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风采丨李富强：壮心、壮志与壮学

1981年，年仅16岁的李富强幸运地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第一届学生。

7年后的1988年，李富强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之后，他来到了广西民族研究所工作，直至2002年3月，被广西民族大学（时为广西民族学院）作为高级人才引进。在工作过程中，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壮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说到选择壮学研究的缘由，李富强说，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它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的柳江人，从百色盆地的史前手斧，到左江花山壁画，从精美绝伦的壮锦，到古朴浑厚的铜鼓，从千年不厌的五色糯饭，到万载不衰的壮医，其文化辉煌灿烂。如今壮族不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和地缘关系，壮族自古与东南亚民族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现在又处于与东南亚交往的前沿地位。但相对而言，长期以来，对壮族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与壮族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符。作为一个广西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类学者，有义务有责任研究和宣传古老、伟大的壮族，传承和弘扬其光辉灿烂的壮族文化。

1991年，广西壮学会成立是“壮学”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壮学，李富强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壮学是一个古老的新生儿，它从历史中走来，稚嫩中透出沧桑，因为它凝聚着不知多少代人的心血。壮学，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雄心，它不仅要探究壮族，而且要探究更多的同根民族、相关民族，不仅追溯历史，而且关注现实，放眼未来。

李富强依托壮学会的发展，深耕壮学研究。1999年，他凭借专著《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等成果，成为广西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2003年，他又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身份，受命组建了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并兼任主任。

在推进华南与东南亚民族研究的发展中，李富强的造诣颇深。他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壮族社会生活史研究”，发表了《壮族社会生活史》等一系列壮族研究成果。《壮族社会生活史》全景式展示和深刻分析了壮族社会生活的历史，是壮族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创新。2015年，该研究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国家级奖项），2014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开展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方面，李富强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配合“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李富强主持完成了“骆越人的历史与文化习俗研究”、“花山岩画和左、右江流域现存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左江流域各族居民对花山岩画的认知研究”等课题，发表了《对左江流域岩画的新认识》等成果，为申遗成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013年，李富强开始中国—东南亚铜鼓的调查和研究。以中、老、英3种文字写成的《中国-东南亚铜鼓·老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是由李富强主持的“中国-东南亚铜鼓”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这是世界上第一项对老挝铜鼓文化进行全面系统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著作资料翔实，研究深入。对老挝铜鼓及铜鼓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包括老挝古代铜鼓的来源、古代和现代使用铜鼓的族群文化，以及铜鼓文化的现状等，都做了探讨，提出了新颖的观点。

广西有铜鼓研究的传统，但到李富强开展铜鼓调查研究之前，前辈老去，后继乏人，这一学术传统堪忧。经过他近5年的努力，以项目凝聚队伍，整合力量，已基本建立起一个比较整齐的学术梯队。这个包括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平方软件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有民族学、考古学、东南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电子信息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这个团队包括有老、中、青年学者，有博士、硕士、学士，有资深教授，也有年轻的讲师和助理研究员。近五年来，这个团队创造性地开展了艰难但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创了中国-东南亚铜鼓研究新局面，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在铜鼓研究的优势和主导地位。

2017年，李富强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中国-东南亚铜鼓数字化记录与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铜鼓研究已上升为国家重大项目。

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李富强一方面通过吸纳青年学者加入创新团队，使青年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提升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形式，培养人才，为壮学研究储备力量。

在李富强看来，壮学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因为它不仅要诉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指点一个民族的未来，它更要阐述一种传统，探寻这种传统与新时空的协调与交融。

来源 |《中国周刊》201808

文字 |刘霞

排版 | 许菁菁

编辑 |关琦宇 吴俣 杨燕如

审核 | 荣子卿

监制 | 王文娟

指导 | 陈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