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理工学院】回望夏道平：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转）

回望夏道平：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转）

夏道平(1907－1995)，湖北大冶人，夏家家境殷实，自小接受良好的私塾国学教育。他在国学教师杜星符的教导下，奠定良好的旧学基础。

1929年，夏道平以同等学历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预科，1931年升入武汉大学本科的时候放弃第一志愿哲学系而进入第二志愿经济学系，因为这一偶然的契机而开始系统接受经济学训练。193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在抗战爆发后跟随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

抗战中期，夏道平曾至洛阳郭寄峤部军队担任文职军官。到抗战后期，因为战区人事变动而至重庆，任职于战时“国民参政会”下的“经济建设策进会”，任研究室主任。夏道平自承，自己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不是在武汉大学求学时，更不是从军阶段，而是在“国民参政会”任职期间。因为“国民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震对夏道平很赏识，两人成为好友。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夏道平到达南京后经雷震介绍结识胡适，就此进入以胡适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圈子。1949年，夏道平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北，与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因为《自由中国》的圈子而结识殷海光、张佛泉和周德伟等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

《自由中国》在创刊初期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蒋介石当时之所以要支持这群自由主义者及其刊物，主要还是希望摆出一个开明的姿态，以获取民心支持，更重要的是获得美国的支持，以挽救颓亡的局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基本上是不相信自由民主这一套政治话语的，在他们这里，民主和自由只是一种话语操纵，用以维护既得权力和利益。所以，《自由中国》旗下的知识分子与台湾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本就是一种临时的结合，分道扬镳只是个时间问题。早在创刊初期，这批知识分子就对蒋介石政府心存戒心，因此才坚持要拉胡适来做“保护伞”。他们并不是完全依附于蒋介石或者国民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也不屑于创办又一份机关报，成为国民党的喉舌。所幸，正是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潜伏下了这个刊物及其知识分子群与蒋介石统治集团越来越多的冲突，从而也造就了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一面旗帜的《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出版发行十一年间，夏道平与雷震、殷海光等人一样，厥功甚伟；同时，夏道平的个人命运也与《自由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按照夏道平后来对聂华苓的讲法，《自由中国》之所以能维持十一年，是因为有一把“保护伞”和一辆“火车头”，“保护伞”是胡适，“火车头”是雷震。但根据聂华苓的分析，《自由中国》的维持与运作，也离不开夏道平的不温不火和折中斡旋。夏道平一度是在雷震、殷海光的激进和毛子水等人的温和保守之间进行协调斡旋，而雷震作为也明了夏道平在《自由中国》同人中间的这一功能与功劳，在《自由中国》刊发重大现实题材的文章时，必找夏道平共同商议策划。

《自由中国》十一年间总共出刊249期，社论共有429篇，其中116篇出自夏道平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道平以本名或笔名写的和译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评。此次大陆版《夏道平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夏道平执笔，于1951年6月刊登在《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这一篇文章是《自由中国》十一年历史中的一次重大事件。该文揭露政府情报机关以金融票据做局，事先设计诱民入罪的案件，一旦有人上钩就立即以扰乱金融类罪名逮捕送交军事审判，然后向上级套取奖金，并按规定百分比截留被捕者的“赃款”。《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刊发之后，《自由中国》遭受到台湾“保安司令部”等军方单位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写了一篇新社论《再论经济管制》并经陶希圣大加修改，发表在《自由中国》第4卷第12期上，作为有悔过色彩的“遵命文学”。远在美国的胡适对《再论经济管制》的“遵命”色彩十分不满，连写两封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的头衔以示抗议。胡适指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是创刊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再论》一文一定是迫于当局压力写出来的文章，“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胡适此信，某种意义上是给《自由中国》撑腰，雷震等人把此信公开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上，以强烈抗议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当时的台湾蒋介石政权正在借助胡适争取美方援助，而且政府内部陈诚正与掌控情治系统的蒋经国发生角力，所以此事最终以政府当局的妥协告终。

1960年9月，蒋介石谋求“总统”三连任，官方放出的试探信息遭到强烈反弹，雷震等自由主义者试图筹组反对党。此时夏道平在《自由中国》上以社论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讽谏当局，标题有《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所谓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敬告我们的过大代表——团结、法统、政治买卖》、《怎样才使国大的纷争平息了的！》、《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

“雷震案”发后，台湾戒严警备当局查禁《自由中国》杂志。此后夏道生低调退出政治，而专心于译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作，先后在台湾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任教，传播奥地利学派的自由经济理念。从大学退休之后，在“中华经济研究院”担任特约研究员，1989年因病退隐。晚年的夏道平与晚年的殷海光相同，由研究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而进入信仰领域，皈依基督教。在去世前一年的1994年7月，夏道平在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前瞻》杂志上发表《自由主义与宗教》一文，坦承自己是由知识层面通往信仰层面，将基督信仰作为自己求知欲的最后归宿。此次大陆版《夏道平文集》就收入了这篇文章。（摘选）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刊于《经济观察报》，原标题《回望夏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