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秩情缘 | 莫子浩：世纪末的转型印象

2020-5-27 00:24:34

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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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秩情缘 | 莫子浩：世纪末的转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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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建校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广西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学界才俊、政界栋梁、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类建设人才。在我校90周年校庆之际，特推出“九秩情缘——西大校友回忆录”系列推送，记录历届西大校友对曾经校园生活点滴回忆，感受广西大学九十年来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积淀。

世纪末的转型印象

莫子浩，广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95级学生，现为深圳市校友会副会长，编辑。

我于1995年到1999年在广西大学中文系求学，其间经历见闻校园现象，现在看来，有些映射了广西大学在20世纪末的重要转折。在母校建校90周年之际，作为见证人，我有缘置喙，或能让校史关注者有所比照。

“不包分配”的议论

我们在西大读书期间，是国家干部制度改革的关键期。此前，高考是一道门槛，只要跨上去，不仅获得干部身份，而且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国家机构，包括党政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而从我们开始，风传要自主择业、不包分配，而且要大幅提高学费。当时的理解逻辑是国家办大学是支付了大成本的，学费却很低廉，如果毕业后不在国家机构服务，国家可就亏大了，所以要涨学费。

我们进校时，为这个事，校园里有点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多数学生觉得不是好事，毕竟负笈多年，想吃稳定的“国家粮”，这至少符合家长的期盼。而且贫困生担心经济负担过重，像我们班有个同学，来自最偏远的西林县，已经在广西民族学院读了一年预科，负债累累，据他说出一次村要攀山越岭，背着熟食，路上解决午饭问题。也有声音说，自主择业，自己闯荡，天地更宽。

政府或担心此事引发不稳定，似乎采取双轨制、阶梯渐进的办法。至少我们班毕业时，还是有很多机会直接进入国家机构的，但也可以自己找单位。大家都想留在南宁，进好的部门工作，或者老家（老家在市里）的好单位也行，县里则基本不愿去。至于什么叫好，已经各有标准。有的觉得政法系统威武，有的觉得做媒体能接触新东西，不一而足。

其他专业的学生似乎更乐意走入市场，追求高收入，甚至觉得是时髦。我们宿舍有个同学的表哥，是高几届的经济学院师兄，在东门外开快餐店，风风光光做老板。大一军训时去郊外打靶，我们发现田间有一处水塘，鱼虾蟹很多，然后舍友们找了个周末，去抓回一大桶，在这位师兄的店里做大餐。晚上多人皮肤过敏，难受了一夜。

校园状貌

从狭小封闭的高中来到广西大学，首先感到空间巨大，新生经常需要问路。比如那时西大有“西伯利亚”和“老人村”。

“西伯利亚”是指校园西南角住着自考生的宿舍区域，包含一点边沿化的自嘲。自考生大概是时代产物，有的高中毕业生没能通过高考正式入学、拿国家干部身份，他们也不指望这个，而是想学个实用专业，好下广东。因此，学校推出低门槛的大专层次教育，满足这种需求，也实现创收。自考班名称和正式班略有差别，比如后者叫“文秘95”，前者叫“95文秘”。“老人村”则是校园围墙外的一片住宿区，缓解校内住宿紧张，也满足一些特殊群体，比如拖家带口的已婚学生的需要。

那时的广西大学有很多荒地，“野”味十足。比如后来成为西大商业区地标的、被师弟师妹们怀旧的“狗洞”，那时只是一片围墙与道路间的荒地，有一间红砖工具房，存放配给每个新生的小书桌，还有一张砖块为隔网的水泥乒乓球台，无人打理，9月收假回来，草长莺飞。我们曾住在男生7栋，与女生6栋之间隔有排球场、篮球场和红豆树，我们在球场空地上摆砖头（当球门）踢足球，球经常滚到那片荒地里。有时也滚到女生楼边，可以顺带捡拾几颗相思豆。三教与中区食堂之间，现在是新闻大楼，过去是树林，林间有一幢似乎废弃的西大传统红砖小楼，曾是我们劳动课搞清洁的地方。那时，整个南宁市的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到处是围栏低矮的黄墙小楼和讲白话的南宁本地人。我们班来过一位叫木川淳的日本留学生，他说从南宁机场到市里，看到路边都是低矮的茅棚、闲散的牛群，以为西大也是这样，差点掉头回去了。这位异国同学住在博萃楼，因为踢球时总是忠于职守、决不“冒进”，令我们印象深刻。后来他去了上海，又到泰国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贸易，给我发过照片。只是我不慎删除邮件，他电话号码也换了，再联系不上。

由于校园大，教室不确定，有的同学使用单车，除了去上课，还踩去市里逛。女生多用那种没有横杠的单车，小巧、文雅一点。烦恼在于失窃，寒暑假回来，可能只剩一只车轱辘，锁在车棚的铁杆上。我曾经有一辆大骨架的单车，在7栋时帮过一位师兄的大忙。那天晚饭时间，他捧着饭碗，边走边吃，突然在篮球架下滑倒，竟然缩着身子起不来，脸色惨白。原来，他一只手的拇指肌腱被啤酒瓶碎屑刺伤，伤口很深。我吓了一跳，立即拖出单车，几个人将他抱上后座。我顾不上等别人，一路呼喊狂奔（吃饭时间人多而且要关注他的状况，所以基本是推着跑），将他拉到足球场那边的医院。这位师兄是广告系1994级的，记得姓蒋，全州人，白白净净的样子。毕业后我们曾在南宁街头邂逅，他还想拉我去吃饭。

从空间说到时间。我们的生活，每周有一次早操，学生会会检查宿舍，防止我们睡懒觉。我们吃早餐多在中区食堂及周边米粉店，一坨粉撒点肉沫，递出来，汤水自己加。吃中晚餐一般在中区食堂，后来我们班宿舍搬到11栋（与二教并排），也去南区食堂。11栋与南区食堂隔有女生宿舍12栋，有机会遇到心仪女生。食堂旁边有开水房，女生经常来提热水洗澡，男生还可以顺路帮拎一段，送到门口，这是一种紧张、兴奋又盼望的体验。食堂使用金龙卡，比高中时的饭票先进，但饭菜也不怎么可口，毕竟是“大锅饭”，而且师傅似乎多来自南宁周边，口味偏清淡。记得有一款是菠萝炒鸡块，此前此后我都没有吃到。

上午一、二节通常有课，三、四节和下午则多是自习时间，可以到空教室自习，或者去图书馆。宿舍不是好的选择，因为别人可能在洗衣、唱歌、打牌或者聊天。

傍晚到天黑，是体育活动的时间。足球场有点远了，而且人太多，我们一般不去，找个空地“踢小场”。晚自习可以就近选择三教一、二楼，而如果想安静，或者私密一点，可以去靠近中心花园的一教，或者二、三教的高楼层。机一阶通宵亮灯，适合复习考研。夏天晚上熄灯后，一教101室常有人在点蜡烛弹唱。

老师们

给我们授课的多位中文系老师的学识，让我们这些小年轻“大快朵颐”。比如陈驹老师擅长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在他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田野作业”这个词，原以为是在水田里种谷子。他说到，有的民族饭碗使用后，在膝盖上一旋一擦，下次再用，但他强调要看到原因，因为高原缺水呀，这就启发我们要深入思考。他说到中元节是七月十五，但我想到我老家是过七月十四，这就启发了我的文化多元意识。上小说写作课的唐韧老师，声音洪亮、讲课重点突出，更有着细腻的才情，她结合中外名著，带我们走进作家瑰丽的想象世界和体验世界。

老师们都和蔼、有耐心，无架子。周末，几个同学相邀到熟悉的老师家聚会，时近饭点，必定能享受到师母的厨艺。我们小年轻嘛，不太讲礼数，照吃不误。有一次暑期收假，我心血来潮，顺手带了一小袋家乡米，送到现代文学课的王建平老师家。他说哎呀呀使不得，但是我也没地方煮呀，所以他还是收下了，只嘱咐下不为例。好吧，以后我只负责吃，哈哈哈。

密切而丰富的师生交往，让我们获得有益的熏陶。比如王建平老师有个口头禅是“我个人觉得”，无形中提示我们要谦卑、要留意判断的主观性。有一次我们去班主任黄南津老师家，急于找话筒唱K（那时很流行），黄老师一贯和蔼地说：“现在怕不太适合，要么尽量小声，因为领导人邓小平逝世不久。 ”这也告诉了我们一种社会观念知识。

那时，个别老教师的课堂还有个现象：容易跑题到“文革”的怪事上，显露出激昂不平的情绪，可见文人的敏感和受伤害之深。年轻老师则会谈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比如索绪尔语言学里的能指与所指。

系里的学工老师，多是留校青年，和学生关系亲近。学生们背后谈到，喜欢直呼其名，现在看来并非心存不敬，而是享受一种“平起平坐”的感觉。毕业前，我曾和学工组银健老师在东门吃大排档，聊社会、聊未来。我们更深地思考自己，更广地关注时代社会，这应该是人生阶段的特点吧！社管系有位老师叫罗宗火，听说上公共课很厉害，其撒手锏就是以哲学视野跟学生探讨世界和人生。由于这种阶段特殊性，大学四年留下的印记，有可能深植于往后十年甚至几十年。

我还想表达的是，那时的广西大学，师生之间处于传统的“师者父母”关系上，老师不仅讲授课程，还指引学生成长；在洛克所谓 “白板”上画画，神情郑重而肃穆。这是大学教育不同于社会课程培训的地方，也是我们那时的老师不同于现今泛滥的“老师”“大师”之处。毕业后与老师的联系似乎渐行渐远，但心里始终存有感念，老师是我们的指路人，是我们青春的见证者。我在深圳还听过1944级校友、新华社国际部原主编姚平方老先生感叹的“生我者父母，育我者西大”，他们对母校的感情恐怕更加笃厚：很多人是在硝烟中流落到桂林、进入广西大学，跟家乡父母早已“生死两茫茫”；师生同学携手奔走于乱世，除学友之外，还是生死相托的难友、战友。

学生们

我们入学时所见，研究生数量不多，跟导师像跟师父一样。大三大四时，研究生多了起来，男生11栋的四、五、六层装上铁门，入住女研究生。研究生来自全国，那时我参加校园广播站，说普通话比较注重规范，有一次在三教旁边的小店买东西，有个研究生满是惊喜地来搭讪，说听口音我是河北人，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实际上我们班41个同学，全部来自广西区内（本科生要到1997级才逐渐多见区外生）。记得那时洗澡间是楼层共享的，夏天比较紧缺，有个以白话为母语的贵港籍同学对别人说：“我还没死，你先死！死完占住位置，我再死！”——“洗”念成“死”了。现在说来，尽管同学来去都在广西，比较“好玩”，但从大学“发展计”来看，告别“自产自销”是必需的。交通、通信和商业无孔不入，广西必然面向全国，中国必然面向世界。

广西大学

大二时，莫子浩（右二）与同班同学采访音乐家徐沛东

说到生源，那时有个现象，好些学生是高考第一志愿落榜甚至经过志愿调剂才来到广西大学的。广西地处偏远，年轻人更愿意北上，这容易理解。我们班第一次班会，每个人上台介绍自己，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紧张害羞，而且带有点挫折感，但大家还是相信“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班主任黄老师后来和我聊到一个观点：一流名校未必值得钦佩，严格来说，高教水平不是体现于产出多少高才生，而在于让学生在原有起点上提升了多少。后来我们班有了若干名赴外地高校乃至欧洲地区高校攻读博士、硕士的同学，从学历来说应该是不差的。

校园是年轻人的世界，大家都渴望锻炼自己，参加社会活动，获得关注。宿舍有个同学买了个寻呼机，但基本是锦衣夜行，没有用处。某次晚自习，他坐到一个心仪女生前面，特意叫我去小店电话亭拨他的号，就为了在安静的教室里滴滴几下，求得“周郎之顾”。

校园内外的活动，有的是学生社团召集，比如系学生会推出“扫舞盲”，下午最后一节课之后，在二教中庭学跳交谊舞，教练来自舞蹈协会。大家还可以参加跨院系的社团，后来我们深圳校友会里，有些校友不是一个院系，年级仅仅相近，却是见面熟，就是当年在社团里结下的友谊。

有的是专业特色活动。比如中文系学生编辑《空谷》杂志，我有幸主编过其中一期（后来听说师弟师妹将它发扬光大为一个网站，也是与时俱进吧）。有一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大概与某位在广西日报社工作的师兄师姐有关，我和两位同学有幸到报社短时跟班，跟记者到宾馆采访了金铁霖、李双江、徐沛东等三位音乐界名流。这些师兄师姐与学校或校友总会或许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与院系和老师往来密切。

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大学广播站。我们进校时，校园有线广播似乎设立不久，办公地点在大礼堂二楼，负责人是校党委宣传部的孙桂珠老师，带领新闻专业研究生程小华进行管理。早晨校园广播先响起轻音乐，然后重播昨日校园新闻，最后播放广播体操。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播放当日校园新闻，每天一二十分钟，稿源主要来自各院系学生通讯员，编者主要是新闻系学生。此外也临时播送各种通知，告知会议和重要学术活动。由于人手不够，孙老师到我系找了中文、新闻班的五六位同学参加播音工作，并提供基本的播音训练。我们通常是下午放学后去录，录完即播。我们毕业后不久，据说校园广播取消了，原因大概是高音喇叭不契合校园的宁静，而且也有无线电台、网站等新渠道，由此可见校园变化之一斑。

其他玩乐就是学生零散组合的了。比如放假时到同学家旅游，北到全州、南到北海、东到玉林，一律获得同学父母的厚待。1998年暑假，我们甚至爬火车到北京和山西，回来时在武汉看到大水漫到路基。我和两位同学还曾在元旦时到天雹水库露营，被霜打，点篝火，还试图举着行囊泅渡水湾，差点出意外。现在的学生，恐怕不会再有这种风险和体验。

冲刺“211工程”

20世纪末的广西大学变化神速。我们入校时，好像只有经济学院等两个二级学院，后来成立了很多。中文系为囊括文学与新闻两大专业，叫作文化与传播学院，简称“文传”学院（有调皮的学生取其拼音首字母，戏称是“WC”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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