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外部性原理促进女大学生就业

巧用外部性原理促进女大学生就业

今年又是号称“史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年”，因为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规模又创历史新高。而且，今年我国处于产业转型期，经济存在下行风险，这又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现象更加凸显。关于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背后的原因，社会上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因为女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后不久就面临婚姻、生育、抚养小孩等问题，严重影响工作的时间与精力，因此用人单位基于自身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经营理念，就不愿意招收女大学毕业生了。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曾专门研究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并将其归为统计性歧视。贝克尔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了统计性歧视，这是雇主的一种理性行为。因为人类既需要承担劳动力市场中的职责，也要承担家庭中的职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禀赋与劳动效率并不比男性逊色，而男性在家庭中的禀赋与劳动效率却比不过女性。但是，人类既要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生产，也要保证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延续。因此，在家庭方面具有更高禀赋和劳动效率的女性为了保证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要比男性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家庭。相应的，女性用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与精力就相对更少，因此雇主就对女性采取了统计性歧视。

按照上述逻辑，女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比男性更难就业，是因为潜在的雇主担心招聘到的女大学毕业生在未来的工作中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来，会给自己的单位带来损失。这在经济学上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按照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看法就是“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对于女大学生就业难而言，正是因为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并能够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比如有利于小孩的健康与教育等），导致了聘用她们的单位将可能为此支付相对更多的成本、获得相对更少的收益。

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就会给整个就业市场带来一定的偏差。表面的后果是女大学生个体将为此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而其实更为深层次、更为重要的损失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因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禀赋与劳动生产率并不比男性低，甚至还高于男性。

美国的女性就是一个明证。2000年，全美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中妻子比丈夫收入高，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五分之一。在美国，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的收入，这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更为明显。在2000年，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收入比其配偶要高。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女性不再被束缚在家庭中，而男性也更多开始承担家庭责任；其二，有更多的女性在高等教育中获得成功，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不但女性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男性，而且在学业成就上女性的优势也非常明显。

我国有着同样的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并且获得成功。如果因为她们未来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而在求职中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甚至难以找到工作，以致她们的职业发展缓慢，这将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本浪费。

为了对这个外部性问题进行纠正，笔者有以下两点建议：

其一，社会和用人单位一起承担女性生育与抚养小孩的成本。由于女性要生育和抚养小孩，受益的是整个社会，而用人单位却可能要为此承担女性员工工作时间下降的成本，女性员工本人也会遭受一定的成本损失。因此，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法规，如果某个用人单位的女性处于怀孕期、哺乳期或者小孩需要照顾期，用人单位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女性员工本人也可以享受一定的所得税减免。这样通过受益方的成本分担，使得用人单位有更大的动力去招收高素质的女大学毕业生。

其二，政府可以用立法的方式强制让男性承担起家庭的义务，尤其是强制父亲具有陪伴孩子成长的义务。这样既可以分担女性在家庭中的重担，而更为重要的是，父亲的陪伴对于小孩的成长与教育是极其重要的。这样，用人单位在同时面对男性和女性的求职时，就不会对女性产生天然的统计性歧视了，因为男性同样会将一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中去。

总之，女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性问题导致的，即女性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在家庭上，受益的是整个社会，而付出的成本只由用人单位和女性自身承担。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相关税收减免，分担用人单位聘用女性员工的成本，通过强制让男性员工分担家庭责任，让家庭更加和谐，让子女的家庭教育更加完整与美好。这样，用人单位就不会对女大学毕业生进行就业歧视，一旦形成正反馈，将移风易俗，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更好发展。首先，男性承担家庭责任，将使家庭更和谐，子女教育更好，而男性的工作压力也会减轻。其次，女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将进一步激励整个社会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提高社会总体人力资本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