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社会的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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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社会与建筑设计：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境内宋、金、西夏诸政权之间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大统一，西藏、台湾、漠北等地都归入版图，元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

元朝政权以蒙古贵族和西域半世袭性色目贵族为核心。对国内各民族实行歧视政策，分民族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享有各种特权；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即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居民和契丹、女真居民；第四等是南人，即原来南宋境内的各族居民。中央政权的要害部门例由蒙古人和少数几家色目贵族任最高长官，地方政权也多以蒙古人、色目人为达鲁花赤（弹压官，即最高长官），用以监督同级汉人、南人官员。

蒙古贵族通过连年征战，囊括了大量手工工匠，使元朝的官营手工业有所发展。政令与货币的统一，驿站体系的扩大与完善，国外贸易的开拓，又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各地出现了许多商业都会。京城大都就是举世闻名的贸易中心，欧、亚各地商贩云集。长江、运河沿线的城镇蓬勃发展。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杭州、上海等，都成为重要港口。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需求，元朝政府开通了海上运输线，疏凿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元朝的宗教信仰比较自由，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都有所发展，其中尤以藏传佛教（喇嘛教）因被奉为国教而有着特殊地位。

蒙古人以其军事进攻征服了亚洲和东欧的广大地区，但其社会发展仍处于游牧生产的阶段，住居方式是毡帐，在征服其他民族以后建立的都城仍利用当地的建筑形式与技术。这种现象在京城、在各地方均可看到。例如大都的宫殿采用了蒙古习俗和汉地建筑相结合的办法，使之产生一种特有的风貌：主要的建筑都是汉地传统的木构架、琉璃瓦屋顶式样，其间散布着许多蒙古帐殿，有些还是西域地区的建筑式样，如维吾尔殿等。陵墓形式则十足表现了蒙古人特有的处理方式，帝后死后送漠北“起辇谷”埋葬，用马群踏平，不留痕迹，不立标志，以致至今人们仍不能找到元代帝后们的陵墓所在。又如西藏地区的佛寺，由于有内地汉族工匠参与建造，带去了木构建筑技术，琉璃瓦、坡屋顶、典型的内地元式斗拱和梁架结构都在藏地寺庙中出现，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建筑式样——琉璃瓦坡屋顶和藏地平屋顶相掺杂的混合式建筑。这种新建筑形式又传入青海、内蒙古等地，成为该地区明清喇嘛庙的基本形式。

域外建筑文化也有新的输入，其中以伊斯兰教的拱券、穹窿顶建筑的东来最为突出。

明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明初，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各类建筑的发展。首先是南北两京(南京、北京)和大规模宫殿、坛庙、陵墓和寺观的建成，如两京宫殿、十三陵、天坛、南京大报恩寺、武当山道教宫观等，都是明朝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曲阜孔庙也在明朝中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明朝另外两大工程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城堡体系和万里长城，以及东部沿海的防倭城堡体系。明初，蒙古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力图复辟，不断伺机南侵。明朝迁都北京后，又三面邻近塞外。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御驾亲征中被蒙古瓦刺军俘获，引起京城危急，朝廷惊慌。北方之敌成了明朝的大患，因此，终明之世，对北边防卫极为重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修筑了一条延亘五千余公里的长城，并分九段地区设置重兵防守，统称“九边”。沿着长城一线，还修筑数以百计的城堡和数以千计的墩台和烽堠，组成一个点线结合的完整防御体系。危害于东南沿海的倭寇源于日本海盗，以明初洪武间与明中叶嘉靖间为患最烈。为了消除倭患，明朝政府在南起广西钦州湾北至辽宁金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设置了五十三座卫城和一百零三座所城，其间尤以浙江、福建两省最为密集。这一百五十六座防倭城堡组成了明朝的东方防卫体系，有力地遏止了倭寇的进犯。

河北金山岭明长城

明代的地方建筑也空前繁荣，各地的住宅、园林、祠堂、村镇建筑普遍兴盛，其中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诸省最为突出，直到今天，这些地区还留有众多的明代建筑。明代中晚期，各地的造园活动出现一个新高潮。江南富裕地区的村镇多进行了有计划的建设，出现了许多环境优美、设施良好的优秀村镇实例。它们一般都有高质量的道路、桥梁、标榜本村杰出人士的牌坊、作为宗族联系纽带的祠堂、教育子弟用的书院，以及公共使用的风雨桥、路亭、戏台、庙宇等建筑。

明朝在建筑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有：第一，砖的生产技术改进，产量增加，各地建筑普遍使用砖墙，府县城墙也普遍用砖贴砌，一改元代以前以土墙为主的状况。此外，还创造了一种用刨子加工成各种线脚作为建筑装修的工艺，称之为“砖细”，通常用作门窗框、墙壁贴面等。与之同时，砖雕也有很大发展。第二，琉璃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琉璃塔、琉璃门、琉璃牌坊、琉璃照壁等都在明朝有所发展，琉璃瓦在各地庙宇上普遍使用，色彩品种增多，中国建筑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特点已达到成熟阶段。第三，木构架技术在强化整体结构性能、简化施工和斗拱装饰化三个方面有所发展。例如宋代常用的用一层层木构架相叠而成楼阁的方法，被贯通上下楼层的柱子构成的整体式框架所代替；柱与柱之间增加了联系构件的穿插枋、随梁枋，改善了殿阁建筑结构；斗拱用料变小而排列越来越丛密，等等。这些都使明代建筑的面貌产生了与宋代建筑的明显差异。

元大都城

元大都位于金中都旧城东北。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动工，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但是，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结果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二城分别设有居民坊七十五处及六十二处。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宋东京的面积。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外表覆以苇帘。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砥直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平面示意图

元大都西城桓土城遗址

元大都新城规划最有特色之处是以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这可能和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与深层意识有关。

由于宫室采取了环水布置的办法，而新城的南侧又受到旧城的限制，城区大部分面积不得不向北推移。元大都新城中的商市分散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结集地带。其中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质明显反映官员的需求。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楼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穷汉市”，应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西城区则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口买卖集中于此，居民层次低于东城区。南城区即金中都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以及新城前三门外关厢地带的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由于前三门外是水陆交通的总汇，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乡结合部和新旧二城交接处的繁华地区。由此可见，元大都的商市与居民区的分布，既有城市规划制约因素，也有城市生活及对外交通促成的自发因素。

元大都城市建设上的另一个创举是在市中心设置高大的钟楼、鼓楼作为全城的报时机构。中国古代历来利用里门、市楼、谯楼或城楼击鼓报时，但在市中心单独建造钟楼、鼓楼，上设铜壶滴漏和鼓角报时则尚无先例。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北京地区，特别是城市生活面临的一个难题，金中都时期如此，元大都时期也是如此。大都城市用水有四种：一是居民饮用水，主要依靠井水；二是宫苑用水，由西郊引山泉经水渠导入太液池，因水从西方来，故称金水；三是城濠用水，也由西郊引泉水供给；四是漕渠用水，此渠即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通惠河。由于地形落差较大，沿河设闸通船，所需水量很大。四者之中以漕渠用水最难解决，金朝曾引京西的卢沟水（即今永定河）入注漕渠未成，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1230～1310年）改用京北和京西众多泉水汇集于高梁河，再经海子而注入漕渠，曾一度使江南的粮食与物资直达大都城中，因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嘉奖。但由于上游各支流被权势和寺观私决堤堰浇灌水田、园圃，使水源日见减少，漕运不畅，朝廷虽然严申禁令，也未见效。纵观金元两朝百余年的治漕史实，从京城至通州的漕渠用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明南京城

明朝开国之初的五十三年（1368～1420年）建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明朝的留都。

南京地理条件优越，北倚长江，水源充沛，运输便利，南有秦淮河绕城而过，是水运集散地。这里自古就有“龙蟠虎踞”的美誉，钟山龙蟠于东，石城虎踞于西，北有玄武湖一片大水面。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曾有六个王朝建都于此，前后达三百余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开始就旧城扩建，并建造宫殿。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皇帝位，南京成为明朝都城。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终于完成了南京作为明帝国首都的格局，全城人口达到百万。

南京是在元代集庆路旧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城市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旧城区、皇宫区、驻军区。后两者是明初的扩展。环绕这三区修筑了长达33.68公里的砖石城墙。

旧城区位于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城市对外交通的要冲地带，居民密集，商业繁荣，为朝廷服务的大批手工业作坊也设置在这里。由于地近皇城，大臣们的第宅也都集中在此区，如徐达宅在大功坊、常遇春宅在常府街、郑和宅在马府街等。皇帝命令建造的十六处大酒楼则分布在商市汇集的旧城西南一带。

皇城区设在旧城东侧，北枕钟山支脉富贵山，南临秦淮河。既有水运方便，又和旧城紧密相联，各方面都很理想，也合乎风水术所追求的阳宅“背山、面水、向阳”的模式，唯一的缺点是地势低洼。

明初，南京城内外驻军约二十万人，除一部分驻守皇宫和沿江外，大部分军队都驻扎在城内西北地区。这里有大片营房、粮仓、库房和各种军匠工场，形成一个独特的军事区。

在上述三地区的中间位置，建有高大的钟、鼓楼，作为全城报时之所，这显然是接受了元大都的遗规。

南京的道路系统呈不规则布置，城墙的走向也沿旧城轮廓和山水地形屈曲缭绕，皇宫偏于一边，使全城无明显中轴线，一反唐、宋、元以来都城格局追求方整、对称、规则的传统，创造出山、水、城相融合的美丽城市景观。

南京的城墙墙基用条石铺砌，墙身用10厘米×20厘米×40厘米左右的大型城砖垒砌两侧外壁，中实杂土，唯有皇宫区东、北两侧的城墙全部用砖实砌。南京城33.68公里长的城墙，所用之砖由沿长江各州府的一百二十五个县烧制后运抵南京使用，每块砖上都印有监制官员、窑匠和夫役的姓名，其质量责任制之严格可以想见。城墙沿线共辟十三座城门，门上建有城楼，重要的城门设有瓮城，其中聚宝门、通济门、三山门是水陆交通要道，每门都设有三道瓮城以加强防卫。当初城墙上建有军士宿卫用的窝铺房二百座，雉堞一万三千余个。现城墙尚存21.35公里，窝铺无存，雉堞有少数残留。

明代南京城聚宝门瓮城

在这座城墙之外，又修筑了一座长达50余公里的外郭城，把钟山、玄武湖、幕府山等大片郊区都围入郭内，并辟有外郭门十六座，从而形成保卫明皇宫的四道防御线，即：外郭、都城、皇城、宫城。

明北京城

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城为止，明朝共有二百二十四年建都于北京。明初的北京城沿用了元都旧城的基本部分，以后又多次扩建。城市的格局既有很强的继承性，又有自身的特点。

明代前期北京城平面示意图

明初，徐达占领元大都后，为了便于防守，将城北纵深约2.8公里较冷僻的城区舍弃于城外，另筑了一道北城墙，使城市面积缩小约百分之四十。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里是一座地方性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北平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为了仿照南京皇宫的形制在宫前布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将南城墙向南移了约0.8公里。到明代中叶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北方蒙古部族的军事进犯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全，又仿照南京城的办法，在城外加筑一道外郭城以加强城防。但限于当时财力，这道外郭城墙只修筑了南面8公里就从东西两端折而向北和旧城城墙相接，使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从以上北京城墙三次向南移动中可以看到城市在逐步向南发展。造成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城市对外交通以及居民的结集地，商肆、旅邸栉比鳞次，人口异常稠密，加上通向南方的陆路交通，以及通惠河漕运重新开通后码头也汇集在前三门外，使这一带格外繁华。为此，永乐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二年两次向南扩城，把原来城外最热闹的居民区围入城中，同时也把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等一并围入。

描绘明北京繁荣的《皇都积胜图》长卷画（局部）

经过明初到明中叶的几次大规模修建，比起元大都来，北京城显得更加宏伟、壮丽。首先，城墙已全部用砖贴砌，一改元代土城墙受雨水冲刷后的破败景象；其次，城濠也用砖石砌了驳岸，城门外加筑了月城，旧城九座城门都建有城楼和箭楼，城门外有石桥横跨于城濠上（明初是木桥，1436～1445年全部改为石桥），桥前各有牌坊一座；再者，城的四隅都建了角楼，又把钟楼移到了全城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紫禁城、万岁山到鼓楼、钟楼这条轴线长达8公里，轴线上的层层门殿，轴线两侧左右对称布置的坛庙、官衙、城阙，使这条贯串全城的轴线显得格外强烈、突出。但是，这种城市布局却给市民带来了不便。在明代，从大明门到地安门长达3.5公里的南北轴线被皇城所占有，一般人是不准穿越的，因此造成了东城与西城之间交通的不便，在古代运输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问题尤为严重。

明代陵墓

明代陵墓制度的最大变化在于将唐宋两代的上宫、下宫制取消，即取消皇帝死后在陵区设置寝宫（即下宫）由皇帝生前的宫人守陵的制度，只保留陵墓中具有的祭祀功能的部分，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同时，明代陵墓又简化了唐宋方形陵体四向辟门立阙、四隅设角楼的布局，改用圆形陵体，单向出门，又无高大阙台的简洁而紧凑的布局。

当然，完成这个改革也是有过程的。在朱元璋为其父母建造陵墓“皇陵”时（1367～1375年），还明显地受到宋陵的影响，采用了长方形平面的截锥体冢丘，四面出门，但已无下宫。值得注意的是，“明楼”之名已见于明末所绘的皇陵图上。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为其祖父建陵墓于今江苏泗洪县境内，其布局和凤阳皇陵相同，也是四出陵门而无下宫。通过这二陵的兴建，取消下宫似已成定格。

除了上述二陵外，明代还有南京明太祖的孝陵、北京昌平的十三陵、北京西山的景泰帝陵、湖北钟祥的显陵。

坛庙建筑

祭坛和祠庙都是祭礼神灵的场所。台而不屋为坛，设屋而祭为庙。坛庙建筑的历史远比宗教建筑久长，中国在内蒙古、辽宁、浙江等地发现的一批最早的祭坛和神庙，距今约有五六千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建筑逐步脱离原始宗教信仰的范畴而变为一种有明显政治作用的设施。于是，坛庙建筑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在都城建设和府县建设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工程项目。

元朝统治者按蒙古旧俗祭祀神，对中国传统的坛庙不太重视。明朝则是修复旧礼、兴建坛庙的鼎盛期。《明史·礼制》中载入祀典的坛庙有数十种，修建南京、北京时，都把太庙、社稷坛、天坛等列为与宫室、城池同等重要而一并兴建。府县列为通祀的坛庙有山川坛、社稷坛、厉坛、城隍庙、孔庙等多种。各地还根据地方特点修建种种神庙，如苏州一带有吴地早期开拓者之庙“泰伯庙”，有助吴王兴国的功臣伍子胥之庙，沿海各地有海上保护女神天妃（妈祖）之庙，等等。其他如东岳庙、关帝庙、八蜡庙、文昌祠、龙王庙、水神庙等都是任意起造，只要不是有碍封建秩序的“淫祠”，官府就不加制止。一些边疆卫所城内还有与战争有关的神祠供祭拜，以便使军民得到精神寄托。至于官员及其后裔所建家庙，则更是遍布全国。

元明时期的坛庙就其祭祀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自然神，包括天上诸神如天帝、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之神，以及地上诸神，如皇地、社稷、先农、岳镇、海渎、城隍、土地、八蜡等；另一类是鬼神，即人死之后的神灵，包括祖先和历代圣贤、英雄人物等。
 

河北曲阳的北岳庙

元、明宗教建筑

元世祖忽必烈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尊之为国教，封有地位的喇嘛为国师，但对中土原有佛教仍采取保护态度，使佛教迅速发展。其后，每朝元帝都以巨款建造新寺，颁赐金银田户。当时有人估计，国家经费的三分之二用于佛教。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寺院四万二千余所，僧尼二十余万人。由于藏传佛教被元朝尊为国教，较之传统的禅宗、律宗等派更为兴盛，西藏地区的佛教艺术如塑像和装饰工艺也因之传入内地。

明代，喇嘛教虽在内地渐衰，但在藏族地区得到很大发展。十五世纪是西藏地区佛寺建筑的鼎盛期，以格鲁教派四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的兴建为其标志。这四座寺院规模宏大，佛殿、经堂、喇嘛住宅等建筑物高低错落，形成壮观的建筑群。明代中期以后，在蒙古俺答汗的提倡下，藏传佛教（喇嘛教）迅速向青海、甘肃、四川等藏族地区及北方蒙古族地区传播，格鲁派寺院开始在这些地区出现，如著名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大召、席力图召，以及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在建筑式样上，青海、甘肃、四川的藏传佛教寺庙受西藏影响较多，而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则受内地建筑影响较大，形成了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

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喇嘛庙美岱召

明代内地佛教仍以禅宗为盛。宋元时期禅宗的“五山十刹”主宰佛教，明代则有四大名山兴起取而代之，五台山为文殊的道场，普陀山为观音的道场，峨眉山为普贤的道场，九华山为地藏的道场。四山庙宇林立，规制恢宏，成为明代佛教建筑兴旺的标志。

山西五台山显通寺的大殿

明代佛寺总平面追求完美的轴线对称与深邃的空间层次，如原来的山门演化为前有金刚殿，后有天王殿，成了两进建筑；中轴线上佛殿增至二进或三进，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卢殿，三殿前后对应；山门内左右对称配置钟楼与鼓楼，佛殿前左右对称配置观音殿和轮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点。

砖拱建筑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发展的天地。由于《大藏经》屡次由皇家颁赐，藏经用的防火建筑成了一时的迫切需求，于是用砖拱建造的无梁殿建筑应运而兴。明代无梁殿遗留至今的还有十余处，著名的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峨眉山万年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句容宝华山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等。

江苏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内景

道教建筑在元明时期也有所发展。现存建于元代的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是道教建筑的重要遗例，宫中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中的大面积壁画，精美绝伦，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的道教建筑则以永乐皇帝在湖北武当山所建的道教宫观群最为宏伟。

山西芮城永乐宫主殿三清殿

永乐宫壁画描绘吕洞宾引渡何仙姑、曹国舅等人入道的情形

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元明时期，伊斯兰教的礼拜寺、玛札（圣者之墓，穆斯林晋谒之所）等建筑先后兴建于新疆各地。穹顶技术和琉璃饰面技术在伊斯兰教建筑上得到广泛应用。元代遗存的玛札以伊犁霍城的秃忽鲁克·帖木尔汗玛札最有代表性（该玛札建于1363～1364年，是新疆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汗陵墓）。建于公元1422年的喀什艾提尕**是新疆最大的伊斯兰礼拜寺。而中原地区**，有的在建筑平面式样、材料等方面受到汉式建筑的影响，因而具有汉式风格，如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

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内的建筑

综观元明时期的宗教建筑，其中不乏巧构和精致者。元代的北京居庸关云台，本是金刚宝塔的基座，但其造型稳重，跨街而踞，券洞外沿装饰呈孤形，洞内却是五边折角式，且用六种文字刻写佛经和浮雕佛像，令观者惊叹。元至正年间修建的山西五台县西关的广济寺，其大雄宝殿的檐柱头塑有鹿角兽头或独角兽头，颇为稀见。在建筑手法上，元代工匠也有独到之处，如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山门的雨檐和前殿的大爬梁、人字梁，都不同一般，具有独创性。而与该寺一墙之隔的水神庙则是满墙元代壁画，内容没有天界的神秘，却充满人间生活气息。建于明代的飞虹塔矗立在广胜上寺的殿前，外型匀巧，通身镶嵌各种琉璃饰件，色泽绚丽。该寺的格子门窗更是明代小木作的佳作，是用预制的格子花穿组而成的。

北京居庸关云台

山西五台广济寺的檐柱兽头装饰

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山门的雨檐

广胜下寺前的“爬梁”和“人字梁”

广胜上寺内精美的明代格子门扇和窗扇

山西洪洞水神庙内的“元代杂剧”壁画

山西洪洞广胜上寺的飞虹塔

塔上镶嵌的琉璃“天宫楼阁”饰件

明代风水流派

风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术数，其要旨是对人的住居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追求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满足的外部条件。风水涉及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各个方面，其中有关墓葬的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则统称“阳宅”。这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统一于自然界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朴素的科学成分，也可称之为古典的建筑环境工程学。

风水的起源可追朔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后来又有“相土尝水”选择城址以及相宅、相墓之举。到汉代已形成风水的理论萌芽，唐代发明罗盘，宋代风水已形成江西派与福建派两大派别。

明代是中国风水的鼎盛时期。一时间民间风水实践和风水理论都有很大发展，各种风水书籍纷纷问世，其中有刘基的《堪舆漫兴》、蒋平阶的《水龙经》、《阳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说》、张道宗的《地理全书》、周景一的《山详指迷》、目讲僧师的《地理直指原真》等较为重要。

明代风水派别很多，但仍以江西、福建两派为主干。江西派又称形势派，其理论主要阐述山川形势和宅形格式，其特点在于重视宅与自然的关系。福建派又称理法派，其为说多主于星卦，不过从明代风水书籍的内容来考察，不论是标榜江西派或是福建派，实际上都既讲形法又讲理法，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在运用中，两派都以罗盘为基本工具用以确定方位，并根据罗盘上一圈圈数字与天文、地理名称，开出种种风水处方来，所以罗盘也被尊为“罗经”。

风水术对建筑的影响

在明代，风水对建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基址选择，几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据风水理论来选定位置，村落选址也往往有风水师参与其间。对村落的选址原则可归纳为：背山面水、山龙昂秀、水龙环抱、明堂宽大、水口收藏等几方面。所谓山龙、水龙就是指山脉与水系的形势，明堂是指村基所在的空间，水口是指村头、村尾水流出入口。根据这些原则，山区村落多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环境；平原地区以水为龙，村落往往采取背水、面街的布局。城镇选址原理与村落相同，只是要求环境容量相应增大。

在明代风水中，“水口”是一个重要题目，多数风水书对此都有论述。但此时水口已专指村镇水流出口处，由于村镇道路入口多设在此处，宗祠、亭阁、桥梁等也集中于此，因而形成为村镇内最重要的关键地段，也是居民的公共活动中心。这种现象在皖南徽州地区最为典型。

风水认为体量高大的建筑物如塔、阁、殿等的设置能弥补地形的缺陷，使城市、村镇所在的气、势都能得到改善而使一方之人化凶为吉。例如：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西瑞州知府邝潘认为瑞州人才众多而登科第者少，原因是风水不佳。他亲自踏勘地形后发现原来是府学的格局有问题：府学前面西有府城西城门耸立于旁，东侧却虚无一物，造成左右不平衡；府学后面又受到粮仓的挤压，后地不宽宏。于是下令迁走仓库，在府学东侧建造一座楼阁名为进贤楼。他和同僚们商议后认为府学正南无“具瞻”（对景），不利文运昌盛，而且府学正对南郊的石鼓岭，山形平秃，致使文士“多晦”，不能飞黄腾达，因而决定在岭上建造一座十几层高耸入云的文峰塔。他还听说瑞州有三公（太傅、太师、太保，明代最高官品）与状元之广谶，就下令把市河和锦河开挖联通。这是一个为改善城市风水而大兴土木的典型实例。类似的用文峰塔、文昌阁等建筑来改变城市风水的做法几乎到处都可看到，山西大同在府学前方城墙上建造的一座文峰塔就是其中一例。

住宅是风水关注的重点之一。各派风水对住宅的选址、布局、周围环境等，都有一套指导原则和避凶就吉的方法。他们用罗盘格定住宅方位和属性，进而推导出平面布置，大门方位以至每座房屋的高低、位置。大门在风水中被视为“气”的出纳口，是住宅“上接天气，下收地气”的关键部位，它的位置、方向与住户的凶吉密切相关。山、水是自然中“气”之所自出，是至吉至祥之物，所以大门应面向山峰或远处山口（近处山口又谓之“煞气”，不可相对）。也可迎水而立，但不可冲巷道或与邻居大门相对。这些处理方式在功能上都有一定依据，而风水以凶吉观来进行解释，使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为了减除“大门冲巷不吉”的心理负担，风水师们常把“泰山石敢当”、“镇山海”的石碑或镜子等物放在大门对面，并赋予这些镇物以神奇的辟邪功能。对于住宅周围的道路则要求从“吉方”来，要曲折有致。总之，各种风水书都对住宅提出种种避凶趋吉的方案，内容十分庞杂，从周围环境到宅内的厕所、水井的处理都与凶吉联系起来。

明十三陵

尽管风水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其中不乏荒诞无稽的说教和蛊惑人心的骗局，但在它的合理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历史上确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和皖南徽州地区的村镇就是其中的典范。

十三陵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在具体确定他们的墓址时，都有风水师参与其间。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感人效果。

明十三陵地形和帝陵分布示意图

皖南村镇中的风水术

徽州属丘陵地区，村镇选址的理想模式是：枕山、环水、面屏，即基址后有山作倚托，中间有水流过，前面有较小的山作为屏障。在平原地带，水流就代替山脉而成为“龙脉”。如果用风水理论检验村镇的地形有某些缺陷（“不吉”因素），可以用人工开圳塘、筑丘坝、植树林、造桥梁、建亭阁等方法来加以补救。例如黟县宏村，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邻县休宁风水师提出须在村中开挖池塘，把溪水积蓄在村内，方可使子孙科甲鼎盛。这个池塘现称“月塘”，对村内居民的洗濯、防火、美化环境仍起着重要作用。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又有人提出还须在村南筑坝开池以蓄更多流水可使子孙逢凶化吉。这个池塘面积较大，现称“南湖”。其实这种挖塘筑池的水利工程完全是造福于民的举措，只是倡议者用了神谕式的凶吉观来获取居民的支持而已。风水认为水是财富，是“气”之所依，所以水流的出口处应有“关锁”，以便留住吉气、财气。关锁的形成，一是靠地形，即村镇的水口应是山环水绕、曲折有致，犹如门户；二是靠人工在水口架桥，或适当改造地形。徽州许多村镇都在水口建桥，而且多数是廊桥（即风雨桥），既达到了风水的要求，又形成为村镇的交通要道和公共活动场所。例如许村高阳桥，桥的周围还有牌坊、楼阁、庭园等建筑，形成村头活动中心。又如棠樾村，它的水口原来仅在西侧有一座小山，而东侧平坦，无所关拦，明代沿溪流筑了七座土丘，称这为“七星墩”，土丘虽小，但可借“七星”在人们心理上的作用以加强“关锁”。

安徽歙县宏村南湖

安徽歙县许村高阳楼，系水口廊桥

北京宫殿

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群北京宫殿，曾经有二十四个明、清皇帝在其内统治中国达五个世纪之久。宫殿的营建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完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共建房八千三百五十间。其后历明、清两朝，宫中建筑物屡有重建、增建，但宫殿的总体规模与布局框架在永乐时代已经奠定，以后的变化只是局部性的。
 

从景山之上向南眺望，紫禁城的主要宫殿位于中轴线上

明初营建这座宫殿是在元朝大内旧宫的基址上进行的。元朝覆灭时，大内旧宫未遭破坏，后来被改成朱棣的燕王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就将旧宫全部拆除，再按照南京宫殿的模式重建新宫。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北京宫殿。

明代的《北京宫殿图》

北京宫殿中的“外朝内廷”、“东西六宫”、“三朝五门”、“左文华右武英”、“左祖右社”、人工堆作万岁山等做法，是仿照明初南京宫殿的模式，连殿宇门阙的名称都与南京相同。但北京宫殿也有所发展。首先，规模比南京大。目前所遗南京紫禁城基址南北方向深度约比北京紫禁城少200米，南京午门东西方向宽度仅为北京午门的四分之三。其次，离宫、园林有所发展。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只是利用元代遗留的太液池而无所兴作，明中期以后，这里的亭台殿阁不断兴建并扩大开挖太液池，使之成为重要的皇家园林。此外，还把一处习射用的“东苑”建成为山水花木与殿阁交相辉映的离宫，称为“南内”。最后，又把万岁山建成离宫区。

建筑北京宫殿只化了四年时间，这么大的建筑群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显然和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技术的优点是分不开的，但也和提前备料有关。早在永乐五年，明成祖就派大臣们分赴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运木料。砖的生产主要依靠山东临清和江苏苏州两地，其中苏州生产的铺地方砖质地细密，坚实耐磨，尺寸可达10厘米×80厘米×80厘米，被称为“金砖”，由于制作过程复杂，从取土到成砖需要有一年的时间。石料采自北京西南郊房山，是一种称为“汉白玉”的大理石，色白而质匀。琉璃瓦则在京郊设窑烧制，有黄、绿、蓝、黑等色。

木构架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易遭火灾，北京宫殿建成后的第二年（1421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就因雷火被焚，第三年（1422年）乾清宫又被焚。重建后的三大殿又于公元1557年及公元1597年两次焚毁。在建筑布局上，主殿两侧用斜廊联结东西庑、三殿之间用穿堂联结的办法，又造成一处起火延及一大片的严重后果。虽然当时也采取了一些防火措施，例如廊庑每隔若干间设一道防火墙，屋面基层内加锡片，后宫各庭院之间用高墙分隔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防雷措施及布局上的缺陷，终未能防止火灾的发生。

黄琉璃瓦、汉白玉台基与栏杆、红墙、青绿色调的彩画，这是北京宫殿色彩的基调，在蓝色天幕笼罩下，格外绚丽璀璨，显示了皇宫的豪华高贵、与众不同的氛围。按照“五行”说，青、白、红、黑、黄五方位色中的黄色代表中央，是皇帝所在。因此，琉璃瓦以黄色为最高等级。北京宫殿主要建筑用黄琉璃瓦以显皇威，即源于此。

紫禁城

新建的大内宫殿仍沿旧宫基址的原有轴线布置，但向南移动了0.5公里左右。宫城（紫禁城）面积约73公顷（760米×960米），四面开门，四隅设角楼。全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供处理朝政、举行典礼、召见大臣、接待宾客等用；内廷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场所。外朝以中轴线上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为中心（三殿用穿堂联结），左前（东）方配置文华殿，右前（西）方配置武英殿，形成“品”字形格局。文华、武英两殿都是皇帝的别殿（便殿），是皇帝召见臣下和斋居之所。文华殿又是读书、授课的地方，殿内供有孔子像。武英殿又作为皇后生辰时大臣们的“命妇”在此进贺的场所。内廷的建筑以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宫为中心（三宫也以穿堂相联），这是皇帝和皇后的住所。在中宫的东侧有东六宫及东房五所，西侧有西六宫和西房五所，供妃子和宫女们居住。东西六宫中靠近三宫一侧的中间一宫是“贵妃”所居。此外，内廷还有供皇太子和皇子们居住的瑞本宫，祭祖用的奉先殿（内太庙），先朝宫妃养老的仁寿宫，以及管理宫内事务的各种司、局等建筑分布于东外侧；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咸安宫和一些佛寺、道观等建筑则布置在西外侧。在紫禁城中轴线的最后部分还有一处小园林——御苑，园中亭榭、树木、假山的布局接近对称，缺乏中国传统园林的意境和情趣，聊备一格而已。靠近西、北二面宫墙的周边地带，还有称为“廊下家”的供应皇室生活必须的各种库房。

明紫禁城角楼

太庙和社稷坛
在紫禁城前两侧还有二组重要建筑群，东侧是太庙，奉祀皇帝历代祖先，这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西侧是社稷坛，坛上铺五色土——东青土、南红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黄土。土由各地州府送来，这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两组象征意义极强的建筑是根据传统的“左祖右社”的形制来布置的。

万岁山
在紫禁城外的正后方有一座人工堆成的土丘称为万岁山，本是大内镇山，到明朝后期才逐渐建造宫殿、亭阁，周围遍植果树，开辟习箭用的射场，成为园林化的离宫别馆区。

皇城五门

由奉天殿向南沿中轴线布置有五座门，依次是：

一、奉天门，门屋内设御座，是皇帝每日朝见群臣裁决政务之处。门前庭院两侧东、西庑内是编写《起居注》和《实录》之处（前者记录皇帝生活起居，后者记录朝廷大事），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也在这里编写；

二、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百官上朝在此门前等候，征战班师时，则在门前举行献俘典礼。门的形式是从唐宋的门阙演化而来，在“冂”形平面的高台上建造木架建筑，下通五个拱券门洞，是一座庄严雄伟的城门建筑；

三、端门，也作城门形式，但无实际用途，是礼制上所需的仪门；

四、承天门，形式和端门相同，是皇城的正门，皇帝颁布诏书、最高司法机关秋天判处重囚都在门前举行；

五、大明门，是皇城的外门，门外就是市区。

按照儒家对礼制的解释，皇宫有三朝五门，“三朝”是外朝一、内朝二，或称大朝、常朝、日朝，在明北京宫殿中就体现为外朝三殿。但实际使用上每日朝见主要是在奉天门举行的，只有元旦和冬至等大朝会、皇帝生日贺礼及大宴会等才在奉天殿举行。而华盖、谨身两殿仅作为召见臣下、赐宴亲王、皇帝更衣等用途。

“五门”就是上述从奉天门到大明门延展在1.5公里距离上的五座门。“门”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象征意义于此可见。
 

明紫禁城午门的南向

明紫禁城午门的北向

明代住宅建筑

住宅在古代不仅是居住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宅主身份的标志。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比较粗略宽松，例如宋代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在宅前造乌头门，庶民屋舍只许进深五架，门屋只许一间，不许用飞檐、重拱、四铺作、藻井和五彩装饰等。重点在于区划官员和庶民之间的身份差别。到了明代初期，对住宅的等级划分严格了，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针对庶民的，如今已针对品官了，这就意味着除皇家成员外，不论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顶，只能用“两厦”（悬山、硬山）。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员的住宅分为四个级别，从大门与厅堂的间数、进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则不许超过三间，不许用斗拱和彩色。以上这些反映了明代等级制度的森严在住宅形制上已有充分表现，但逾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江苏苏州一带的民居中，仍保存着一批十分精美的贴金彩画和砖石雕刻。

江苏苏州明代民居内的贴金彩绘

中国住宅遗构今所知的最早实物是明代的。已经发现的明代住宅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其数可以百计。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和技术传统的差异，使各地住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

丁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之南，村内至今保存传统民居三十一处，其中二处是明代建筑。

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

一座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位于丁村东北隅，是一组四合院，大门一间设在东南角，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及倒座各为二间，按传统习惯根据木构架分间，应是三间，可能是由于木构架开间过小，不利于布置室内火炕，所以分作二间使用。正屋、两厢和倒座之间并无廊子联结。其形制符合明代庶民屋舍的规定，只是正屋梁上有单色勾绘的密锦纹团科纹饰，似稍有逾制之嫌。

另一座建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位于前座宅的东侧。由两进院落组成，现仅存大门及里进院，外院倒座及两厢均已不存，两院之间的垂花门也已毁去。从现存建筑看，平面布置后者比前者多建外面一进，其余基本相同。

由于山西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故两宅内院南北狭长，以取阳光。墙体较厚，可以保温御寒。当地雨量稀少，故次要房屋仅用仰瓦铺设，省去盖瓦。根据风水之说，正房在北、大门在东南的布局属于“坎宅巽门”的吉宅，这种宅型在北方一带颇为流行。

山东曲阜衍圣公府

孔子嫡裔孙有世袭的爵位，自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以后的封爵是“衍圣公”，其职责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的族务。

衍圣公府习称“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我国现在唯一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孔府的现有规模形成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场大火把孔府的内宅一扫而光，因此留下的明代原物主要是内宅以外的部分建筑物，即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两厢、前上房、内宅门及东路报本堂等。其余均为清代重建或增建。

孔府的大门

孔府占地总面积约4.6公顷，分为公衙、内宅、东学、西学和后园五部分。公衙是衍圣公举行庆典和行使权力的场所，其形制和明代一般州府衙署相似，大堂居中，前有三重门和东西厢房。二堂是会见官员、处理族务之所，与大堂间有穿堂相联，仍是唐宋以来盛行的工字形平面。两厢是六厅吏员办事之处；内宅和后园是宅眷居住部分：东学是衍圣公读书、会客、祭祖的地方；西学是家属读书、宴饮、待客的场所，建筑形式与庭院布置有较多生活气息，庭中植竹树花卉，配以奇石、盆景；后园虽有较多树木，但布局零乱，缺乏传统园林的意趣。

孔府二门内的大堂

孔府沿中轴线从大门到后园全长250米，共有九进院落。衍圣公是孔孟礼教的忠诚卫士，在孔府建筑中内宅门是区别内外、区别男女的严格界限。内宅用水由外面肩挑到内宅外墙上水口导入，光绪十一年的内宅火灾也因外人不得入内宅而任其延烧。这重重门堂和难以逾越的礼教限制，真可说是“侯门深似海”了。

根据明代品官第宅制度，作为二品官的衍圣公（实授二品，但有一品的袍带），他的府第应是“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油绿，兽面锡环”，屋顶用“两厦”悬山顶。检之实物，一一相符，不愧是遵礼守法的典范。笔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见孔府彩画，都是不用金的青碧绘饰彩画，构图优美，格调素雅，尚存明代遗风，也符合衍圣公的身份。可是近期重绘的彩画已用了清官式大小点金旋子彩画，不仅与孔府身份不称，也降低了彩画的艺术性，更不符文物保护要求。可嘉的是，穿堂和三堂内宅门等处尚存明代“青碧绘饰”的旧制。

孔府的单体建筑中，以仪门（匾曰“恩赐重光”，故又称“重光门”)最有特色，是中国垂花门的最早遗物。此门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是一座三间三楼独立式垂花门。其木质柱子用抱鼓石座挟持，柱上用梁枋悬挑垂莲柱承受屋檐重量。平时此门不开，只在迎接圣旨或举行祭典时才开启使用，仪门之名由此而来。

孔府的仪门又名重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