者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原创形态最坚定的继承者和俄国革命最伟大的领袖列宁。他曾就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何共处等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较为系统、特色鲜明的论述。集中体现列宁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公认的经典著作，其学理价值在欧美国际关系学界得到广泛承认，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等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巨匠，都在自己的代表性作品中与列宁进行了严肃的学理对话。之后，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卡斯特罗、铁托、胡志明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在各自治国理政特别是对外交往的丰富实践中也对国际关系问题多有深入思考，并发表了主题广泛、形式多样的重要见解，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化为有关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对现当代国际关系的形态和走向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当代中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政治领袖也都在不同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就不同议题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比如，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江泽民倡导的新安全观，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习近平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学术路径，得益于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其中生活在西欧和北美的这类理论家的学术工作及其理论成果，被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畴。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葛兰西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考克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德鲁·林克莱特。此外，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杰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以多斯·桑托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费尔南多·卡多佐、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 “依附理论”学派，也都在学术意义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研究议题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涵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跨国移民与多元文化、环境与生态、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共同体、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广泛的内容，其不乏精辟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由政治和学术两种路径创新发展的成果，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次生形态 (subform)，它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共同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意境高远、特色鲜明、形态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相关研究还表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理论视野上的不断拓展，在思想方法上的继承、创新和借鉴并重，在理论观点上的不断创新，是它得以不断开拓新境界和谱写新篇章、在严峻的理论和现实挑战中不断取得新胜利、攀升新高峰的根本原因。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在一篇产生广泛学术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综述中也写道：“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一般性理论的具体研究纲领，可以像具体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研究纲领一样，由于在确定变量和经验性验证方面出现的问题而受到质疑。但这决不意味着作为一般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被抛弃。恰恰相反，正因为一般性理论所包含的丰富启迪意义，它才可以被重新阐释并用来解释变化了的经验事实和政治环境。”基于上述情况，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可以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发展的新动力和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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