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西师 | 白光弼：平凡的旅程

白光弼：平凡的旅程

——回忆我在西北师大的工作

白光弼口述

蒋函秀整理

白光弼（1926—），教授，甘肃和政人。1949年到西北师范学院理化系工作。曾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1992年荣休。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我于1926年出生于十分落后偏僻的甘肃省和政县农村。三岁多因河湟之变随父母逃难到临、渭一带，七岁时才回家乡上小学。孩提时代受过很多苦，被遗弃和送人抚养。艰辛的经历铸成我呆板的性格，却磨练了我坚韧的毅力。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解放前度过的，但我是在解放后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1949年6月，在解放军向兰州挺进，蒋马反动派濒临崩溃的时刻，我毕业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化学系。由于学习成绩优异，随即留校任教。1951年“三反”运动中，我因短期管理过仪器和药品，被错定为“大老虎”而遭到审查与批斗。1956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至1958年8月去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进修稀有元素分析化学。回国后，长期从事分析化学及稀有元素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78年至1983年间任化学系主任；1983年至1991年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后为化学系及化学研究所教授，中国化学会会员，甘肃省化学会执行理事长（1988-1989年度），中国稀土学会会员。我从1945年秋进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习，1949年夏毕业留校工作逾40个春秋，退休后也是在西北师大度过的。解放前后学校巨大变化是我们伟大祖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我自己不仅是个见证人，而且也作为弄潮儿之一，亲身参与了变革的洪流，饱尝了其间的酸甜苦辣。

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接着平、津沦陷。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等相继西迁陕西，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又迁陕南城固，改称西北联合大学。不久，西北联大所属各学院先后独立设置，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便于1939年8月在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即北平师范大学）独立设置后诞生了。1940年4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西北师范学院从陕西城固迁往甘肃兰州，并规定兰州为本院的永久校址。1941年5月奉令于兰州成立分院筹备处。11月1日兰州分院举行开学典礼，12月底开课。从1941年起，城固本院旧生陆续毕业，不再招收新生。1942年，西北师院本院由城固迁到兰州，城固改为分院。1944年底全部迁校完毕。我于1945年底考入本校理化系，1947年秋理化系分设为物理、化学两系，我进入化学系直到1949年夏天毕业。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搞得民穷财尽，对教育极不重视，所以本校的校舍极其简陋，师生员工的生活十分艰苦。我进校时的理化系，只有干打垒的土顶平房六间，其中一间为系主任办公室，一间为仪器药品室，其余四间为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各两间）。设备的简陋真是不堪言状。我记得力学实验都是物理教师自制的木质装置。化学药品只有一小橱。当时任管理员的是一位粗识字的工友，他基本上不认识药品符号和学名，但他可凭颜色和其他特征取出你所要的药品。药品之少得可怜，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学校从美国订购了一架分析天平和一部分玻璃仪器，几经辗转，滞留重庆，无法运来兰州。由于方乘教授的力争，学校当局才通过国民党空军运了回来。方先生一丝不苟、严格要求的严谨作风，对我起了很大的熏陶作用，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解放以来化学系的变化可真不小。50年代落成的近两万平方米的理科大楼中，化学系拥有近三千平米的实验室，同时购置了大量的仪器和药品，开出了各门学科的实验。化学系不仅重视学校的中心教学工作，而且在老教授的带领下，一直重视科学研究。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化学系师生在“文革”的十年浩劫尚未结束时，就研制出了几种国内尚属空白需要进口的引发剂系列产品，并在兰化工人师傅的参与下办起了“五七”化工厂，生产了合格的助剂，填补了国内空白，节约了外汇。而且，以“兰州助剂厂”命名的“五七”化工厂，由于得到化工部与省石化厅的关怀，已发展成为拥有300余名职工、生产20余种产品的中型化工厂，不但在化学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方面成为基地，而且给国家创造了可观的利税。

我校在50年代为教育部直属的六所高等师范院校之一，现为省属重点学校。我们这所历史比较悠久的学校，是有既搞教学又搞科研的优良传统的。抗日战争期间，我校在兰州创建之初，师生在颠沛流离的情况下，科学研究工作并未中断。1942年3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创刊，这是我们学校解放前的学报，由于经费拮据，解放前只出了三期。科研机构方面，早在1938年西北联大时，即成立了师范研究所。在那十分艰难的岁月里，以黎锦熙、李建勋、袁敦礼等名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的科研成果，那可真是硕果累累。50年代，由于学校规模发展很快，教学改革任务很重，所以50年代是西北师院在教学方面打基础、奠定规模的时期，它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中学教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1958年正式出版了学报、也召开了一年一度的科学研讨会，但因忙于教学，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之处。

我一向认为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要有一批学术造诣深的教师。我主持学校工作的八年中，十分强调科学研究对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尽管学校的科研经费十分紧张，但我还是鼓励教师提出课题，以争取国家和省上的科学基金和省教委的支持。曾集中有限的财力充实计算中心和电教中心，并争取第三批地方院校世界银行贷款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赠款，以充实理科各系和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设备。我们也曾争取省教委的大力支持，购进了台湾版的《中国方志丛书》（4183册），《四库全书》（1501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973册），《敦煌宝藏》（140卷）等大型丛书。这些投入和资料为师生提供了必须的精神食粮。

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甘肃省也是一样。根据我校所处地区的特点，在考虑如何办好西北师大时，不能不考虑民族师资的培养与民族教育的研究。1985年6月，教育部在兰州召开了“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工作会议”，宣告了“培训中心”成立。我和我的前任李秉德、张昌言教授费尽周折争取创办“培训中心”都是出自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衷心拥护和加速发展学校的迫切愿望。几年来，由于国家教委的关怀与支持，学校得到了1200余万元的基建投资，有力地弥补了我省财政投资之不足。其次，亦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培养了400余名中学师资，受到了中央与西北地区有关领导的赞许，使我校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影响。

纵观一生经历，诚属跌宕起伏，颇具戏剧性。时人或许讥我“一身酸气”，而我却是“两袖清风”，怡然自得。我活得无怨无悔、坦然、荡然，今虽身有顽疾，但毫无恐惧之感。我是抱着顺乎自然之心，以终天年。

来源：《西北师大报》总第501期

责编：王瑞雪

编辑：刘心颖、王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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