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浦城市与环境校级研究中心对话联合国专家：疫情下的城市韧性

2020-6-11 20: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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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冠疫情(COVID-19)的爆发和发展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作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与病毒争分夺秒的斗争，积极地在危机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前瞻性地思考更好的未来也尤为重要。

很多议题值得去探讨，比如危机后人们的身心健康问题，人居环境和生活品质的改善；以及如何快速恢复生产、消费与经济活力，同时平衡环境和生态；在考验和转折中寻找创新动力，通过规划、政策、治理方面的改革使城市具备更高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西浦城市与环境校级研究中心致力于关注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社会、人口、健康变化等议题。依托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化平台，本专栏旨在邀请一系列国际相关领域专家参与讨论，建立对话，就我们关注的这些问题分享他们的观点。从多元的角度，拓展的视野，碰撞新的思维，聚焦和助力健康城市的发展。

本期主题 | 疫情危机和活着的城市

本期嘉宾 | MrGeoffrey Pa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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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frey Payne先生是一位土地、住房和城市发展顾问，具有50多年全球项目经验。1995年，他创办了Geoffrey Payne and Associates公司，为世界各地的国际发展机构（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开发计划署等）、各国政府（中国、印度、印尼、泰国、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等快速发展中国家）和学术机构提供研究、咨询和能力建设服务。Geoffrey先生出版了《The Living City: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活着的城市：迈向可持续的未来）》、《Secure Land Rights for All（保障所有人的土地权利）》、《Urban Housing in the Third World（第三世界的城市住房）》、《Urban Projects Manual（城市项目手册）》等十余项著作。他目前是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和英国建筑环境咨询小组的主席顾问。

* 访谈文字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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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数以亿计的人已经脱离了贫困，城市发展逐渐转向高质量增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发展”本身的内涵。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是后者，它的终点又在哪里？

对于世界上一部分从未体验过物质享受或经济保障的人来说，获取这些东西的欲望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多项研究表明，一旦超过一定的收入水平，外界收益带来的个人福祉提升将会减少。

事实上，占有更多财富的高收入群体并不一定比中等收入群体更幸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点只能住在一个地方，享用一顿佳肴。高消费主义给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好的参照，无论我们的使用方式有多精明它都与地球上存在有限资源的现实相矛盾。

人们逐渐开始觉醒，意识到需要重新审视“发展”的内涵，并通过环境税和其他手段来限制对有限资源的过度消费——无论是土地、不动产还是社会消费品，并学会珍惜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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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要求我们重新评估现有的发展政策，实现这一目标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谈论气候的快速变化，及其对当地经济活动（如农业生产）带来的威胁。此时迫切需要广泛加强国际间合作，确保立即采取行动，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

当然，包括英国在内的高度工业化且掌握最优资源（财政、技术和制度）的国家应肩负起最大的责任，并积极发挥好带头作用。这同时还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因为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环境气候继续恶化，我们将如何给子孙后代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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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http://m.网址未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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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赋能社会资本，并从公共利益出发对市场进行管理?

鉴于世界各国已将金融市场的繁荣作为实现发展的通用手段，这是今天可讨论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由美国一个国家的房地产行业管理不善引发的，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

市场已经变得像青少年一样，想要不停地狂欢，而不考虑第二天可能出现的宿醉。因此，与青少年一样，市场也需要严格监管，以确保它们为社会服务。目前，社会的存在似乎是为了服务于市场的利益。这种情况需要改变——而且必须尽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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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赋能方法”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作用？

我与世界银行结缘始于1989-1990年，当时参与了他们的一篇报告撰写。但我很失望地看到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住房政策文件被命名为《住房:促进市场运转》。当时，世行完全赞同将市场作为解决世界问题手段的新自由主义主张。

自那时以来的经验表明，这种做法是幼稚的，并对全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赋能”的概念始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作为赋能人民和社区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市场。我们需要追根溯源，回归本心。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世界银行变得更加务实且因地制宜，尽管许多双边资助机构仍将国际发展视为追逐自身利益的途径。这是一个极其倒退的现象，而且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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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如何定义生活质量，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指的又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随着年龄和环境的变化，我优先考虑的事情也发生了改变。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崇尚物质享受，但现在我很幸运地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健康的身体和适度的经济保障，我发现生活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我看来，公共政策应该设法使全球人口有足够的资本来确保健康、安全的生活，且过度的财富应该被课以重税，因为它会对社会甚至地球带来负面影响。如我之前所说，超过一定的收入水平后，收入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且地球也不可能维持无限度的增长。

我们需要区分（相对适度的）需求和（无限且被夸大的）欲望。事实证明，很多人如果没有最新的电子产品在手，将会感到非常不安。市场经济鼓励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相互竞争，然而气候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后续效应时刻提醒着我们，此时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满足基本需求和鼓励合作为重心的经济体系。这也意味着需要重新定义我们所说的“品质生活”——经济发展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不应像现在一样，被视为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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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规划和城市管理来实现人人享有高质量生活品质的愿景?

城市需要降低生态足迹，目前它们是造成全球变暖、空气污染及其他相关问题的主要因素。我在1990年参与合著编辑了一本名为《活着的城市:迈向可持续的未来》的书，这本书集合了许多同样关注此议题的同行工作成果。出版商最近决定不作任何修改重新发行此书。

虽然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荣誉，但想到同样的观点在30年后仍需重申，实际上是十分令人沮丧的——我们需要更多紧凑的城市，拥有更好的公共交通系统、节能建筑及参与性的地方决策，这样以来所有人都能感到自己的诉求被重视。

我们还需要确保住房发挥它原本的居住功能，而不被视为用于投资的商品。使我们的城市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具有可持续性，也为创造就业和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因此，我们需要将此议题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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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adman and Geoffrey Payne(1990)The Living City: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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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您在世界各地丰富的工作经验，您如何看待人们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灵活应对能力?

需要是发明之母。在我50多年的全球工作中，我惊讶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面对各种挑战时表现出的韧性。有趣的是，古巴被列为全球最可持续的社会之一，因为政府将全民健康和教育放在首位。这帮助它在人类发展指数（HDI）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获得较高排名，尽管外部经济约束使其发展受限——但这也许也正是其指数排名领先的部分原因。当然，古巴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全球数十亿人仍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并在追求生活所需时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

我在197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以“第三世界“方法解决“第一世界”问题》的文章，文章表明资源的缺乏导致第三世界许多政府以一系列基于人们需要的务实政策来应对快速的城镇化。可悲的是，许多政府认为这种用传统方法作出的妥协是失败的，但我认为它们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智谋，并值得现在许多国家学习。实践经验显示，如果人们积极地参与到地方决策中，是可以为当地做出非常积极的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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