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行 | 许嘉璐：像UIC这样的学校办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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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像UIC这样的学校办晚了》

作为一位耕耘不辍的教育工作者，许嘉璐先生对UIC这个年幼稚子无疑是偏爱的。他出现在UIC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更不吝给予赞美之词，例如引用率颇高的两句话：“UIC的成立将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辟一条新路”，“如果我年轻50岁，一定会报考UIC”。

第一句出自2005年许嘉璐先生在UIC成立暨奠基典礼上的致辞，第二句则是2010年学习资源中心（图书馆）落成时许先生的感慨。如果说，前者饱含着许先生对UIC的期许，那么后者则道出了他在办学五年初见成绩后的欣慰。

那么，当UIC跨越了第一个十年节点，许嘉璐先生又会给出怎样的评语呢？

UIC的创办是时代

赋予的使命

许嘉璐先生在北师大从教五十六年，其间曾经从政，但始终没有离开讲坛。他多次出访五大洲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走得越远，越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用他自己的话说，“跳出原有体制的框架，我开始思考怎样推动中国教育的改变。”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我们自己身边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校品种，把别人在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管理机制方面的好东西引进来？答案在2003年终于有了。这一年，在许嘉璐先生的推动和参与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实施。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签订合作协议。2005年4月，UIC获国家教育部特批成立，成为国内**内地与香港合作创办的高校。

“像UIC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办晚了一些，这不是后悔，因为如果中国改革开放不到一定阶段，如果教育事业发展没有遇到困惑，就不会有中外合作办学及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我们要认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时代赋予的，不由人做主。”许先生说道，“希望UIC的孩子们认识到这个机遇来之不易，他们赶上了好时候，应该珍惜。”

一方面中国内地高等教育有迫切改变的需求，另一方面香港浸会大学也在思考为祖国的教育做一份贡献，大家不谋而合，UIC应运而生。

UIC从设想到创立再到办学，首先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两个母体。浸大在教学资源、人力资源和经验方面，都给予了UIC很多支持，而北师大的校领导和教授们对UIC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的宽容，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在政府层面，UIC也同样受到了礼遇。对此，许先生也心存感激。

2009年3月，许嘉璐颁发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全人教育奖学金给一名香港学生

“要知道UIC当年申请办学的时候，是全国中外或香港与内地合作办学的第二家，第一家是宁波诺丁汉大学。一个新生事物怎样允许她出生，以后又怎样爱护她、帮助她、管理她，这些都没有经验。但是，教育部、广东省政府以及珠海市政府顺当地通过了审批手续。每一次UIC有需求，三级政府都能按照法律法规，尽力支持、给予方便。例如，UIC新校园的300亩地就是珠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也希望这所大学能给珠三角、中国乃至世界，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现代大学有三个趋向：

个性化、国际化、社区化

身处于一个多元开放的世界，所有大学都在寻找自己的发展趋向，以应对当下和未来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许嘉璐先生看来，现代大学基本都具有三个趋向：个性化、国际化、社区化。

“第一是个性化，就是每个大学要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原来人们认为只在于专业设置，其实不尽然，管理、氛围以及专业都该有自己的特色。第二是国际化，即使欧美大学已经和世界其他地方有了密切联系，现在也在努力走向国际化。这里的国际化兼顾东方和西方，思考、研究全球问题。第三个趋向是社区化，就是学校要走出校门，进入社区、为社区服务。”

许先生以UIC为例说明，“成立至今，我体验了很多由学生主办的很有创意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舒缓了学习的压力，也锻炼了学生的能力。这也就是UIC说的全人教育、四维教育、博雅教育，这三者合起来，UIC的特色和个性开始渐渐显露出来。”

而对于UIC这个内地和香港两地联姻的新生儿，怎样在保有个性化和国际化的同时做好社区化，无疑是一个新课题。“内地和香港在处理事情上确实存在一些差异，包括法律法规在内。太过内地化，就会没有独特的风格；完全按香港模式办，又会不合国情。因此，我们只能立足珠海，尽力为当地社群做好服务。这是京港融合的切入点。”

UIC学生时常去珠海当地的中小学、福利院做义工；学校在社会管理、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多方面为珠海政府建言献策、提供培训；毕业生也会留在珠海工作或创业等等。许先生强调说，“社区化是未来大学必走的一条路。”

以中国文化为主体、

广泛吸取世界的好东西

UIC从创校之初就怀着办成一流博雅型大学的理想，十年办学，不忘初心。“我们要做出这样一种博雅教育：以中国的文化为主体，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所有好的东西，让孩子们既博又雅。”许嘉璐先生如是概括。

在2015年11月第八届中美博雅教育论坛上，许嘉璐与欧柏林学院等大学代表在合影前交谈

在他的理解，“博”是广博，让学生能够有广泛的知识和最大的视角；“雅”是高尚，精神的高尚，举止的高尚，生活的高尚，要培养孩子视野广阔，知识丰富，又有高尚的追求，快乐幸福地度过一生。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学校、老师以及同学们长时间的摸索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评议，这种评议本身就是财富，我们可以广收博取、兼收并蓄。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包容，多元之间相互学习、彼此补充。”

教授治校：

管好大事，兼顾效率

近年来，“教授治校”和“去行政化”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热搜词。大家都在探索：教授如何在治校上发挥更大作用？而在UIC这个行政色彩本来就不浓的学校，教授治校更关乎学校的管理模式。

对于这个问题，许嘉璐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在我访问欧美的顶尖大学时，发现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大家都了解，教授的个性很强，都有自己的见解，那么如何兼顾效率？我理解的教授治校应该是教授管大事，因为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任务，时间不充裕。比如UIC，由教授组成负责不同领域的委员会，在大事上做出决议，提供给校长抉择，领着行政人员去做。我想这就达到了教授治校。”

当被邀请对UIC第一个十年给予简短评价时，许嘉璐先生稍稍停顿后说道，“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不能心急，改革涉及到观念，观念体现在习惯上。我期许的UIC不仅要培养内地、香港和世界需要的人才，我还期望产生更大的效应——推动内地高校的改革。这个愿望目前还没有达到，但是UIC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对照参考的学校会越来越多，我对我的期望是有信心的。”

许嘉璐先生于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其后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先生专长训诂学、中国古代文化学，著作甚丰。2003年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在两校共同推举之下，许先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校董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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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艳

摄影：贾朔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