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成都联合“五大学”：“另一所西南联大”

2020-6-11 20: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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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杜克大学

1937年后，由于战局持续不利于中国，当时多数中国北部、东部大学踏上西迁办学之路，其中顶尖的四所中外合作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连同地处成都华西坝的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聚集华西坝联合办学，形成了名噪一时的“Big Five”（“五大学”），这一所位于成都的联合大学一度被形容为“另一所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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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学”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的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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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烟四起，弦歌不断

二战对于中国的摧残和破坏，绝不仅仅是土地的沦陷和大量人口的伤亡。战争对于文化和教育的破坏极其严重，国破家亡时的文化传承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十分艰难。为了在战争年代继续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使得中国社会能“弦歌不断、教泽长流”，许多华北、华东的高校纷纷西迁办学。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几所中外合作教会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从北平、山东、南京等地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了成都的华西坝，与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一起组成了联合大学，在当时被称作“五大学”，书写了一段战争岁月里艰辛却伟大的办学历史。

后来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原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共同草拟的一篇碑文中这样描述四所大学的西迁：“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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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金陵大学西迁的金大校长、中国化学会创始人陈裕光

1937年11月，金陵大学的校长陈裕光在教育部的帮助下，带领学校师生分乘三艘轮船驶离南京抵达汉口，次年1月7日迁入四川，同年3月在华西坝恢复办学。南京沦陷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大多随家人避难到了全国各地，听闻学校有在成都复校的决定，他们便从各地风雨兼程汇聚到成都。

其后迁来的是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师生的迁移可以说等同于一场逃难，日日夜夜的奔走，饿了就靠当地寺庙、教堂或者学校的接济勉强果腹，草草的睡上一晚就继续赶路。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政府派人在沦陷区秘密引导学生逃亡，带他们走一些比较安全的逃亡路线，一路辗转、历经千山万水，齐鲁大学的师生最终成功到达成都华西坝。

留守沦陷区北平的燕京大学，并没有免于被日军干扰的厄运。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包围了燕京大学校园，把校长司徒雷登抓捕软禁，将学生驱赶出校园。随后，孔祥熙在重庆紧急召开燕京大学校董会，倡议学校在成都复校，并聘请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胞弟梅贻宝筹备复校事宜。燕京大学在北平的师生获知复校消息后，纷纷响应奔赴成都，于1942年秋在成都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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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旧址（今北京大学校园）

至此，四所大学西迁完成，在原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里和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组成联合大学，五校联合办学，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一时间群贤毕至，成为战时中国四大高教中心之一（其余三个是昆明西南联大、重庆沙坪坝、汉中古路坝），为我国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高教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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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毕至，大师云集

据学者岳峻所述，当时“五大学”的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并不逊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学生3000人左右，有5个学院(文、理、法商、工、师范)，26个系;而“五大学”也有3000学生，5个学院(文、理、医、农、教)，60多个系。

在华西坝“五大学”，一时群贤毕至、大师云集，莘莘学子如沐春风。在学校任教的大师中，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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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访问四川旧照

1941年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发表演讲。1942年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华西坝组织了东西文化学社，学术巨匠爱因斯坦、罗素、杜威、普朗克、泰戈尔都加入了该社。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五大学”举行了12场演讲，前后持续二十多天。一时间，成都“五大学”成为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化学术中心之一。

陈寅恪先生在“五大学”为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学生上课，开有“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元白刘诗”等专题。他身着长袍马褂，一手拿黑布包袱，一手拿一瓶冷开水蹒跚地（陈先生有腿疾）步入讲堂，“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一日，著名诗人、大儒林山腴先生走进了陈寅恪的课堂听讲，林先生是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好友，亦是陈寅恪学术上的前辈。林先生能走进陈寅恪的课堂听他讲课，足见陈先生学术造诣之深厚。不仅如此，就连当时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高文教授，已为人师的著名学者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也常常列坐于陈先生讲堂之下，由于陈先生极高的学术水平，当时人也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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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酷爱传统文化、身着长衫

在华西坝的陈寅恪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来成都时，陈寅恪的右眼早已坏掉，而残存的左眼也在华西坝失去了光明。1944年冬日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寅恪忽觉眼前一遍漆黑，周遭的景物倾刻间离他而去。这一天，他正好有课，于是叫了长女陈流求去通知校方，今日是不能上课了。

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说法（出自清诗人赵翼《题元遗山集》）。饱受颠沛流离、国破家亡之苦，以至于目盲的陈寅恪却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这样说：“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透过这些话，我们更能真切的感受到一位心怀家国天下的史学大师对于故土沦丧、国运衰微的无限愤慨和痛心。

1945年的一天，久病的陈寅恪忽然闻到了床头的海棠香，心有所动。到了8月10日，盛传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他悲喜交加，感慨“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遂提笔写下了“何幸今生有此时”。这年的9月13日，陈寅恪乘飞机离开成都，前往英国治疗眼疾。一代史学大师在成都“五大学”留下了短暂却又不平凡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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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家园，团结救国

“五大学”的师生们，心系家国，关心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一方面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联合办学，为反法西斯斗争培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组建各类面向公众的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参加抗战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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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与“五大学”战时服务团合影

华西坝师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1月13日，“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邀请正在成都访问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来校，他以《坚持抗战到底》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又挥毫题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并号召师生们为抗战将士募捐。

“五大学”先后建立过抗敌救援分会、华西学生救亡剧团、“五大学”学生抗敌宣传第三团、“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等。日军敌机轰炸后，大学随即提前放暑假。“五大学”的部分学生以医科学生为主体，组成乡村服务团沿成渝公路出发去自贡，并沿途为农民治病。当时霍乱大流行，医科学生发挥所长，治愈了不少危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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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学联代表与“五大学”学生代表合影

在二战期间，学校师生不分国籍和宗教信仰，团结一致，共同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美籍教授解难（J.Spencer Kennard）在家里组织座谈，号召学生组织抗日运动，并帮助学生争取西方反法西斯组织的支持和援助。加拿大籍教师刘延龄、美国籍教师德乐尔登台演出，为中国反法西斯运动募集款项。超越国界的温情，使得这所战争年代临时组建的大学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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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新颖，独具特色

“五大学”积极引入新的教育模式，在教学、科研、师资等方面与北美一流高校合作。如金陵大学与美国康奈尔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以此确保教学和科研的高水平。

作为西迁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和“五大学”都注重学术包容和开放，强调科学精神。但是二者在办学理念的某一些方面又有所不同。西南联合大学在教学理念中强调对于政治和时局的批判，而“五大学”对参与政治或发表言论没有特殊的爱好，更专注于知识的实用性和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培育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棉种之一。华西协合大学的社会学家则身体力行，走入我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在边疆社会调查方面功绩卓著，开创了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华西人类学派。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当时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属于亚洲一流，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随行的20名人员当中就有4名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齐鲁大学引以为豪的是先后由顾颉刚、钱穆主持的国学研究所，为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则致力于推动当时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同时她也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的第一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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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吴贻芳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学者岱峻在《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中这样评价“五大学”的办学理念和风气：“坝上人兼具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观念，温文尔雅……学生虽不乏名门之后……这些'金枝玉叶'比肩出身寒门的同学，同窗苦读，含英咀华，走向社会，宣传救亡，远赴边疆调研，服务民众。对国家民族的关心，对草根底层的同情，升华为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的'道'。”

相对于政治批判型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五大学”的学者较少参与政治，潜心做着为国家培养有技术能力的下一代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讲，“五大学”和西南联大是各有特色，无法评价孰优孰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界，这两种模式对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着不同方面的积极作用。

战争结束后，“五大学”中的四所大学很快回迁到了原办学地点，今天的华西坝老校园成为了四川大学重要的一部分，燕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重要组成部分，金陵大学主体则并入南京大学，其他的大学也都在院系调整中参与了高校的重组，继续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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