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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筑设计与历史理论中国建筑界十分富有中国特色：由于长期战乱，近现代中国的营造业发展迟缓，老一代建筑师如杨廷宝、童、刘敦桢、冯纪忠以及刘光华等都分别到大学建筑系任
中国建筑界十分富有中国特色：由于长期战乱，近现代中国的营造业发展迟缓，老一代建筑师如杨廷宝、童、刘敦桢、冯纪忠以及刘光华等都分别到大学建筑系任教。一来，在大学里可以研究点问题，做点学问；二来，谁都 明白当 教授是个铁饭碗，即使是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在儒家思想支撑着的中国，教授们仍然还是有事做，有饭吃的。
教书的人多了，笔墨文章自然也就丰富了起来，加上眼看着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遗产无人记录整理，南北知名学府的教师们如刘敦桢、梁思成等带领学子，用了大量的经历，著书成册，打下了中国建筑史学与理论的基础。他们的工作方法、成果，为后来的学生所承继，一时间形成了中国建筑史学的主流。
现代中国，仅五十年间，既要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又要搞各种政治运动，在享受着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日子里，建筑艺术被视为封、资、修意识形态。多年来，设计实践走向了清教徒式的胡同，建筑设计在中国变得比较单纯，作风朴质而简约，所谓的建筑艺术只能到史书中去阅读一、二。可悲的是那些建筑史书的作者，当时居然只是靠阅读文献、做翻译存活，竟没有实地考察，就能编出史书来。就这样的书，要么买不到，要么成了禁书，不许看。如此封关闭国，又一会儿必修俄文，一会儿必修英文，能接触外文资料并翻译成中文的人就自然成了学者。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来中国讲设计的外国人就像今天到中国来开拓建筑市场的外国人一样多。只是那时的来者都很纯，大都爱说的是“学问”之类，当时即使是“拉洋片”也会让那些如饥似渴的学子们Ji动不已。那时的中国建筑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连一个普通的酒店都得请洋人或者香港、澳门人来设计。
一时间，建筑理论与史学也火了起来，成为了学问之所在，真可悲！建筑设计作为一个实践学科，而广大实践者，天天盼着别人讲自己的实践体验，告之或者间接地告之自己一点过日子的观点。
作为过来人，我亦亲自体验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历史阶段。如其说当时重视了理论与历史的话，不如说当时信息匮乏，而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设计实践都是后来的事了。
就整个发展过程而言，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作者特别是那些可爱的教师们，为毫无生气的建筑学学科不断地提供“安慰剂”，为后来的建筑进步打下了相应的思想基础。从本质上讲，多年来的中国建筑与理论研究只是停留在 case study 的阶段，深入地跟进时代的理论研究非常落后，建筑批评几乎成了禁区，少有力作。近来，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诸多问题特别是建筑理论亦无人问津了。很显然，此一客观状况，对建筑设计实践是很不利的，极容易造成实践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带来的混乱又被称之为“多元化”，甚至用艺术风格这类极不严格的语汇来讲述作为“产品”设计的技术含量很高的建筑设计工作，反而对建筑材料、构筑技术以及相应的不可回避的能源问题、污染问题不够重视，缺乏讨论。
那么，当代中国的建筑理论工作的重点又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一个与城市设计相关的设计思维体系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建筑师如果不研究城市，不理解规划，不研究交通，是无论如何无法设计大型建筑的。这个问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艺术问题，也不是哪个人的个人能力和手上功夫问题，而是一个有必要作系统研究的综合性理论问题。传统的建筑设计理论体系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崭新的综合知识框架了，而这个框架的构成又必须从基础理论研究和建筑教育作起。我们的国家需要一批既有宏观思考能力又有动手技能的建筑师。他们的成熟过程需要两代人的时间，当然，凭得不是年龄大小，资格深浅，而是信息的占有、分析能力，以及他们是否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和明确的思维路线。其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筑就是生活，就是文化本身。没有明确的文化属性、文化基础的建筑，根本谈不上什么建筑艺术，这既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又是一个具体的、个性的问题。对于建筑文化思想的研究几乎是个永恒的课题，这一研究不能像卖大力丸那样去自吹自擂或者互相吹捧，而是要回到民间去，东、南、西、北、中的地方，做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否则，“根”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枝叶茂盛呢。最后，是一个与建筑有关的环境科学基础的研究。我想，这一点我就用不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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