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秩情缘 | 蒋钦挥：永远的新闻七八级

编者按

建校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广西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学界才俊、政界栋梁、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类建设人才。在我校90周年校庆之际，特推出“九秩情缘——西大校友回忆录”系列推送，记录历届西大校友对曾经校园生活点滴回忆，感受广西大学九十年来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积淀。

永远的新闻七八级

蒋钦挥，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8级学生，曾任广西日报社编委、《南国早报》总编辑、高级记者、教授二级。退休后被聘为自治区政府参事。

离开母校至今已是36年，入学也整整40年了，回忆上大学的前前后后，实在是难以忘怀。

有时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当年村里同班读小学的，共有14人，到了读高小有6人，读初中有4人，读高中只3人，到了上大学，只剩我一个了。而我不一定是同辈中最聪明的，只是他们中好些人阴差阳错，一路被淘汰，到了恢复高考，只有我一个人“赖皮”——没有结婚。

有时候我想：什么叫命？大概不可预知就叫命。

20世纪7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上大学是不敢想的。一是大学停办了；二是我在高中表现不够“好”，挨过批斗，被贴过大字报。有一次学校搞搜查，把我借来的几本课外书收缴了，几个月后老师只还给了我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却不见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一本外国小说。不知学校认为是刘少奇的书不值得收缴，想让我继续“中毒”，还是想让我加强个人修养。毕业鉴定为“该生看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称）的书太多，中封资修的毒太深”。政治评语为“及格+”。因此，高中毕业我回到农村，不作他想，除了卖命干活，与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办起了业余文艺宣传队、文化夜校，自兼老师，还搞了一个篮球队，又在生产队种了几亩实验田，闲时搞点文艺创作。

切莫小看一个县级的地方刊物，对人的成长真是功莫大焉！家乡全州当时办有《全州文艺》，我与之结缘是在中学时代。当时正值“文革”，流行“学了数理化，回去耍泥巴”。我也无心读书，整天逍遥混日子。高中时，与蒋咸美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西颇有名气的儿童文学家）同班且同组。他初中高我一个年级，因是一派的小头头，留了一级。此兄与我相约：一天一篇日记、一首诗、一幅画。我智商低，受他影响，就一天一篇日记、一首诗。半年之后，由于学校搞派性斗争，他留下“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句子，跑到“三线”修铁路去了。我因为个性太直，或许是与他交好，后来成了派性斗争的替代品。所以，我一生对此兄又爱又恨，当然，更多的是敬佩。我被批斗、被贴大字报后，自知将来调出无门，便把数理化全部抛开，平时只看文艺书籍，写点“豆腐块”文章，就往《桂林文艺》《全州文艺》胡乱一投，想找到一条当时农村青年的出路。

也是无心插柳，一天，我在村里收到一本《全州文艺》，上面刊登了我一篇“豆腐块”文章，还附有一卷稿纸，权作稿费。寄信人的字写得十分潇洒飘逸，后知出自唐广国老师之手。我原来写的是说唱，老师改为快板，题目是《誓叫晚稻超早稻》——读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我当时的水平。看着自己的小文章上了报刊，我高兴了好几天。这大约是在1970年前后的事。

这是我见报的第一篇文章，却引起了我的瘾头。不久，县文化馆通知我去办文艺创作学习班，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办班，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老师，第一次和县里“文学青年”相聚在一起，也是我第一次吃了八大碗，第一次见到城里用白瓷砖贴尿槽……

写写画画这些小事，最后却锻炼了我。高中毕业后我去修水利，想搞报道，办公室主任要我上工地写篇文章，结果一试竟通过了。后来又到另一个水库搞“本行”，作为一个农民，竟没有挑过一担土。当然，意义还不在于此，重要的是在恢复高考之后，因为笔头没有被荒废，我考上了大学。应该说《全州文艺》是我的摇篮，是我的良师，它引导我终生与文字打交道，于我有再生之恩。

我曾经也有过两次上大学的机会。高中毕业后，也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队对我很满意，1973年推荐我去上大学。一同赴考的高中同学，有李、陈两个好友，当晚在县城漫步，我心有担忧，说：“但愿三人能有一个去上大学。”后来他们两人如愿以偿，独我名落孙山。

落考的原因很简单，我两个姑妈出身不好，那时，“血统论”如影随形，好多人如我有一样的命运。奈何！

1974年年底，我从大队初中调到公社高中当代课老师。教了半年书，心血来潮，学习柴春泽，申请回乡当农民。也许是干活很卖力，大队又一次推荐我去上大学。那一年似乎没有文化考试，我一连几个志愿都报广西农学院，但没有成功，因为有人说我刚申请回来当农民，又去上大学，是“放长线钓大鱼”。这是我第二次落榜。

两番折腾，我年纪渐大，总以为是断了此路，没想到1977年恢复了高考。那时，我已是亦工亦农，即户口在农村，每月工资36元。离高考时间很近，又不敢请假复习，匆匆上阵，考罢自我感觉良好，便填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新闻系。这一次又是失之交臂。后来教育局的朋友说，我每科平均60分，这次吃亏是因为我自视甚高。30年后才知道，当年广西文科平均每科60分以上的考生，有2700多人，只录取了其中的900多人。看到平日比我差一点的上了大学，我真后悔，好几天夜不能寐。一天深夜，依稀见到逝去的母亲从堂上拿出一张录取通知书，说是我考上广西大学，醒来方知是梦。

1978年高考来临时，我已无意拼搏，想想自己年已二十有五，读完大学即上30岁，况且家在农村，即使考上家里也送不起。一天，插青的朋友张建华来找我，建议我再试一次，说如果送不起，愿说服其父资助。他父亲在我县一个驻军当领导，我不希望他人资助，但为他的诚意所感动，于是，我决定再搏一次。单位领导很开明，让我一边上班一边复习。于是，每吃完晚饭，我就与同事唐君把灯泡从房间拉到走廊，穿条裤衩，耐着高温，围着一张方桌，每天看书到半夜，中途喝一杯鸡蛋冲白糖水，算是补充热量。当时，未婚的女朋友（我现在的妻子）从乡下来看我，我也顾不上陪，心想：考不上大学，恐怕也是告吹。这一年考罢，我每科平均成绩65分，据说还是全州文科第一。因为上一年的教训，使我学得“死鱼仔也用罩罩”——比较老成了。年龄少报了两岁，一到工作单位便改了回来，惭愧。填表不敢大意，一连三个志愿均是广西大学新闻专业，还请结识的《广西日报》记者游延龄先生向学校写了一封推荐信，又因家里出身中农，怕要政审，认真地问了父亲有没有漏掉那个关键的“下”字外，还叫父亲到大队疏通，希望在上面来人政审时，多讲点好话。不想那位当大队干部的老叔却公事公办，说“看看先”——让我一家人心中不安了好几天。

这一年，我终于成为全大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祖辈十八代第一个大学生。后来，我妹妹与我女儿，均毕业于广西大学新闻专业。

命运真是不可捉摸，有时“山穷水尽疑无路”却又“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者说是“咸鱼翻身”。假如没有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决策，我可能只是农村一个普通的种养专业户，目标也就是“万元户”。但是，如果有了机遇，我却早早结婚生子，难免意志消磨，或家事缠身，不愿再考，可能与机遇失之交臂；假如平日不喜欢读书，没有当初教书的基础，没有搞文艺创作的锻炼，就算有了机遇也把握不住。当然，假如没有屡败屡战、再蹶再起的决心和勇气，只是浅尝辄止，则永远在高校的门外徘徊。

我从农村迈入了高校的大门，是人生很关键的一步。对一个昨天还是农村青年的人来说，从此又是一个新的天地。记得很清楚，我们是1978年10月10日入的学，后来才知道，50年前的这一天，正是广西大学在梧州举行开学典礼。我们的班主任是李春邦老师，慈善和蔼。班里党支部书记是林宁，班长先是王堂杰，后来是梁锡训。学习辅导员是范志明老师，第一次列队点名，他点“梁锡纠”同学的名，没人应，后来读成梁锡训，大家才反应过来，友好一笑。副班长伍杰，原来叫“伍杰杰”，古文老师吴子厚先生上课有些爱调侃，一次上课，说“你这个‘杰杰’，两个音节连在一起，不好听”。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伍杰杰后来就改成了伍杰，任过柳州日报社总编辑。班里原来是39个同学，只有4个女同学。有一个桂林的同学，姓申，不知是什么原因，考上了没有来校读书，直到今天我还为他惋惜。半年之后，原新闻1977级的同学赵彦明，因身体的原因，到了我们班。因为1978年两届同学同一年招生，说是留级，其实只相差半年。班里最小的同学16岁，最大的同学的孩子可以打酱油了。大家4年相处，很是团结友好。

虽然入学前我已在县水电局半工半农，却还是农村仔一个，对于新到来的一切，和同学们一样，都感到跳过了“龙门”，学习非常刻苦努力。

我们上课的地方是第二十教室，俗称“红楼”。我有一个装书用的黄挎包，是上大学时表哥送的，几年跟着我上课，洗得发白，已经破到装大的讲义课本两头露出一个书角的程度，放在教室不怕被人要。于是每天下午下课后，我就把破书包放在书桌占好位置，然后再敲着碗到食堂吃饭。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努力读书，自习去晚了便找不到地方坐。写母校历史时，知道在抗日战争时，西大学生为了“抢”图书馆一个座位自习，也是早早候在门口，等待开门。斗转星移，不知今天的母校是否还有这样的学习风气！我原想把这个烂书包当作一个“传家宝”，可惜，几年后从桂林记者站搬家到南宁时，妻不知情，竟把它当成废品扔掉了，让我数落她好几次。

我因当过生产队长的缘故，在班里先是当劳动委员，第二年当学习委员。我普通话说不好，与同学交谈，茶叶说成“咋叶”，电视说成“电死”，当时一、二年级上大课，1977、1978级的文学系与新闻系同在一起上，上百个学生，各班学习委员轮流喊起立。一次，冯平同学对我说：“老蒋，起立怎么喊成‘几立’？”学习委员要收作业本，我为避己所短，便在黑板上写通知。于是，一口全州话至今改不了。如今，听到家乡人夸我一口全州话，说我没有忘本，我就高兴不起来——后悔没有本事说好普通话。

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写也罢！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新思想与旧观念不断冲撞，新体制没有建立，旧的体制继续沿用。于是，表现在学校里，就有些思想上的博弈。最难为的是老师，新的教材没有，旧的教材不敢用，虽然是恢复高考第二届了，但教材还是暂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内容陈旧、落后，很不受同学欢迎。那些教材我现在还收着几本，权作纪念。教材不仅落伍，还定价不菲，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虽然在校享受助学金，但要买这种教材，还是一个负担。于是，同学便“拒书”。记得有一次，我收集全班同学“拒收”的书，用板车推了一车教材，送还教务处的仓库处理，算是“完璧归校”。

陈旧的教材不买，有些课外书或参考书我却乱买。我们上英语课时分快、慢班，我本来是英语慢班的学生，尽管英语老师张云仪先生教诲谆谆，我听起来却有些藐藐。为了学英语，订了一本《英语学习》杂志，且一订就是半年。书来之后，翻开一看，竟像读天书，认不了几个单词。张老师知道后，对我说：“那种书对你来说，是深了点。”因为我喜欢历史，当时便渴望得到一套《史记》，同乡梁兄的岳父在市新华书店当经理，帮我买了一套，才10元钱。到手后思之再三，一是不急需，二是缺钱，最后还是退了回去。毕业时，同班饶国玉同学知道了此事，便把他珍藏的一套送给了我。可惜饶兄在花甲之年就过世了，那套书将是永久的纪念。

新旧交替，各种思想观点的冲撞，常常在教室内外发生。

记得一位老师在上新闻理论课时，出了一道题让大家讨论，题目大意是批判“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观点。不想课堂上有十几个同学争着起立发言，大家认为目前记者的地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应该为记者的地位鼓与呼。只有一个同学附和老师的观点。其实现在想来，记者想做“无冕之王”是不现实的。

还有一件事，也在争论，即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如果发生矛盾，谁服从谁？课堂内外常有争执，有的说新闻应该是人民性服从党性，党性是第一性的；有的说党性应服从人民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也有的说党性与人民性应该是一个统一体，两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实际上现在是不容争辩的事。

毕业了，蒋钦挥借老乡的西服和墨镜在校园里四处拍照，图为在大礼堂右侧池塘旁留影

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应该理解老师。有一次，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上课，说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周放假两天，她认为这会引发社会犯罪，因为人闲着会容易想入非非。大家听了便有些不解，更没有想到30年之后，我们国家同样实行了每周双休日。

政治课的老师恐怕是最难当的。有一次，政治课老师在课堂上讲路线斗争，说：“建党以来，我们出现了十次路线斗争，每一次路线斗争的机会主义头子，都想把党引向死胡同。”下课后，有同学揪住机会问老师：“老师，您说每一次路线斗争，机会主义头子都想把党引向死胡同，他们都没有上台，路还没有走，怎么知道就引向死胡同？”那个老师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在学校，老师因个人的学养不同，思想认识不同，对学生的要求也各异，上课受欢迎的程度也就不一样。有一次，我在作业中按通用的语言，写了一篇文章，何老师就有些不满意，在眉批中用红笔写道：“怎么如此没志气！”——每每想起此事，我就脸红。

最难忘的是我们办了一个墙报，取名费了一番心思，大家来取名，最后选定“双镜头”为墙报名，想来无非是因为搞新闻的，背个照相机，有点行业味道；或者是多一只眼睛，让社会多一个“瞭望哨”。记得主编是阳建中，他是副班长，并且毛笔字写得好。编委会成员有陆永春，他是从广西日报社考上的；还有黄一红，他是从广西广播电台考上的，编辑稿件是行家里手；还有陈文刚，他曾学过美术，油画画得很好。

同一排墙报有文学1977、1978级的。有才子文学1977级张兴劲的诗，有多面手文学1978级陈业辉的画，很是抢眼。我们班的墙报在版式上不是最好，但文章可读，因为新闻味道比较浓，比如，斗胆贴出了《刘少奇的简历》，还有一些校内外的社会新闻，看得出思想比较解放。几家墙报设在学生食堂的马路对面，只要一贴出来，同学们纷纷捧着饭碗，驻足观看，道路为之一堵。

可惜墙报只办了四期，现在已想不起是何故了。我那时也忝为编委之列，想是感情使然，竟把每期墙报的稿件保留下来，30多年来，竟舍不得丢掉，如今稿纸发黄，我仍珍藏着（拟捐给学校做纪念）。

我在墙报上连载了拙作《广西大学史话1928—1949》，当时各方反映不错，恩师虞达文和高言弘两位教授建议不妨扩充，争取校刊一用。于是我邀林宁、陈一平、唐润华、黄小姗同学加盟，采访了一些健在的老师，成稿于1980年，约2万字。可能是过于单薄，校刊未用。一晃近30年过去，逢西大创办80周年，我将其充实到5万字，在自己任职的《南国早报》上连载。时任西大党委书记阳国亮先生见了，便建议我出书。于是，在2009年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同名出版。为迎接西大建校90周年，三四年前，广西大学又建议我再作修改补充，于是增加到近20万字，又以同名于2015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先是印了3000册，据说发给学校的中层领导，结果反响尚好，学校又增印了1万册。在母校9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我受命再写《历史名人在西大》。

写母校的坎坷历史，从创办到停办，从复校到调整，从解散再到复办，我是不胜唏嘘，真是感慨万千。同时没想到当年的一个小小课余爱好，引起自己近40年的兴趣。这是后话。

大学毕业时，大家互赠明信片，上面写些互相勉励的话。有同学见了我的赠言，便开玩笑说：“老蒋，你怎么老是要人‘奋斗’？”——好为人师，我听了不免脸红。

1981年5月，广西大学全州校友在校大礼堂前合影，后排右一为蒋钦挥，第二排右一为赵艳林（曾任西大校长），前排右一为唐耀华（曾任西大组织部部长）

离开母校，就像小鸟离开了鸟巢，飞向了山川丛林；也像鱼儿离开了鱼窝，奔向了江河大海，大家到社会上奋斗拼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班同学多在新闻单位工作，有23人先后做了地市报总编或副总编，仅《广西日报》就有编辑记者9人。我自己先分配在广西电台两年，后到《广西日报》9年，再到《北海日报》6年，1999 年又回《广西日报》，2000年兼广西日报社旗下的《南国早报》 的总编，直到退休，可谓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虽然没有一天离开过新闻事业，最近有机会出版一本自选集，名也取好了，就叫《新闻生涯三十年》，可是，按照“党和政府放心，人民满意”的标准，竟选不出多少自己满意的文章。

学的是新闻，挚爱的是新闻，愿以热泪文章报国，结果事多不成，想来是愧对广西大学的师友。回首30年新闻生涯，唯一宽慰的是在南国早报社任上，继同窗陈文刚兄之任，与大家一起办了一张广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新闻七八级，在我心中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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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骊歌未阑——广西大学校友回忆录》，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蓝莫月

校对：周丽静

审核：贾琦艳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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