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倪雯冰
40年前,中国迎来了经济特区这一新鲜事物。在这些“试验场”里,中国经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虽是“摸着石头过河”,却也“杀出一条血路”。
40年间,经济特区始终走在社会变革最前沿,为中国经济发展破冰蹚路,打拼出一片新天地。特区是什么?其答案愈加清晰。
破与立
变革都需要突破口。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亟需一个披荆斩棘的尖兵来“搞活”经济。
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开办出口加工区。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与鼓励。“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直白通俗的话里,透着热血与干劲。
图为深圳湾大桥。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经过一系列深入调研,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图为深圳地标建筑之一——京基100大厦。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随着经济特区创建工作陆续展开,短短几年,“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水草寮棚”的渔民村变身“家家万元户、户户小洋楼”,让中国人确信这个方向没错。
图为深圳福田中心区CBD。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尝到“甜头”的中国,于1988年4月决定海南正式改制为省并划定海南省为经济特区;2010年5月,又批准新疆霍尔果斯、喀什设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队伍不断壮大,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样本也由此立起。
图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前的雕塑。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试与闯
一只张开翅膀、伸开利爪,正搏击风浪的大鹏鸟——这是新中国首张股份制企业股票上的图案,也成为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敢打敢拼的见证。
图为位于南山区的地标建筑“春笋”。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由此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深宝安”,更首开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先河。
图为建设中的大百汇中心广场。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不仅如此,深圳还建成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创造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等多项先例。同时,深圳颁布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砸烂“铁饭碗”“大锅饭”;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油肉菜敞开供应,推进物价改革等措施,更突破了众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
图为深圳湾畔的华侨城欢乐海岸。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正是这种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从原有体系和习惯中解脱出来的闯劲,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蹚出了许多新路子。
珠海百万元人民币重奖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界“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汕头特区报》登出“24小时内答复”的口号,在国内首开政府机关对企业服务承诺制先河;厦门市获经济特区立法权后迅速出台《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着眼协调发展……
图为南方科技大学校园。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摒弃陈念、大胆创新,40年来经济特区打造了“知识”“技术”“管理”“对外政策”四个窗口。从这些窗口中,中国看到了世界的样貌,也找准了自身发展方向。
图为深圳市民中心夜景。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兴与新
经济特区成为发展样本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振兴,并有力带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成长。
以深圳为例,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如今发展成辐射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1979年深圳GDP仅有1.96亿元人民币,2019年则达到2.69万亿元。
图为俯瞰大鹏半岛浪骑游艇会。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受益于特区经验与红利,中国经济也迅速成长。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近百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2.5亿人减少至去年末的551万人。
但随着中国高水平开放进入全面提速阶段,经济特区是否还需要“特”下去?对此,中国高层已给出明确答案: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图为腾讯滨海大厦。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尤其在如今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寻求新突破。
而从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到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难预见,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经济特区,还将肩负起新的国家使命。
图为远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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