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赤子——冼星海（五）| 回到祖国

编者按

红色的记忆，永远的丰碑。一首首催人奋进的革命歌曲，一个个动人心魄的革命故事，存在于几代人的记忆深处。在冼星海40年的短暂生命中，他为全民族抗战奉献了不朽的音乐杰作，用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中国人在危难时刻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音乐家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逝世75周年之际。我们特推送《黄河赤子——冼星海》系列推文，以缅怀这位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人民音乐家，重温那段峥嵘岁月以及背后传奇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激起我们奋勇前行的澎湃力量。

黄河赤子——冼星海(五) | 回到祖国

星海在法国学习的5年时间，正是祖国灾难重重、危机严重的时候，这常常使他深为忧虑。他在后来写的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我那时是个工人，我参加了‘国际工会’，工会里常放映关于祖国的新闻片和一些照片。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黄包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1927年党派分裂国民党的大屠杀……这些情形，更加使我对祖国充满了思念、隐忧、焦急。”

促使星海回国的是那份永无安定的心情。他曾提到他回国前（1935年夏）最后一次去伦敦旅行的经历，客船登陆时英国政府不允许他入境，边境检查官看着他的身份文件和穿衣打扮，不相信是旅行者，而怀疑他是个偷渡客，在入境处扣押了他几个小时，幸而允许他打电话到领事馆，弄清缘由才解除了麻烦。

在异国他乡，因“中国面孔”“殖民地公民”“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歧视”的不公平待遇让星海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只有中国独立、强大了，中华儿女才会有尊严，才不会受欺负！

那时，为星海钢琴伴奏的那位青年女作曲家很希望他能继续留在法国，虽然杜卡教授去世，星海也已经毕业，而法国有丰厚的音乐土壤可以继续滋养这位未来的音乐家。相对而言，1935年的中国却是战祸连连，灾难不断。日本已经侵占了东三省，并且不断在华衍生恶化，国内物价攀升、经济萧条、灾害不断，各大城市也时常出现学生和民众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示威游行。但是星海思母心切，思乡心切。“想到多难的祖国，以及自己在巴黎所受的种种心酸、无助与孤独，国处战乱，我要尽快回到祖国。”星海谢绝了女青年作曲家的挽留，为了不让这位一直倾心帮助他的法国女子伤心，他把许多曲稿留在她处托管，并安慰她说自己只是回国看看母亲，半年后还会回来。

冼星海回国途径柏林时的留影

1935年夏，星海托朋友在一艘英国货船上找到一个洗菜的差事，就此启程回国。踏上祖国的土地，星海悲喜交加。他在日记中写道：

喜的是一别七年的祖国已经在望，愤怒的是香港的那种建筑一律殖民地式，连颜色也一样。以前未到欧洲不知道此种耻辱，在巴黎看过殖民地展览会，亲眼看过非洲以及安南等地的建筑后，这种愤怒是不能不起来了。待到香港印度巡捕故意为难我们的时候，更加愤恨。到了上海，除了像在香港所受到的不快外，还加上码头工人破烂衣装的刺激，比起在巴黎影片里看到的更要使我难过。

星海见到了他时刻思念的母亲。漂泊海外，饱尝苦痛，是毕生的音乐大志支撑星海度过了那些艰苦岁月。如今学成归来，他多么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既能成就他的音乐梦想，也能让半世辛劳的老母亲，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让他沮丧的是：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和自己的母校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都婉言拒绝了他的求职请求。星海只有招收几个学小提琴的学生才暂时解决了生活问题。

冼星海和母亲在上海的寓所（现建国西路仁安坊七号）

当年的好友张曙来看望星海，推荐他加入南国社，南国社的成员们大多是 “左翼”（左翼作家联盟）进步人士，朋友邀请他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的同时，引导星海加入其中。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先进的群体，星海认识了吕骥、任光、贺绿汀等人，他们都是日后为中国新音乐运动做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家。

这场中国音乐史上的“新音乐运动”是左翼音乐战线在1936年提出的重要口号，认为新音乐应该成为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的武器，应该坚持大众化的方向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1936年春，冼星海的好友司徒乔（前排左一）在上海寓所欢迎留法友人回国（后排左三为冼星海）

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为星海的音乐创作打开了一扇通往人民大众广阔世界的大门。

星海回国后的第一个作品是影片《时势英雄》的插曲《运动会歌》，此时他已经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意识地利用民族形式和中国作风进行创作。

初到上海的星海，还创作了《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小孤女》和《潇湘夜雨》等电影音乐，以及《复活》《大雷雨》《晚会》《卢沟桥》《太平天国》和《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舞台音乐。其中，由星海作曲的《夜半歌声》在当时风靡全国。

在星海的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救亡歌曲，在上海时他就创作了300多首，而且都是在短时间内写成的。

第一首救亡歌曲写于1936年的《五卅十一周年纪念歌》，受吕骥的委托，星海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打破百代公司销售记录的是另一首救亡歌曲《战歌》，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的广泛影响，星海获得了回国后第一份稳定的工作——百代公司音乐编辑。

他创作救亡歌曲固然受到左翼朋友们的影响，更与自己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密切相关。1936年，日本侵华势力不断在中国领土上蔓延，要求政府抗日救亡的活动不断发生，直到席卷全国各大城市，星海也参加了学生抗日游行。

冼星海与田汉

星海的学生马可评价他的这些作品是:“热情坦荡、一泻而下，但又坚实敦厚，劲拔有力，那激愤的节奏、沉毅和灵动的旋律，仿佛每个小节都经过南国海水的冲荡和阳光的投射。”

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更得到了当时文化进步人士的支持，给星海带来了从事音乐事业的成就感，也坚定了他为人民而歌的信心。

星海对左翼音乐家们提出的新音乐运动非常热心。应当时救亡歌曲运动者的要求，星海义务给左翼干部教作曲和指挥，也常常到社会各界的歌咏队教唱歌，这些歌咏队主要有吕骥主持的“上海业余合唱团”、周巍峙主持的“新生合唱团”、麦新主持的“立信音乐研究会”等。星海为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不少音乐干部，孙慎、麦新、瞿维等人都随星海学习和声、作曲、指挥、赋格，并积极参加星海组织的合唱和其它音乐活动。

冼星海（穿背心者）与田汉、张曙等人交流音乐、戏剧

当时，星海已经意识到，虽然他写的救亡歌曲非常流行，但是单纯创作救亡歌曲并不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和所学的技巧，因此他计划写较大的器乐作品。

中国当时处在被外敌入侵的窘境，中国民众的抗敌热情，星海在海外遭受的侮辱、伤害经历，促使星海选择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这首大型器乐曲的题材。

《“民族解放”交响曲》（又名《民族交响乐》）的草稿从1935年7月开始创作，共四章六段，直至1936年秋天才基本完成。当时的草稿只有钢琴部分，直到1937年春才开始写总谱。

这部交响乐是星海的创作理想，所以，不论走到哪里，他一直把这部作品带在身边，从上海到武汉，从延安到莫斯科，星海坚持不辍，1941年春天最终完成。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 《冼星海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版.

2.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

3. 《冼星海专辑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82年版.

4. 图片来源于榄核镇冼星海纪念馆.

供稿：李音、何培禄

排版：张紫怡、王梦瑶

编辑：何培禄、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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