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种全球化教育模式

作者：彭诺亚博士 / 马修·拉斯科夫

来源：Inside Higher Ed

开源（Open Source）全称为开放源代码，指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软件的源代码，加以修改学习，甚至重新发放。受“开源”科技理念的启发，彭诺亚（Noah Pickus）和马修·拉斯科夫（Mattew Rascoff ）提出教育界的领袖们与其麾下的教育机构应当相互协作——包括与他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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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的排外政策也许让美国教育界的领袖们感到震惊，但他们自己也免不了经常大发类似的保护主义论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就是这种论调的明证。

在高等教育界，特别是在论及中美两国时，我们常会听到“国家竞争力”这个说法。无论是担心国际学生来得太多（“他们会抢占我们精英学府的稀缺资源！他们会偷窃我们的知识产权！”），还是与之相反担心国际生来得太少（“他们不送学生过来，我们的学校就跟不上时代了！没有他们交学费，我们的学校就办不下去了！”），其实都是在忧虑美国的“国家竞争力”。

这些担忧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的假设条件，即认为教育是一场竞赛——我们如果跑得不够快，就会输给对手。

今天我们谈论国际教育竞争，借用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不过以前西方人做教育输出，则出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过去的教育输出，是以不同教育系统间的汲取和输出为基础。比如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和亚洲成立高等学府；又如慈善家创立“罗德学者”一类的国际学术交换项目。

虽然这些事业的目的是高尚的。但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教育输出往往假定了输入国和输出国之间是不平等的。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教育输出是对殖民地的“教化”，抑或是地缘政治软实力的一部分。

对当今这个复杂而互联的世界而言，不论“竞争说”还是“输出说”都不堪充当我们全球教育策略的思想框架。2018年8月，来自六大洲27个国家的259名本科新生开始了在昆山杜克大学的学习生涯。在这所21世纪新近创办的推行博雅通识教育的大学，这些新生正在试验一种“开源”的教育模式。

昆山杜克大学的学子毕业时将获得美国杜克大学与昆山杜克大学的双学位，师资任命也需经美国杜克与昆山杜克双方教授推荐而定。在昆山杜克大学的七人理事会中，包括主席在内的三人由美国杜克大学任命；理事会的任何决议都需绝对多数同意才能通过——这样的管理模式势必要求各方持续地合作。由此可见，昆山杜克不仅是一块独立的试验田，也是促成与杜克不断互相学习的连结纽带。

昆山杜克大学并非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个海外校区，也不是一所“办在中国的美国大学”。她背后所蕴含的教育模式既不是宗教传道，也不是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权谋，更不是商业扩张。与之相反，昆山杜克是基于“开源”的原则创立的。“开源”是来源于科技界的一种模式，对今天复杂的全球协作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在教育领域上。

开源软件以三个核心原则为基础：

• 源代码必须与软件一同发布；

•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对软件进行二次分发；

• 任何人都可以修改软件，基于已发布的软件开发新品，并以相同条款发布这些修改。

举凡操作系统Linux、web服务器Apache、数据库MySQL、编程语言Python、数据分析工具Jupyter Notebooks、机器学习系统TensorFlow ——我们所依赖的几乎所有技术，其背后的基础结构都是由所谓协同软件（collaborative software）所支撑的。而协同软件的控制者正是基于前述原则组织起来的那些非盈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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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开源协作是基于人的自利动机升华而来的。协作的参与者既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体认到，开源项目的成功将惠及自身与大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家斯蒂芬·韦伯（Steven Weber）描述了开源治理、协作模式如何能从科技界推广至其它领域。韦伯认为，“开源”既不同于经济学对交易、合同的看重，也不同于政治学对“萝卜加大棒”的倚赖，是组织大规模人类事业的新方法。

随着昆山杜克大学的诞生，其创立者美国杜克大学和中国武汉大学共同建起了一个惠及太平洋两岸的开源知识项目。“昆山杜克”的创立，蕴含了其它国际合办大学贡献的“代码”。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与上海纽约大学的学术领袖分享了他们的抱负和所面临挑战。他们向我们强调，组建一套能将国际化的学子联结起来的核心课程是何等重要，并提供他们的课程模式给我们参考。

还有密涅瓦大学（Minerva Schools）——一项基于全球化体验和学习成果重塑高等教育的大胆实验。其领军人物也与我们愉快地分享了他们的思考。我们谈及如何设计“知识的远程迁移”（far transfer，即学生在完全陌生的情境中运用已学知识）与他们办学理念中的其它原则。

中国的教育者也投身到了昆山杜克的开源项目中。来自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国顶尖高校的教师聚集起来开工作坊，又带我们到他们学校实地考察。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能够确保昆山杜克的课程既吸收中国传统经典的精华，也能吸收这些学府正在孵化的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宝贵经验。

这些教授并没有把昆山杜克视为竞争者，相反地，他们很看重与我们合作的价值。

“中国能够、也应该创立自己的通识博雅教育传统，”一位参与工作坊的中国教师写道，“我们的通识博雅教育应当从西方丰厚的通识博雅教育传统中汲取养分，又契合中国国情，并充分利用新兴技术。”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开源的文化，虽然起源于科技界，但应该是比任何特定的技术更为重要，也更有长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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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大学在帮助昆山杜克的教授准备教学方面，也运用了开源理念。昆山杜克的授课团队由来自全球高校的教授组成，有的已有多年教龄，有的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与其它大学的授课体验不同的是，昆山杜克拥有深度整合的博雅通识课程、混合跨学科专业、7周密集的课程及必修的校外实习。他们不仅要为自己教的课备课，还需要使自己的教学与学校更大的教育目标相匹配。

举例来说，教师们是如何理解昆山杜克培养“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民”这一理念的呢？

还有，怎样能通过这一理念的讨论把学生们引入探究在一所既非中国大学又非美国大学的学府里求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的对话？对此，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家的答案可能与欧洲世界主义哲学家所想的截然不同。

为了给这一讨论打基础，所有教授都阅读了约翰·波弗里特（John Pomfret）的《美丽国度与中央王国：中国与美国，1776 — 现在（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一书，两位昆山杜克的历史学家还带领教授们讨论中美关系复杂又时常令人忧虑的历史。

昆山杜克的本科课程整合且密集，这就意味着教授们不能简单地把现有的14周课程像手风琴一样合起来，压缩成7周的课程。相反，教授们需要把美国杜克大学现有的基本教学实践的精华（如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学习、问题导向型学习、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等）与新兴的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的探索融汇、结合起来。

美国杜克的学习创新团队与昆山杜克携手，为教授们提供一项线上/线下专业发展奖学金，以帮助创始教授们从无到有地规划他们的教学。

美国杜克大学通过对其教授发展的经验进行“开源”，并将“代码”与昆山杜克的同事们自由分享，其自身便优化了教授对跨文化教学的准备，收益良多。知识将在美国达勒姆（Durham）和中国昆山间流动：美国杜克大学借调员工到中国，帮助昆山杜克成立教学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在昆山杜克授课的杜克大学教授将把教学上的创新带回达勒姆。在昆山杜克的学生们大三时，他们将在杜克大学度过一段时间，与杜克的同学们分享他们截然不同的经验和全球化的视角。

教育协作应该如何运作？“开源”！教与学的提升是相加为正的，而非一场零和游戏。课堂教学技巧和提升学生学业的策略不应该是用以与对手竞争的秘密武器。如果中国的教授们琢磨出了更棒的教学方法，就让我们对其“开源”吧！

美国的同行也应该这么做。当大家与社群分享其进步的经验时，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作者简介

彭诺亚（Noah Pickus）

昆山杜克大学本科课程事务与教师发展院长，美国杜克大学协理教务长及教务长高级顾问。

马修·拉斯科夫（Matthew Rascoff）

美国杜克大学数码教育与创新学院助理副教务长，领导学习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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