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人生

这是三个关于加速人生的故事。三位昔时或今日的少年大学生，将大学前的学业缩短了三至五年，在同龄人仍胶着于中学课本与刚刚萌芽的青春期时，跃入大学。那端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1

李一和：往高处跳

李一和，15岁，昆山杜克大学大一新生，北京八中少儿班的毕业生。少儿班里的30名学生从3000多人中选拔而来，年龄大都在十岁左右，文化程度四年级以上——他们会用四年读完小学五六年级和初高中共八年的课程。

李一和（右一）和少儿班同学

李一和报名少儿班的原因很朴素，“想看看大佬什么样”。“小学卷子容易，大家都是95+，好多并列第一。”简单模式下的日子总是过得更慢，他想给自己提个速。

在少儿班，他的成绩稳定在第十名左右，在那个拥有全校前三、CMO（国家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成员的班上，是个不错的排名。此外，他还把能参加的学科竞赛都参加了个遍，顺利拿到北京市计算机竞赛一等奖。

这十五年，李一和一跳再跳，被课业、竞赛、竞争裹紧。成绩为他划定了边界，与之无关的通常被阻挡在外。

他在昆山杜克的生活，也是相似的开场。他早就做好出国读研的规划，于是拒绝港大、南大、浙大、国科大来到昆杜，希望凭此获得未来名校研究生的入场券。

摄影：王启铃

他的朋友圈，课业填了大半——抢课大战，打分严格的教授，凌晨的邮件，线代课 Quiz 拿到的第一……它们构成了李一和的生活日常。

推测这学期的成绩，他说“数学应该是 A+，但 EAP（学术写作）可能是 B”。李一和常为预想中的 B 郁郁寡欢，当你试图打探，他会摆出一副微妙、但斩钉截铁的态度——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你不该再问。这也是他的边界。

然而许是受昆杜跳出舒适圈的氛围感染，李一和开始做出一些不同以往的决定。

理工科能带给他更高的分数，可他的新学期课表上仍出现了一个“异类”——媒体艺术课。“用了宝贵的 Priority（优先权）选了一门自己或许不会喜欢的课，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此外，他和同学间的关系，也从竞争味甚浓变为互帮互助。因为数学好，他常会成为大家的请教对象。他总是毫不藏私地告诉同学自己所知道的，也会向他人请教自己弄不清的写作文法——他开始喜欢此般与同学的情谊。

这回，他想跨出边界试试。

2

Sage Wyatt：挣扎有时

比李一和大两岁的美国女孩 Sage Wyatt 是今年全球健康硕士项目的一年级研究生。她在十三岁生日当天收到玛丽鲍德温大学“天才计划”的录取信，于十七岁获得生物学本科学位。

Sage 和父母在玛丽鲍德温大学毕业典礼

Sage 不太记得“局外人”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装订进自己生活的。

她的父母、祖父母都是美国公民，但拥有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三个种族背景的她很难找到一个与自己完全吻合的群体。她还曾在三四个宗教团体间摇摆不定，却无法从任何一个中获得力量。“我爸妈的朋友甚至建议过他们不要生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归属而孤独一辈子。”

除了身份认同的窘迫，Sage 还因长期在家接受教育，鲜有年龄相仿的同伴环绕。

她的父母都是心理学家，他们在 Sage 还在幼儿园时便开始教她阅读、算术，以及关于世界的常识。六岁时的小学入学水平测试，Sage 达到小学四年级水准，被学校以担心耽误她的发展为由拒收。

多番尝试无果，她开始在家上学，学业由妈妈负责。其间她上过网课，待过一所给天赋儿童开设的学校，直到十三岁离家，成为玛丽鲍德温大学“天才计划”的一员。

在玛丽鲍德温，她起初试图做一个透明人。“我总是穿很普通的衣服，样式平平，没什么颜色，我以为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她想藏身平凡，那对她来说一层坚固的盔甲。

可 Sage 很快明白，躲避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仍会在背后议论她年龄小，不属于这里，不值得信任。她决定不论他人目光，做些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比如加入学生政府，成为国际生的协调员。

她开始学着组织活动，帮同学们解决学业和生活中的问题。有次几位国际生向她求助，说自己遇到了跟踪狂。“一个陌生男子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声称认识他们，还会时不时尾随。身在异国，他们都被吓坏了。” Sage 一边安抚疏导，一边和学校负责人沟通；学校随后将详细情况报告给了警察，男子再没继续跟踪。

这些为同学排忧解难的举动为她赢得了尊重。她让大家开始相信，这个叫 Sage 的年轻女孩和我们不同，但也没那么不同。她年纪更小，但我们能做的事，她也可以，并且可以做得很好。

她曾写过一首名为《半影》的诗歌（以下为节选）——

“萤火虫躲在结霜的月亮背后，

于日光消失后闪烁；

黑暗在黎明成为正午时，

于新月的线条上歇脚……

(Fireflies blink as sunlight hides

behind the frosted moon

Darkness lies in crescent lines

when dawn is truly noon...)

这首诗写于秋日的一次日食过后。她见惯了阴影，因此一点微小的快乐就会令她满足。比起事事往好处想，Sage 总更常去做最坏的打算，而这样的生活态度来自一只猫咪。

她和父母收养的猫咪在流浪时一直过着见不到“光”的日子。“她一身病，忍饥挨饿，被周围所有猫攻击，可看见为她打开猫罐头的好心人，依然开心得喵喵叫。每天早晨醒来，她都做好了今天要饿死、或被其它猫打伤的准备；但她仍仰起头面对生活，满脸明媚。” Sage 从这只猫咪身上获得了前行的勇气。

如今的 Sage 穿上了新的盔甲，比从前迷恋的那层要轻盈一些。她甩掉了不必要的负担，让自己可以在面对挑战时，更优雅、迅猛地出击。

3

Scott MacEachern：步履不停

昆山杜克大学学术事务代理副校长 Scott MacEachern 的跳级经历与两位同学不大相同，他说自己是“出于偶然”。

他在加拿大东部爱德华王子岛的一间农场长大，大人们搭了个简易房子做教室，五到十四岁的小孩全都挤在一起念书。“老师为每个年级都设置了阅读书目，每回我读完一本，她就递给我第二本。我一本本读，十一岁读完了一到八年级的书，比其他人提前了三年。”

八年级结束，Scott 进入了一所离家两小时车程、学生规模上千的高中。那是段兵荒马乱的日子，更小的年纪使他成了大孩子们的欺凌对象。“许多人对学习毫不认真，打架斗殴是他们的最大乐趣。因此考入大学是种解脱，让我终于可以好好生活。”

Scott 是家里第一个念大学的人，这意味他没什么经验可参考。解脱的愉悦没持续多久，迷茫接踵而至。

起先他像多数人那样选择了工程专业，因为好就业。学了三年，愈发觉得不合适，“我学得很糟，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躲避任何与教授的目光接触”。犹豫间他参了军，在军营里待了一段时间后也觉得索然。

一堂选修的考古学课给了他翻转的契机。“比起一个个小发现，考古学最大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会将个体拼接成一幅更大的、过去人类生活的图景。这块拼图通常有四分之三无处可寻，而解谜正是我钟爱的。”

本科毕业，Scott 加入了卡尔加里大学的考古学研究生项目。学校位于加拿大西部的落基山旁，而那时的他对西部知之甚少，甚至对即将深入研究的考古学也仅是接触了一年而已。

新学期开始，一场由三位教授主持的面试，一位叫 Nicholas David 的教授在听完他的陈述后毫不留情道，“你显然对考古学一无所知”。

可就是这位教授，成了 Scott 日后的良师益友，他们上一篇合作论文发表于2014年。“教授已经八十多岁，年初嘱咐我帮忙照顾他所有的书和笔稿。我很感动——他就是在1980年说我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而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合作至今。”

21岁时，Scott 第一次去往非洲，开始研究中非乍得湖盆地，包括尼日利亚东北部、喀麦隆北部和乍得西部三地的史前史。之后三十多年，他往返非洲二十余次，在那里度过了大约七年岁月。

他工作的土地，物产匮乏，交通破旧，疟疾肆虐，人们饱受饥馁之苦，还因恐怖组织盛行而频陷暴力。

Scott 工作的土地

Scott 曾写过一本书详述当地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起源。“许多人认为那是一个新兴的组织，而我在书中试图论述，它的历史渊源颇深，许多成员和早年的盗匪、走私犯是同一批人。而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恐怖主义运动，让他们成了恐怖分子。”

Scott 在这些盗匪和走私犯还未成为恐怖分子时，与他们有过一些交集。“他们大多是为了钱，但有些也会绑架平民勒索赎金。九十年代，我常能在城镇的墙上看见他们贴的告示——‘如果你要前往 XX 地区，请确保带上不少于 XX 数量的现金，否则我们会绑架你。’我会确保考古队里每一人身上都带着现金。”

这些不安宁的日子为他和团队换来了回报。Scott 成了中非和西非考古领域负有盛名的专家，是最早一批通过将考古学与基因分析相结合来探究人类在非洲历史的学者；他还做了许多文化遗迹保护的工作，比如曾帮助石油公司勘察乍得和喀麦隆地区的历史遗迹，以避免后者在项目中受到破坏。

尽管低调，考古学于人类的意义实际非乎寻常。“考古学家在做两件几乎没有其他人在做的事。其一，我们负责呈现人类的全部历史，不单单是有文字记载的上下五千年，还包括现代人类存在的数十万年，乃至人类祖先出现以来的数百万年的历史——我们将这些知识传递给世人。其二，我们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历，而不仅是富人与当权者这些历史书写者的。此间，历史语言学和考古遗传学等学科也发挥着作用，但基础的框架则由考古学家设定。”

Scott 与非洲当地人交谈

Scott 的考古团队通常由七八个美国人和雇佣的二三十个当地人组成。“当地人生活困难，但对人友善，会拿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不过最初我总带着偏见看他们，也许是因为年轻气盛。当地人与我接触的白人太不同了，我认定他们会很野蛮，因此浑身傲慢。可在日后的相处中，我学会了尊重。”

这当中，早年的经历在 Scott 身上发挥了作用。他也曾因自己的不同——年龄——被孤立，被欺负，他从中找到了共情。“与人相处，我们要学着透过不同看见人性。”那是人类共同体的精神内核，也是 Scott 如今交给学生的功课。

极富同理心是 Scott 留给学生最深刻的印象。“刚开始我不敢在课上发言，总躲在后排、怕被点到名字。Scott 在课后单独来找我，告诉我他大学时也害怕当众发言、担心出丑，让我不要为此沮丧。他对我说，‘如果不喜欢人多的环境，你可以来我的办公室，一对一交流也许会让你觉得轻松一些。不一定要带着问题，我们随便聊聊，就当练习英文也行’。Scott 关心每一个人，而且是润物细无声的关心，不会让你有丝毫负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渐渐熟悉后，他会和我们讲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也会展示他在非洲考古时的照片；我们也乐于与他分享自己的生活。比起师生，我们更像无话不谈的朋友。”

Scott 与学生的结课留影

五十多年来，Scott 几乎都过着一种不设限的人生——以更小的年纪上学，成为那届最小的大学生；大学里换专业、参军，因为意外发现考古学而一头钻研进去；来到非洲大地，他在危险丛生的土地上挖凿，解决一个又一个谜题；在美国顶尖文理学院鲍登学院教书二十三载后，他又来到昆山杜克，与学生成为挚友，并随后担任学术事务代理副校长。

他的探险还在继续，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是未知。

文 | 祁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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