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电记忆 | 40多年前的华电思政课

2020-8-11 13:20:40

华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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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记忆 | 40多年前的华电思政课

既然当了大学老师，既然教了这门课，就要加倍努力，在三尺讲台上发光发热，搞出点儿名堂来。

——田仲元

华北电力大学

1978 年，我正式调到河北电力学院上班。

起初，学校安排我到系里当辅导员。当时的马列主义教研室领导，听说我大学期间党史课成绩优秀、参加过教材编写，便邀请我加盟。就这样，我回到教师岗位，开始了大学教学工作。

第一学期，我被安排去河大历史系进修、备课。

任课老师是我大学同班同学郑志廷，和我非常要好。听课时，他站在讲台上讲了几句后，突然发现我坐在后排，表情惊讶！课间休息时，我告诉他原委，他当即表示：需要什么资料，全力支持。我说先听课，过一段时间再说资料的事。

郑志廷留校后，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曾到名牌大学进修深造，加上多年教学锻炼，教学能力和水平达到相当高度，深受学生欢迎。革命史在历史系是专业课，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工科院校无法比拟的。我认真听课、记笔记，关注教学内容的同时，留意其教学手段和方法，对担任这门课的教学增强了信心。

同时，我也去听了教学效果较好的党史课老师讲课，特别注意他们针对工科院校特点，如何进行教学？后来主讲党史课的老师病了，要回北京治疗和休养。我不得不提前上课，和另一位新来的老师，共同承担动力系75级热自专业的课程。

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点儿兴奋、紧张，还有点儿拘束，甚至有点儿顾此失彼。讲课时基本上照本宣科，一句接一句，句子中间好像都是逗号。第一次上课，自我评价不太理想。没想到课下征求学生意见，他们竟然说讲得不错。这大概是学生对青年老师的容忍和鼓励吧！我暗自下定决心，既然当了大学老师，既然教了这门课，就要加倍努力，在三尺讲台上发光发热，搞出点儿名堂来。

要想把课上好，必须先备好课。

备课的关键是在丰富的参考资料基础上，完成讲稿。战士作战靠枪支弹药，老师上课则离不开讲稿。为写好讲稿，我到处查找资料、去河大求助。郑志廷不仅提供了大量书刊资料，连上课的讲稿都提供给我参考。

有了这些资料，我撰写讲稿如鱼得水。

天气很快就热了。七年多的坝上生活，习惯了寒冷和凉爽，对保定的炎热很不适应。家在靠最西侧的顶层楼房，西晒的厉害。到了暑期，室内闷热无比，汗流浃背，只能光着膀子写。天气酷热，使人头昏脑涨，严重影响讲稿的写作。那年月没有空调电扇，唯一的办法是边扇边写、写一会儿扇一会儿。再不就用凉水冲冲头、洗洗脸。水管儿的水还比较凉，接半盆水放在桌下，把脚泡进去，一会儿全身就凉快了。从此，每当热得难受时，就采取这种办法，直到暑假结束。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三十多万字的讲稿。

经过一学年的授课，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感到是从资料到资料、从书本到书本。如为什么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只是根据有关资料描述，讲讲井冈山的有利位置和险要的山势地形，讲出来没什么吸引力，学生听起来也兴趣不大。

如果我们能增加些切身感受，去革命纪念地参观考察，肯定对提高教学效果大有益处。这想法在教研组一说，大家不谋而合，于是向学校提出申请。刚任院长的刘屹夫，对我们的想法非常支持，马上批准了。

1979年9月，我们教研组一行四人，乘坐南下的列车，开始了革命圣地之行。

首站湖南，参观的是韶山毛主席故居及第一师范、湘区委员会旧址、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等地。还与湖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座谈交流。

在广州，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及展览，黄埔军校旧址。查阅了黄埔军校资料，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孙中山纪念堂，参观了周恩来事迹展览等。

在江西，用了三天多时间，参观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期红都瑞金，抄录了大量原始资料。后乘车三百六十多里，奔赴我党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当时我的感受：

向前看，一山连一山，山后有高山；

向后看，群山踩下边，山峰如浪翻；

抬头看，遮天又蔽日，峭壁入云端；

向下看，心惊胆又战，怕车落山涧。

驻足井冈山的黄洋界、小井、大井、茨坪等遗址，抄录了根据地创建时的历史资料后，又日行七百里，赴南昌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最后在上海、南京、徐州，去了一大会址、渡江胜利及南京解放文物资料展览、梅园新村、雨花台、中山陵和淮海战役纪念馆……

此行历时四十三天，途经十一省市，参观革命旧址、故居等几十处，并与兄弟院校交流了教学经验。途中我坚持写日记，每到一地，都抄录有价值的教学资料，并画图记录地理位置，形成175页的《参观革命纪念地日记》。回校后，梳理了考察收获，修改了原讲稿，使讲稿具有了鲜明的特点。

如何把讲稿内容，通过课堂教学传达给学生？我的选择是熟记讲稿内容，针对工科院校的学生，用口语化教学。为此我反复阅读讲稿，边读边记，散步时也默记革命史大事记。上课前的晚上，我把自己关在资料室试讲，边讲边录音，回放时找出不足，再录，直到满意为止。这样投入的备课，一搞就是三、四个小时。回到家里，妻子和孩子早就进入梦乡了。

一段时间后，学生听课明显认真了，有的学生还请教或探讨党史、革命史的问题，说明他们开始动脑子想问题了。一次上课，我要求学生记住些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一学生反问：“老师，您能全都记住吗？”我笑了：你提几个试试看？他打开课本，连问了五、六个问题，我对答如流，全班同学服气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终于从看讲稿、到最终完全凭记忆，利用地图、板书、诗词，所有能调动学习兴趣的手段，声情并茂地熟练讲课了。而且准确把握五十分钟上课时间。我将这些教学体会归纳，整理成《激发学生兴趣，增强“两课”吸引力》，发表在国家教委主办的刊物上。从如何讲述导言、绪论，到设计教学结构；如何向学生提供新颖并有深度的学习内容，再到运用形象思维、直观教学等的总结和探讨，是我从事党史课教学的亲身感受，体现了我的教学观和教学特点，自称为“田氏教学法”。

我从事教学第四年时，学校设计了十四个项目，如教学重点、难点、答疑、联系实际、板书等，让学生对任课老师测评打分，按得分高低公布。我以80分的成绩，仅次于在全校最有名望的一位哲学老师。在政治理论课不受重视、学生不感兴趣的年代，作为大学讲台的新人，能在较短的时间达到如此教学效果和水平，让一些人感到吃惊，同时也引起校领导的重视，先后两次让我介绍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

在认真讲课的同时，我还注意与学生的交流。

从热自75级开始，我先后给76发电、电子计算机，77电工、电讯、发电、电自，79热力、电自，多届各专业讲授中共党史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77到83级。尤其是 77、79及82、83级，不少学生的名字，至今我还记得。

那时是小班上课，有固定教室，一个教室里两个班，60人左右。

每次上课，我根据花名册记住几个名字，上课时点名认识。课下课间时与学生交流、说说笑笑，甚至掰掰手腕，没多长时间，就能叫出很多学生的名字。在增进师生间相互了解的同时，也提升了对老师的亲近感和信任度，提高了教学效果。

除党史外，我还先后承担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概论课程，及辅修专业民商法律实务、司法文书写作等教学。

法律基础课程学时最长，我也是这门课程教学法研究和教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此外，几次主编本校、河北省高校及全国部分高校法律基础课教材，主编《法律基础教学指导》，研究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法，并发表相关论文。

回顾自己的教学经历，不免有些感慨。

大学学的历史，重点是中共党史，所以教授党史课，我有底气有信心。

改教法律基础课，是国家法治教育需要，学校课程设置需要。

1986年国家实施“一五”普法教育，在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并纳入教学计划。当时我参加了保定市、司法部等举办的法律培训。学习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后，开始边学边教、边教边学，不断努力积累、提升。虽然是兼职教学，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像教党史课一样下工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次全国电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检查，要听“两课”教学，学校推荐了我的法律基础课。那堂课讲民法通则，课后检查组给予很高的评价，为学校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