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湖讲坛|穿越洞庭，翻阅大书——“我眼里的沈从文和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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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湖讲坛

5月6日上午，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人民日报》记者、著名作家李辉应邀做客石湖讲坛，他以“我眼里的沈从文和黄永玉”为主题，从独特的视角分享了相差22岁的沈从文和黄永玉叔侄二人间丰富多彩的故事。

小苏

沈从文是我很喜欢的作家诶！不知道李辉老师眼中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那可千万别错过李辉老师的精彩发言哟！

小科

穿越洞庭

翻阅大书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著名作家李辉畅谈

他眼中的沈从文与黄永玉

各位同学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苏州科技大学来做讲座。一进图书馆，我发现非常巧，去年的5月6号下午是陈思和来石湖讲坛做的讲座，我俩恰好是同班同学，我们第一本书就是共同研究巴金。整整一年，我踏着他的足迹，来做另外一场讲座。所以，这是一种缘分，这也是何清老师无意间的安排，那么巧，所以我感到讲座前有另外一种小兴奋。

我们这代人是很特殊的一代。我是50年代出生，到了我10岁左右即60年代，文革爆发了，整个文化是被贬低的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去牛棚，去劳改等等。文革期间，无书可读，我很快就下乡了，然后幸运的是在1977参加高考，从湖北随县考上了复旦，有幸和贾植芳老师、陈思和等同学的交往，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所有的经历都是和一个时代相互相承的。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穿越洞庭翻阅大书——我眼中的沈从文和黄永玉》。洞庭，是湖南的洞庭湖，沈从文、黄永玉他们叔侄俩从湘西离开了凤凰，穿过洞庭，然后走向了新的辽阔的世界。他们做了许多文艺创作，大家知道沈从文的《边城》等重要作品，黄永玉是他小一辈，是美术家、雕塑家，喝酒的人知道“酒鬼”的那个黄永玉设计的酒瓶，还有80年代的猴票等等。把他俩放在一起谈，是因为我82年2月毕业，分配到北京，开始在《北京晚报》工作，后来调到《人民日报》，一直工作到现在，今年10月份退休，在这些年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文化艺术界的人。由于在大学期间，我和陈思和有幸结识了贾植芳先生，在他的指导下，由于在上海时研究巴金，到了北京之后，一方面，我一直希望继续延续研究巴金，采访在北京跟巴金关系好的人，如沈从文、冰心、萧乾、卞之琳、冯至等人；另一方面，因为贾植芳是胡风圈子的人，因此又有机会结识胡风、梅志、路翎等著名作家。我是这样的研究过程，有幸赶上80年代是中国最开放的年代，文化是一个重新的复苏，新时期文学的形成和老一代作家的回归构成了80年代文化丰富的景象。对于我个人而言，生正逢时，赶上一个好的时期。

沈从文的苏州情缘

言归正传，今天我要讲沈从文和黄永玉，他俩和苏州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沈从文的妻子是张兆和，合肥张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门贵族,后来住在苏州九如巷。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21岁离开湘西来到北京，一心想成为作家。写作开始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影响，后来得到徐志摩的赏识。1925年徐志摩在编《晨报副刊》，把沈从文之前一篇旧文重新编辑推出，正面做了介绍，这样沈从文就成为了徐志摩新月派最欣赏的一位年轻作家，如此沈从文一下子红了。由于徐志摩，沈从文认识了胡适，1928年他来到了上海，和丁玲、胡也频一起编刊物，同时在上海公学做老师，胡适当时是该校校长。在上课的学生中，沈从文爱上了学生张兆和。写了很多信给张兆和，张兆和将信件给校长胡适看，胡适不反对。1933年沈从文第一次来到了苏州九如巷3号，张家父母高兴地接纳这位向张兆和求婚的湘西“乡下人”作家，张父与沈从文有文化上的共鸣，他很欣赏沈从文。

（1935年萧乾为沈从文、张兆和与张充和拍摄的在苏州玩耍的照片）

沈从文和张兆和一生从上世纪30年代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两人没有分开，当然中间有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最终还是走到了最后。在90年代，我和陈思和在编“火凤凰”丛书时，拜访张兆和女士，询问是否能编一本《从文家书》，她欣然答应。出版后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还出了台湾版，研究者们对此也很感兴趣。在座的学生可能有听过之前石湖讲坛张新颖教授《沈从文的后半生：个人和时代之间的故事》的讲座，他最早不是研究沈从文的，他就是在90年代看到《从文家书》之后，非常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为学生不断地讲解他的作品，后来写出了《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

（苏州九如巷的照片）

（李辉与张兆和的弟弟张寰和夫妇的合影）

有目的地追寻历史场景，则是我的另外一种情趣。有一次在苏州，我从十全街的住地出发，穿过大街小巷，寻访沈从文留在九如巷的踪影。之前曾常和沈夫人张兆和聊天，听老人谈她的故乡苏州，在九如巷3号这座小院里度过的快乐童年。小巷已非小巷，远没有老人描绘过的、我曾经想象过的那种雅致韵味。老房子大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七八十年代修建的那种粗糙的方块状楼房。不过，好在小院依旧，张兆和的一位弟弟居住在此。八十几年，在这座小院里，他看惯了秋月春风。走进去，但见南北两排厢房，白墙黑瓦屋顶，门前各有长长一排走廊，廊柱已显灰暗。院子中央一口老井，四周拾掇得干干净净，井水，映一片天空。井沿为青石板，高出地面约半尺，上面已磨出十多道或深或浅的绳沟。一间客厅里，悬挂着沈从文功力深厚的章草。他写的是人们熟知的李白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写得气势酣畅，龙飞凤舞里挥洒着沈从文沛然而出的激情。避难寄居苏州时，是他个人、也是整个民族艰难之时，现实令他忧虑。读《沈从文全集》，见他从苏州给外地的儿子写信说：“目前总形势计……在可见的日子内还要使人感到痛苦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还要经过些更大的痛苦才会好转。……但是应当相信，任何恶趋势都是会扭转的，惟决不会在目下可以希望。”再过几月，传来“四人帮”下台的消息，他在致友人信中说：“把我们所想象的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欣喜若狂的心情可以想见。沈从文书李白诗想必挥毫于此时。

沈从文的章草《早发白帝城》

张寰和先生，客厅背景是

黄永玉苏州之行与黑画事件

黄永玉先生也是跟苏州有些直接的联系。大家知道，他在文革中最重大的事件是“黑画事件”。1971年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林彪坠机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前后基辛格和尼克松分别访华。过去一个封闭的武斗的中国，开始面向世界，融入世界。这时候，开始接待很多外宾，需要好的酒店。1953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黄永玉回到北京。此时，北京饭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楼，据各方回忆，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安排一批画家为北京饭店新楼进行美术装饰。对于被打入“另册”并息笔多年的这些画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机。黄永玉应邀前来，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中央大厅将有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由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黄永玉四人负责。于是，1973年10月，黄永玉有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的旅行。

（1973年黄永玉的苏州白描长卷拙政园局部之一）

（1973年黄永玉的苏州白描长卷拙政园局部之二）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黄永玉回忆说：“许家和我京新巷的家只拐两个小弯，相距不到五十米远，有时甚至端着茶杯，穿着拖鞋去的。三两天去一次或是一天去三两次都是有的。这天，老许拿出一本册页，说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画家放在这里的，请他顺便约请朋友为他画点画。我那天因为在准备旅行的杂事，心情不安定，怕画不好。许说，你就随便来两笔猫头鹰吧！于是我就真的‘随便地’来了这么一张以后要了我老命的这幅东西。”在外写生创作期间，临返北京的前两天，黄永玉听到一点风声：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他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批的正是黄永玉！

当时批判语是说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是充分暴露了炮制者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后来，正是担心画家的画被批判后，在国外肯定身价倍增，没有再继续公开点名批判，如此就算救了黄永玉。

这些都是沈从文、黄永玉与苏州很密切的关系，可以写很有意思的文章，我曾经写过《沈从文和丁玲》、《沈从文画传》等，将来有机会的话，我打算写苏州文化与他们两代人的关联。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苏州九如巷3号看看，现在门口已挂出保护的牌子。

结识沈从文和黄永玉

（“文革”期间沈从文在黄永玉位于京新巷的陋室“罐斋”）

我是1982年2月大学毕业，是春天毕业而不是正常夏天，我们是特殊的一届。本来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夏天的大学招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学，但此时正逢邓小平复出，他抓的第一件事是教育和科技，要改变过去的推荐，要全国开始准备12月份的高考。我是77年12月份参加考试，78年1月份春节接到复旦大学通知书，2月份入学，与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9月份入学的同学，只差半年时间。所以我是2月份毕业，工作分配到《北京晚报》，恰好赶上4月份全国文联大会，在会议上见到了沈从文，他代表历史博物馆发言。因为研究巴金所以知道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望他。

在沈从文家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已有三十年多年。

由于住的很近，走路只需要500米，所以我经常会去沈从文家。1982年80岁的沈从文被黄永玉拉着回了趟凤凰，这是最后一次回凤凰。回来不久后沈从文就脑溢血，半身不遂了。沈从文出院后需要在家做康复训练，练习走路，他们的房子很小，张兆和要求他每天完成30圈，沈从文走了2圈就调皮地不肯走了。当时我在现场，在笔记本上都做了记录。我后来出了一本书《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专门描写了在《北京晚报》做记者那几年期间接触到的老人，如周扬、胡风、沈从文、丁玲、曹禺、萧乾等等。通过书信、日记、文献和我拍的老人们照片，别样品读中国文学的那段历史以及这些文化名人的才情。

”

（1984年我拍摄张兆和帮助沈从文洗手）

“

黄永玉曾经在文章中写过，也跟我聊过，沈从文唱歌不行，五音不全的，但对音乐的感悟力是很强的。沈从文自己在谈创作时也说过，他自己是用音乐的旋律在写长篇小说。80年代是中国文化开放最好的时候，国外很多优秀的团队来中国演出。我正好负责音乐舞蹈电影电视和文学的采访，会经常去听音乐会。1984年，我把现场录音音乐会磁带送给沈从文，他一边听，一边落泪，说：“唱得真好！”他想到故乡的傩戏和民歌。

（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前后，沈从文论战发表刊物）

（九十年代初，李辉为《收获》写沈从文印象，用了《平和，或者不安分》来概括他的性情）

这是我写沈从文的一篇文章。1949年后，沈从文很少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从事古代服饰的研究，写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沈从文是耐得住寂寞的，是很平和。的确他后来是很寂寞，实际上他本身并不是很平和，在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前后沈从文挑起了很多论争：1928年，沈从文跟丁玲、胡也频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红黑》，里面的创刊词都是他写的，写这个文坛需要我们年轻人来打破。另外，他跟鲁迅也有过争论，“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时，沈从文跟鲁迅打笔仗。抗战期间，他又提出“抗战无关论”的观点。他认为作家就是要创作，不一定篇篇都必须要谈到“抗战”二字。从我们现在回看当时，他的观点是对的，当时开口闭口谈“抗战”的作品，未必是真正的好作品。而那些不把“抗战”天天挂在嘴上的人，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比如梁思成、林徽因，抗战时期进行文物保护。所以，每个人的职责不一样，一方面可以在前线抗战，另一方面也可以有一些人不谈抗战，但对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保留做了切实的工作。所以说沈从文过去是一个很激烈的人，并不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包括自杀。后来发生了变化，转向古代服饰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他晚年也是这样，我第一次见他是1982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文联的一个分小组会，当时他发言，很慷慨激昂地批评当时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说得很激烈的。

1988年我最后一次去看望沈从文夫妇，正好我出版《萧乾传》。萧乾是沈从文学生，在文革期间两人闹翻了。我当时问沈老，若萧乾要来见您，您见不见？沈从文回答：“他来了，为什么不见。”我回去后，立即很高兴地写信给巴金和萧乾，分别说了这事，他俩都很高兴。巴金说过他的朋友们中最有才气的三位是：沈从文、萧乾和曹禺，一直期待沈从文和萧乾能重归于好。很可惜，我去贵阳开会期间，沈从文突然脑溢血去世了。1988年7月21日张兆和给我写信，谈沈从文、萧乾和解一事。说我在沈从文逝世之前，确实如巴金所说，做了件“好事”。可惜沈从文去得太快，计划未能实现。不管怎样，这个结总算解开了。

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没有再写长篇小说，没继续文学创作，转去做古代服饰研究。但是他写了很多家书，给朋友写了很多信。后来九十年代，我请张兆和编了一本《从文家书》，那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文学创作。我认为沈从文是在所有作家里面写信写得最漂亮的，包括他早期写给张兆和的《湘行散记》，包括后来《从文家书》，都是非常好的，既是家书也是文学作品。沈从文从文学创作到古代服饰研究的转变，我不为他感到遗憾。对他来讲，反倒是一个拯救，就是一种历史的无奈状况下的最好选择。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物质文化这些东西。汪曾祺跟我讲过，沈从文早年在昆明的时候，就收藏了很多民间的瓷器、绣品。所以他为什么研究服装呢？他当年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曾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收了一张沈从文的捐献收据，1952年他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古瓷器卅件，铁瓶一件，漆器一件。所以对文物的研究是他早就喜欢的，也不是硬性地让他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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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的沈从文捐赠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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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选编的《从文家书》）

“

1949年5月，自杀被抢救之后的沈从文致信香港的黄永玉，来信发表于《大公报》，劝黄永玉回来，说这里的人都想做事情，并告诫他回北京后，不要呆在城里，要去森林中，多住些日子，会有很多的创作灵感。1952年黄永玉举家回北京后，作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去了小兴安岭，一呆就是半年，写了好多文章，做了木刻，拍了很多照片。我们知道黄永玉是个画家，但他阅读作品非常多，现在90多岁了，还在看《罗马史》、《丘吉尔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什么都看，没有书看就睡不着。曾经有一年，黄永玉住在安溪招待所，忘记带书了，看到房间里有一本电话本，看着上面的广告，最后睡着了。黄永玉读我的作品会来信谈感想。读《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做了一百多条批注，有的是谈感受，有的是补充史料。有一次我去他那儿，他给我看批注，我就不还给他了，硬说你这眉批就是专门写给我的。这样的老人看书如此认真，我很感动。我打算写一本书，关于黄永玉读书记，因为他从40年代看书就写很多的眉批，关键还记得很清晰。

凤凰滋润成长

一路唱回故乡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离开湘西，穿越洞庭，前往北京）

（1937年春天，12岁的黄永玉，离开凤凰，前往厦门，进入集美中学时）

对于沈从文和黄永玉两人而言，他们都是很小就离开家乡。1923年，21岁的沈从文离开湘西，穿越洞庭，前往北京。1937年春天，不到13岁的黄永玉，离开凤凰，前往厦门，进入集美中学。故乡是他们之后创作的源泉，带来很多灵感。我们都知道沈从文作品，有写湘西的，写城市的，写讽刺大学教授等等，这些作品都没有他的《边城》、《湘西》和《湘西散记》好。故乡对于他而言，感触最为深切，《从文自传》中有小时候的凤凰生活描写。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也写故乡，朱雀城就是指凤凰，张序子就是黄永玉本人，三卷80万字，写到12岁。第二部《八年》叙述抗战八年的经历，已完成第一卷，漂泊生活开始，呈现集美学校和安溪生活。正如黄永玉在1979年写沈从文的文章《太阳下的风景》中所说：“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黄永玉的文字又有画面感又有历史感，他与普通的作家写作不一样。后来我出的一本书就是套用他的结尾——《穿越洞庭，翻阅大书》，这本书全是写湖南人，有沈从文、丁玲、田汉、李泽厚、柳鸣九、周扬等人物。

凤凰虹桥，曾是叔侄两代人流连忘返所在。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和黄永玉的《朱雀城》里都写了当年他们小时候的桥上的风景。1933年回凤凰，沈从文拍了一张满是店铺的凤凰桥。1950年黄永玉拍的照片，桥在，但店铺就没有了。1989年，我去凤凰时，桥已拆了，在修公路桥。一直到90年代，黄永玉到了佛罗伦萨看到那里的廊桥还在，所以他回来之后就倡议恢复廊桥，现在凤凰那个廊桥就是重新建的。

（沈从文三十年代拍摄的一张凤凰虹桥景象）

黄永玉对他的表叔是非常崇敬的，在我收藏的《从文自传》书上他题词写到，“一切都过去了，表叔曾经说过：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岂止是老去而已！作家和政治家最大的区别是：作品万世流芳，政治家呢，天晓得。”故乡对于两人，都是难忘的。黄永玉诗集《一路唱回故乡》，1947年刻的家乡风情的版画。沈从文1923年到了北京之后，他首先发表的作品是他整理的湘西情歌。

与故乡关系密切相关的人，黄永玉也是难以忘怀。陈寅恪能够安葬庐山，黄永玉为之出力，我在《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的书中就提到了陈寅恪入土为安的全过程。黄永玉还帮助湘西王陈渠珍的墓葬从长沙迁移到了凤凰，同时他致信恳请九十七岁高龄的好友黄苗子为墓地题碑，他亲自设计藏族女孩哭灵的雕塑。

黄永玉是根据不同的内容来选择不同的方式。我觉得不能把他单纯看成一个画家，也不能把他单纯看成一个作家，就把他看成一个特别好玩的，生活很丰富，生活乐趣很多的人。他看到林行止先生为《万象》写的一篇文章，描写世界上各地上厕所的景象。他就来了灵感，画了一套《出恭十二景》，画的是各地的厕所，他所了解的湘西的、福建的、东北的，还有德国的，各地民间上厕所的方式。我最喜欢那个船上上厕所的湘西出恭，画得很有意境，船画得像个月亮。

黄永玉90岁时，我们为他办了一个展览——《我的文学行当》，分别在上海，北京，长沙，广州等地展出。当代艺术家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展品丰富，有字有画有手稿。黄永玉还喜欢在画上写跋，写自己对于中国古今的书法和艺术的文学感想，今年正在厦门展览，计划到泉州和福州展览。

沧桑岁月

水流如歌

去年，我编了一本书《沈从文与我》。因为我觉得在当代作家写沈从文的文章里面，黄永玉的几篇是写得非常好的，我就想到要把他所有写沈从文的文章出一个小单行本，让大家能够集中地看到。这就是《沈从文与我》这本书的前三篇文章：《太阳下的风景》、《这些忧郁的碎屑》和《平常的沈从文》。编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沈从文不是也写过黄永玉吗？所以我就把沈从文写他们家的一些文章，包括《一个传奇的本事》，包括他后来在“文革”期间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开篇《来的是谁》，包括他写给黄永玉的信、写给梅溪的信、写给孩子的信。把两方面的都汇在一起，这样就能让大家了解得更全面。这本书里还有一些图，包括黄永玉四十年代给沈从文的小说配的插图，包括1957年黄永玉出的插画集《阿诗玛》封面，那个题字是沈从文题的。这也很能反映叔侄之间的这种文化交往。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黄永玉和沈从文的关系来往密切，关系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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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黄永玉为沈从文《龙凤艺术》一书设计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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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沈从文为黄永玉《阿诗玛》一书题签）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最好的学生，得沈从文真传的优秀作家。在90年代时我访谈过他，写过《与汪曾祺谈沈从文》。汪曾祺回忆说，当年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教写作，题目很怪异，比如写写我们教室的空气。汪曾祺曾给沈从文写信高度评价过黄永玉，说现在开始投资这个年轻人，不会亏本的。并且在1950年，黄永玉第一次作品展，汪曾祺写给香港展览的信里说：永玉的记忆惊人，他的记忆对他未来的创作是有好处的，这是他未来创作的源泉。的确如此，1933年蒋介石宋美龄推动的“新生活运动”，黄永玉当时在上学，他在写回忆录时，写下当时的《新生活运动歌》歌词，我去找资料查阅，几乎没有差错，记忆力超好。1937年的时候他才13岁，那时候的同班同学名字他现在都能记住。

1947年，23岁的黄永玉与钱钟书一起受批判，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说他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左翼的文化批判，现在看来是很武断轻率的。1947年的木刻作品现在看来依然还有美感。艺术作品没有形式美，还有艺术的吗？文艺配合政治的作品都是短命的，只有形式美、艺术感的，有真正投入作者情感的作品才是永久的。

（1947年木刻家前辈野夫再版《木刻手册》，封面选用黄永玉创作的木刻）

其

实黄永玉早年写过虚构的作品，四十年代写过短篇小说，也写过电影剧本《儿女经》。在讲座前一天，我和何清老师去了严家花园。严家花园是台湾原国民党“总统”严家淦先生的故居，其后人严庆澍先生（笔名唐人）是香港著名报人，一生中写过大量中、长篇小说，《金陵春梦》是其力作。创作《儿女经》时，黄永玉家里孩子尚未出生，并无养儿育女的体验，他就是根据唐人的家庭生活为素材而创作，该片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由苏秦、龚秋霞、石慧、黎小田等演员主演。

1984年，黄永玉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还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诗坛的第一次评奖活动，堪称诗人盛会。获奖诗人十位，老中青三代，有邵燕祥、黄永玉、流沙河、张志民、艾青、李瑛、公刘、胡昭、舒婷、傅天琳。十人中，九位是人们熟悉的诗人，除了黄永玉，来自诗坛之外。董桥说过，黄永玉文学排在第一。

从《边城》

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我认为沈从文和黄永玉最后的成功就在于他们的文学上，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就是在延续沈从文的《边城》和《长河》。沈从文的《长河》很遗憾没有写完，但是《边城》已经成为了一部经典。我最喜欢的沈从文作品是《湘行散记》、《边城》、《长河》和《从文家书》。现在怀念沈从文，研究沈从文，已是文化界、读者的一个重要内容。在2012年沈从文诞辰110周年时，我做沈从文作品推荐时，写到：沈从文的作品文体具有多样性，风格也各有差异，但是，《边城》的静穆、淡泊悠远的牧歌风格，对人性美的呈现，已成为他的一个代表性的标志。我1989年第一次到凤凰，恰恰遇到瑞典旅游团，马悦然大量翻译沈从文作品后，在瑞典掀起了一场“走沈从文走过的路”的旅游线路。

对于黄永玉而言，家乡在他的心中也是占有非常重的份量。他在80年代写《太阳下的风景》、出版诗集《一路唱回故乡》，沈从文逝世后，他又写了《这些忧郁的碎屑》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90年代初，开始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芙蓉》杂志上发表，但写完这个后来就没再写。我反复做黄永玉的工作，他终于答应只要找着杂志连载，他就重新开始写下去。于是，我就找着《收获》，他们也觉得黄永玉写得很好，从2009年开始连载，到现在已是7年，每期2—3万字，越写越好。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三卷，80万字，写透凤凰的历史、文化、，民俗、人性。第二部《八年》叙述抗战八年的经历，漂泊生活开始，已完成第一卷，30多万字，呈现集美学校和安溪生活。再接着会写1943年之后江西的精彩生活。现在很多评论家都对此书有好评。其实这不是黄永玉第一次写长篇，之前有一部《大胖子张老闷儿外传》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写了20万字，没写完。

大家可以去读读《太阳下的风景》和《比我老的老头》，黄永玉的语言是没有受到污染的，几乎没有开会腔、社论腔和语录腔。50年代的巴金、老舍、冰心等配合政治的作品都是失败的，包括沈从文1957年写过的散文也不是很成功。所以，沈从文建国后不再从事小说创作是对他的一种拯救，从而保证了他的小说的纯真性。巴金晚年《随想录》就如此反思自己。黄永玉的作品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就是他纯真的艺术家的情感反映。他一直进行手稿创作，反复斟酌修改，手稿是理解作家创作思路的重要途径。黄永玉的文学作品，已经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专著开始出版。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手稿）

（写作中的黄永玉）

1988年沈从文去世，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在凤凰城郊一处幽静山谷。沈从文墓地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黄永玉题写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从文翻阅过的人生大书，从此合上。他永远融进故乡太阳下的风景，他的作品的影响是永远的。年过九旬的黄永玉，还在翻阅他的人生大书，一部正在写作中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延续着故乡情怀。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部小说，如果沈从文能看到，一定很喜欢，也一定会在上面改来改去。如今，坐在书桌前的黄永玉，仿佛仍能感受到沈从文的关切目光，一直连载着的这部长篇小说中，仍能听到熟悉的声音，看到熟悉的身影在闪动。一部大书，在延续，我们还将继续翻阅。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幸运。在我二十几岁刚开始工作后，有幸认识了这么多老前辈。这些老前辈对于我的帮助，不仅仅只是我听了他们的很多故事，也不仅仅是我写了关于他们故事的书。我从最早研究巴金到研究沈从文再到研究黄永玉等等，这些老人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强化了我对于文化的自信，对人生的宽容，对生活的一种从容态度。包括巴金的《随想录》让我知道要对历史有反省，要说真话。所有跟老人的接触，比读书还要重要。2003年我出版过《和老人聊天》一书，专门描写从贾植芳先生开始我所遇到的老人。这些人是我一生的财富，从他们身上我读到了历史的忧伤和悲凉，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

（本文由图书馆李艳老师根据李辉先生做客“石湖讲坛”录像整理，并经李辉先生本人审阅 。）

小苏

李辉老师的讲座真是精彩！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石湖讲坛吧！

主讲人：李辉

素材来源：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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