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秩情缘 ｜ 李晓阳：林院轶事

编者按

建校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广西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学界才俊、政界栋梁、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类建设人才。在我校90周年校庆之际，特推出“九秩情缘——西大校友回忆录”系列推送，记录历届西大校友对曾经校园生活点滴回忆，感受广西大学九十年来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积淀。

林院轶事

李晓阳

李晓阳，广西大学林学院林学专业1980级学生，曾任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航空遥感技术研究室负责人，后赴日本留学研修航空科学和飞机驾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设计与应用力学专业工学硕士、博士；长期从事基础科研和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管理等工作，担任国家及国际合作多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兼任广西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航天和中航工业等机构的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和特邀研究员；现任香港翌洋航空企业集团和珠海新概念航空航天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设计师。

1980年我考入广西大学林学院（原农学院林学分院），当时的林学院还设在来宾（现来宾市）县城的红水河畔。师生们常走的捷径，是从来宾火车站沿主街道往西直行约二百五十千米地到来宾大桥头，右拐往北，经过一座小桥后沿河堤小路走几百米，再往东穿越一片小树林，由维都林场几座旧建筑改造而成的林学院就出现在眼前。我大学生涯的头三年都是在这座朴实的校园中度过的，大四才随校迁往南宁。大学期间，我除了完成本专业数十门课程的研修和考核、取得良好成绩外，还连续四年担任林学1980级班长和院学生会干部，正是这些涉及校园生活方方面面的工作，给我留下了许多特别难忘的“林学院记忆”。

溯本求源、智斗恶虫

1981年秋季学期，林学院曾发生过一件困扰师生们的事，起因是1978级的一名男生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先是脖子和手臂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暗红色的小斑点，很快这些斑点就病变为大面积的皮肤溃疡，患处奇痒难忍且不断渗出黄色黏液，这些液体所接触到的皮肤又会出现新溃疡……接下来的几天里，不少男生女生也陆续得了这种怪病，校园中用白绷带缠绕着的“白脖子”和“白膀子”不断增多。当时林学院小医务室的条件较差，难以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群发疫情。县城几位医生前来会诊后，判断是某种传染性皮肤病，但据此所采取的各种治疗措施总是不见效果。第一个染病的同学自己也很纳闷，开学一个多月他都没出过学校，活动范围除了宿舍、教室就是食堂，而且当时林学院四周都是没有人居住的树林和农田，病源从何而来？随着因怪病而请假缺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校园里弥漫着不安的情绪，教学秩序也开始受到影响。

一个周末的晚上，林学院领导针对校园疫情专门组织了研讨会，群策群力探讨病因和解决办法。在分组讨论时，有人提出了与医生结论不同的意见，认为不是传染性皮肤病而可能是某种昆虫叮咬所致。虽然当时这种观点的依据还不充分，却提醒了我们几名参加讨论的同学。会后我和同班的秦海荣、曾东牵头，动员了各年级的大批男生参与，打着手电筒连夜分头行动，趁昆虫夜间栖息，到林间地头查找可能存在的病源。林学院学生们的专业能力，在那次行动中发挥了大作用。两天后，我们把一批有病源嫌疑的昆虫小心翼翼地装入标本瓶，送交学院生物病理实验室进行化验和分析鉴定。结果证实，校园疫情的确不是什么传染性皮肤病，病源其实是一种名为“黄足隐翅虫”的鞘翅目昆虫叮咬。白天，很多黄黑相间的隐翅虫藏身在教室附近的树林中和农田里，体形小如蚂蚁而不易被发现。这种隐翅虫会飞且趋光性强，秋季最为活跃，虫体内含有毒性很大的强酸性毒液，被拍烂后毒液就会涌出粘到人体上，引发皮炎进而导致皮肤大面积化脓溃烂。感染者还会出现患部剧痛、淋巴肿大和持续高烧头昏等并发症，严重危及患者健康。

当时林学院的教室封闭性较差，也还没有空调，夏末秋初时节的来宾城仍然酷暑难熬，驱热全靠教室里几台晃悠悠的吊扇。学生们晚自习时，隐翅虫就会趋光而来，成群结队无声无息地从打开的窗口和门洞飞进教室，一些被旋转扇叶打晕的隐翅虫掉进学生的脖颈或身上，如果不经意地拍烂或揉碎这些小虫，皮肤就会被涌出的毒液直接感染，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可的松、抗组织胺或青霉素对隐翅虫导致的炎症都没有效用，一般的油性消炎药反而还可能会加重患部病情。

真相大白后，接下来的事就相对好办了。学院很快就从维都林场借来一批喷雾杀虫剂，全院师生对症下药忙了好几天，把学院周边的树林和林下植被、农田以及草丛等，全都喷洒了杀虫剂，有效地消除了病源，抑制了疫情的扩展。患病的学生们也因得到正确的治疗而逐步康复，校园终于恢复了宁静。

这次事件使我明白了对未知事物不急于下结论的意义所在，学会遇到问题多思考、多借鉴和多比对分析，不盲从权威和少犯经验主义错误。在发现并确认问题根源的前提下，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来逐步解决问题。

1982年，李晓阳（前）在林学院做林化实验

服务校友、练就能力

大二起，我担任林学院学生会文体部部长，几年中我带头组织过很多校内和校际活动，例如每年的迎新生晚会、五一和国庆文艺会演，体育竞赛、节假日游园项目的统筹与实施，组队参加总院和全区高校会演与赛事，等等。除此之外，但凡以班级为单位参与的各类校园活动，作为班长的我还必须带头亲力亲为。这些“苦差事”，我一直干到毕业离校。

当时林学院仅有一座旧仓库改造成的礼堂，三分之一面积被用作学生食堂，其余部分平时是体育课的室内运动场，摆放着一些乒乓球桌和体能训练器材。每次举办文艺演出我们都要提前一段时间做准备，例如把球桌和训练器材堆放到墙角、清扫场地、摆放桌凳、修整舞台、检查电器、调试音响和灯光，等等。这些体力活都还好办，协调和跟进各班级的演出节目就很麻烦，工作量大且还必须耐心细致和脸皮够厚，稍有不慎还可能会“犯错误”。

1981年春季学期，林学院领导给学生会布置任务，要求在某个周末举办一场全院交谊舞活动。当时，恢复高考后四个年级的学生都同时在校（1977—1980级），从不到二十岁的应届毕业生到三十多岁的“老三届”都有，学生之间的年龄与阅历相差较大，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种种事物也褒贬不一。例如交谊舞，当时校外早已跳得热火朝天，校内却还颇为保守和抵触，以致当我把舞会通知发到各班级时，还曾引起该不该举办舞会的较大争议。当时人们对港澳台电影中那些留大包头穿喇叭裤，或扛着双卡收录机招摇过市，或凑在一起跳摇摆舞的青年男女是既好奇又警惕，认为这些是西方腐朽文化和行为的表现。为慎重起见，学院决定在正式举办交谊舞活动之前安排一场预演，只有舞姿恰当者才允许在周末舞会登场。至于怎样才算是“舞姿恰当”，却没有具体标准，完全由评审组根据舞姿的“摇摆幅度大小”来决定取舍，摇摆幅度越大则表明该舞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越严重，必须否掉。这些如今看来显得可笑的举措，在当年的林学院却是严肃认真的。周末舞会进行当中，我发现场外有观众在指指点点，原来是场上几名同学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换了舞姿，居然面对面地围成一圈，大摇大摆地跳起了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迪斯科。这可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前去劝他们“改邪归正”。没想到一位院领导也看到了这个小插曲，事后还把我们负责舞会的几人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顿。多年后我重返母校时，又见到这位已经离休的老领导，谈及这件往事我们会心地笑了起来。

1982年秋季学期刚开学，林学院接到派队参加广西全区高等学校文艺会演的通知，这项任务落到院团委罗励老师和我身上。当时距会演日期仅剩三十余天，时间很紧迫，我们决定把本院舞蹈《美丽的小树林》 改编成参演节目。该节目是林学1979级同学们自创的四人舞，用拟人的场景来演绎幼苗是如何历经风雨，逐步长成参天大树的。不过，该节目的原版在学院内自娱自乐还过得去，但拿它来与高手林立的全区院校一争高下则胜算不大。于是我们到处登门求助，找县文工团、区歌舞团等机构的专业人员来重新编舞和排练，精心改良和优化每一个表演细节。演出服装也费了我们不少心思。当时我和项东云、刘蓓和周维等几位主演一起，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商店都找不到合适的服装，只好买回布料，在植物课林健培老师的帮助下自行设计和裁剪。借用林老师家的脚踏缝纫机，我缝制出几套大家都比较满意的演出服装。舞蹈《美丽的小树林》在南宁的精彩表演受到广泛好评，我们为林学院捧回了全区高校文艺会演第二名的大奖牌。

在我看来，校园社会工作不仅是为同学们服务，感受更多的是这些工作带给我的锻炼和提高。这种长期的“实战训练”，让我学会如何把看似不可能变为可能。而且，当我把一个个独立经历的感悟归纳和联系起来，所产生的自信与工作能力便会更为真实和持久。

1982年林学院团委、学生会委员合影，后排左四为李晓阳

另辟蹊径、自主创新

林学专业最艰苦的实习作业，是森林资源调查中样地木材储积量的实地测量。同学们几人一组，跋山涉水来到随机或定距抽样得出的样地，然后根据作业程序测取所需的各种参数，例如用皮尺测量样地面积，清点样地范围内的树木量，测量树径和树高，等等。其中最麻烦的是测量树高，尤其是测量深山密林中那些参天大树的高度。当时采用的土办法是把几根竹竿头尾相接绑成一根长条，在长条一端绑上观测用的红色标识条，然后大家齐心协力把带标识条的竿头慢慢举高到树顶，同时派人从一定距离外目测标识条的上升状态，待标识条到达树顶后，再用笨重的勃鲁莱测高器根据三角法测算树高。实践中，透过层层林木看到标识条并非易事，也很难把握标识条与树顶的相对位置，因此测得的数据常会有较大误差，影响后期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实地采样作业中，有时还会遇到危险的事。记得当年在梧州白云山进行森林资源调查实习时，某天中午我们正在样地测树，一位从远处观测标识条的女同学突然大声惨叫，几个男同学连忙赶过去，也被眼前的状况吓呆了。原来样地恰巧落在一个养蛇场里，树枝上和草丛中到处都是一两米长的黑色毒蛇，它们正吐着蛇信子，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咝咝声。幸好带队的测量课陈森老师有经验，他说中午时段的蛇群较懒，一般不会主动攻击我们。跟在陈老师后面，我们拖着发软的双腿东绕西拐，终于逃离了那个恐怖的养蛇场。

这些经历和感受，使我产生了改良森林资源调查测量工具的构想。我从小就对机械电子之类的事物感兴趣，因物资匮乏和家中收入微薄，我只能用手工自制各种简单玩具来满足自己不断萌发的求知欲。这种从小练就的动手动脑和使用工具能力在林学院派上了用场，我设计了一种基于丁达尔效应原理的光学测高器，并利用课余时间在宿舍里造出了样机。这个光学测高器能够便捷地准确测定树高，而无须借助竹竿和标识条。当时我们小小的学生宿舍里挤着七个同学，我开工制样的噪音常给室友们带来不便，然而室友们不仅谅解还出手相助。这些，都源自那个年代特别纯真的同窗情谊。

结语

在广西大学林学院求学的四年虽然只是我人生旅途中短暂的一段，但对我的影响却极为深远。毕业离校已有三十四个春秋，但在校期间所经历的诸多往事，不仅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每当我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困扰并力求化解时，这些往事所体现的哲理总是给我带来有益的启发，助我不断克服困难、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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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骊歌未阑——广西大学校友回忆录》，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宁静

校对：周丽静

审核：贾琦艳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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