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建筑艺术

    中国现代建筑艺术泛指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的建筑艺术及其风格。
 
中西交汇风格多样时期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发展迟缓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中国建筑形式是以高度成熟的木构架体系为主体的多民族建筑体系，具有独特的、程式化的传统风格。西方建筑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除一些早期教堂、圆明园西洋楼和广州十三夷馆等少数西式建筑外，中国建筑一直处在与西方建筑完全隔膜的状态。鸦片战争后，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成批西方建筑传入中国。近代建筑类型和近代建筑技术接踵在中国出现，产生了中国近代的新建筑体系，形成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中新旧建筑体系并存，中西建筑风格交汇及其相互渗透、融合的状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建筑转向近代的进程十分曲折，发展状态很不平衡，建筑风格异常多样。

    1840～1949年这段时间，传统的旧建筑体系仍然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在一百多年间，广大的中小城镇和农村，仍然依赖传统的建筑材料和营造方式，继续沿袭木构架建筑体系；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延续着各自的民族传统建筑；宫殿、坛庙、陵墓、王府、衙署等传统建筑的主要类型，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终止了建造活动；盛行一时的建造大住宅、大祠堂的热潮，出现了虚夸、繁缛的不良倾向，暴露出旧建筑体系的衰落趋势。会馆、茶园、戏园、酒楼、澡堂、客栈等娱乐业、服务业建筑和绸缎、百货、商场、菜市场等商业建筑，普遍突破了传统的建筑格局，扩大了人际活动空间，树立起中西合璧的洋式店面，显示出旧建筑体系的脱胎变革和中西建筑的交叉渗透，广泛影响着城市商业街道的风格面貌。散布在各地城乡，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经济实惠，灵巧活变的民居、园林和其他民间建筑，则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延续着旧体系建筑的活力，构成中国近代城乡建筑民族风格的宏观背景。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相联系的新建筑体系，是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新事物和发展主流。这些新体系建筑，从风格面貌上明显地分为两大分支：即照搬、引用外来建筑形式和沿用并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它们的演变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新建筑风格发展的基本脉络。

外来建筑形式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30年代，欧美各国建筑经历了由古典复兴、浪漫主义经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向现代建筑转化的变革时期，这些建筑风格都曾先后或交错地呈现在中国近代新建筑活动中。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多国占领的租界城市，混杂着欧美各国当时流行的建筑风格，城市面貌较紊杂。在青岛、大连、哈尔滨等一国占领的租借地城市，则呈现着经过统一规划的、较单一的建筑风格，城市面貌较协调。早期的外来建筑，如外国领事馆、洋行、银行、饭店、俱乐部及外国建筑师为清末新政、立宪和咨议活动所设计的总理衙门(迎宾馆)、大理院、参谋本部、咨议局等，大多是西方古典式或殖民式的建筑。散布在各地的教堂，除少数采用中国式外，一般都沿用各教派的固有格式，多为哥特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式等。进入20世纪后，外来建筑形式逐渐以折衷主义为主流，其主要表现是在不同类型建筑中，分别采用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等不同的式样，或在同一建筑上自由混合各种式样。上海汇丰银行大厦(1923)、江海关大厦(1925)等20年代兴建的一批高楼大厦多数属这个类型。同时期中国留学欧美回国的建筑师所设计的建筑，如清华大学礼堂、北京大陆银行、天津盐业银行、南京东南大学图书馆等，也属于折衷主义风格。20年代末到30年代，欧美各国进入现代建筑活跃发展和迅速传播时期，中国近代新建筑也开始向现代建筑的趋势转变。上海华懋饭店、沙逊大厦、都城饭店、北京清华大学化学馆、沈阳东北大学图书馆等反映了它的早期趋势；上海河滨大厦、百老汇大厦、毕卡地公寓、天津中原公司等，反映了它的进一步发展；而上海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大连火车站和南京馥记大厦等，则已经是比较地道的现代建筑了，不过这类建筑活动不多。


民族建筑形式　

    早在19世纪后半叶，已经出现了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雏形。最初有两类：其一早期的新功能、旧形式建筑，如上海早期江海关(1857)、上海江南制造局机械厂(1865)等，功能是近代的而沿用传统的庙宇、衙署形式；其二早期的中国式教会建筑，如上海浦东教堂(1878)、圣约翰学院(1894)和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1907）等，按新功能设计平面而沿用当地建筑形式。从20世纪20年代起，近代民族形式建筑活动进入盛期，尤其是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大约10年间里达到高潮。形成这一潮流的主要背景是：①五·四运动以来，民族意识高涨，“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建筑界和社会的普遍呼声；②国民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政策，在当时制订的《首都计划》和《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中，对建筑风格都指定采用中国固有形式；③当时中国建筑师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学院派的设计思想，很自然地把运用中国民族形式当作折衷主义的一种式样来创作。一些外国建筑师也投入了这一行列。于是，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建造的一批公共建筑中，涌现出一幢幢不同式样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筑。这批建筑从单体建筑造型来说，主要有3类：①复古式建筑， 从整幢体量到细部装饰全部模仿定型的古建筑法式，如南京中央博物院（1936，梁思成顾问，徐敬直、李惠伯设计），仿辽代木构大殿；南京中山陵藏经楼（1937，卢树森设计），仿清代□嘛庙殿阁；北京燕京大学（1922～1930，美国人H.K.墨飞设计），校门仿清代府第门殿，方阁仿清代楼阁，水塔仿辽代密檐塔。这类完全复古的形式显然要以损害功能和增加投资为代价，所以建造数量不多。②古典式建筑，总的形体服从新功能要求，突破古建筑法式，但保持大屋顶等传统的造型元件和较严格的古典构图比例。著名的有南京中山陵(见中山陵建筑群)，广州中山纪念堂(1928，吕彦直设计)，原上海市政府、博物馆、图书馆组群(1929～1934，董大酉设计)、北京图书馆、武汉大学组群等。古典式建造数量较多，是当时民族形式创作的主流；③折衷式建筑，是对古典式的进一步简化，取消了大屋顶和油饰彩画，只在新建筑体量上适当设置一些经过简化的古建筑构件作为装饰，起符号作用。北京交通银行(1930，杨廷宝设计)、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1932，梁思成改建门面）是运用符号较多的实例；南京原外交部办公楼（1933，赵深、 陈植、 童□设计）、上海江湾体育馆（1934，董大酉设计）是略为点缀少量符号的实例;上海中国银行大厦（1936，公和洋行和陆谦受联合设计）是高层建筑运用民族形式符号手法的尝试。这类建筑较好地取得新功能、新技术、新造型与民族风格的统一，是当时民族形式创作探索的重要进展。
   
中国建筑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建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推动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现代建筑在数量上、规模上、类型上、地区分布上、现代化水平上都突破近代时期的局限，展现出崭新的姿态。在政治路线、经济建筑、意识形态、建筑方针政策、建筑科学技术、传统建筑文化、外来建筑文化、建筑创作思想等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制约下，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演变过程：

       50年代前期的复古主义。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 1个五年计划。在全盘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建筑界接受了苏联当时的建筑创作理论，把建筑创作等同于一般文艺创作，把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视为“没落的世界主义”文化，把强调民族风格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把“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提到建筑创作方向的高度来贯彻，从而掀起了创造民族形式的热潮。在北京陆续建造了友谊宾馆、三里河办公大楼、地安门宿舍、中央民族学院、亚澳学生疗养院等建筑。在其他城市也出现了重庆大会堂、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南京农学院教学楼、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组群等建筑。这些建筑基本上沿袭着20～30年代的古典式手法，以局部应用大屋顶为主要特征。这种一刀切地普遍滥用大屋顶，形成新中国建筑中一股被称为复古主义的潮流。与此同时，也建造了一批不带大屋顶的、以在古典构图体量上采用传统细部装饰为特征的民族形式建筑，如北京首都剧场、建工部办公楼等。这阶段也出现了像北京和平宾馆（1951，杨廷宝设计）、北京天文馆（1954，张开济设计）、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大楼（1955，夏昌世设计）、北京电报大楼（1956，林乐义设计）等摆脱传统形式束缚、格调质朴清新的出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