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骏先生四则

2020-6-05 19:51:55

南京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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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方骏先生四则

南京艺术学院

方骏

2020年1月18日早7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著名中国画画家方骏先生病逝，享年77岁。

方骏教授1943年生于江苏灌云县；196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1981年获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方骏先生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方骏教授曾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现美术学院）主任；兼任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师，江苏省美协理事，艺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方骏教授从艺从教数十年来，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其绘画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成就卓越；从教40年来，方骏先生为南艺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即使在患病期间仍不顾身心劳顿奔赴于教学第一线，其人品、艺品众口皆碑。方骏教授的离世是中国美术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的巨大损失。

南京艺术学院

古寺暮掩门

96cmx53cm

纸本设色

2018／方骏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我们深切地怀念方骏先生！

壹

亦师亦友忆方骏

刘伟冬

方骏老师还是走了。

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我去看过两次。一次他刚好睡着了，看上去很消瘦，插着氧气管，吊着点滴，嘴巴微张，呼吸有点局促，看着他的样子，想起了我的父亲。三十多年前，他也是在医院的病房里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和同样的折磨，面临着同样的生死抉择。见方老师睡的沉，没忍心叫醒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过了一些日子，我又去了一趟，这一次他醒着，人照样的消瘦，但精神很好，气色比上次好很多。方老师就是方老师！他还是那样的热情、健谈。我们的话题从学校一直聊到台湾的选举，他为两岸关系的走向担忧，丝毫不觉得自己是有病在身。方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精力，就会用于思考，用于交流，用于读书，用于创作。那天我从病房出来，天已见黑，却心情大好，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觉得方老师过好这个春节是没有问题的了。谁知世事难料，2020年1月18日早晨7点半左右，我接到他夫人汤慧丽女士的电话，告诉我说：方老师走了，听罢我心里一阵酸楚，深感人在生死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在时间面前我们又都是过隙的白驹。

1984年9月，我入学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师从刘汝醴先生，研修欧洲美术史。那一年，方老师41岁，刚过不惑之年，在美术系担任副主任；当年的南京艺术学院，可谓大师云集，影响非凡，就中国画专业而言，像刘海粟、陈大羽、张文俊、沈涛等教授还都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作为年轻一代中坚力量代表的方骏、王孟奇更是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他们教书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又积极创作，在中国画领域已经崭露头角，为全国同道所瞩目。当年方骏和王孟奇是校园里的一种精神标识，他们俩在一起交谈、争论、散步的情形可以说是黄瓜园最美的风景线之一。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和方老师的师生关系变升为朋友关系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我是刘汝醴先生的研究生，刘老在学校的师生中可谓德高望重，代表着学校的学术高峰，方老师对他非常尊重，他们又相居不远，一个在童家巷，一个在劝业村，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两百米，所以方老师经常上门拜访，有几次我和他在刘老的家里不期而遇。就这样，一来二去，相互之间就熟稔起来。有时候，从刘老家上课出来我就会拐到他那儿去看看，偶尔他也会留我吃饭，在家门口的卤菜店占上半个盐水鸭。那时他的女儿方原还小，扎着两根辫子，乖巧可爱。

二是方老师为人热情，做事认真，提携后学。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他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指导，在做人做事方面也堪称人生导师。方老师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他曾告诫我：在名和利方面，一定要做到可得可不得的，一定不得。方老师虽然从事绘画教学和创作，但他的理论修养极好，对美术史的了解丝毫不比任何史论家逊色，写的文章也和他的绘画一样优美流畅，从他的身上我对心气、格调和境界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总是有许多可交流的话题，而且只要话匣子一打开就很难停得下来，通常是他讲我听，这也是和方老师聊天的一大特色。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龚贤，谈到清凉山，谈到半亩园和扫叶楼，方老师兴致极高，跟我讲着龚半千的趣闻轶事。他推着自行车，我陪着他走，我们边走边聊，从南艺的东门出去，穿过天津新村，一直走到他家附近的铁医门口。接着，他又执意地要陪我往回走，推让了半天，他还是把我送到了山西路口，这才各自回去。后来这个话题还有续集，我们俩还专门去了一趟清凉山，把扫叶楼里里外外看了个遍。

要说到第三个因素，那就是时代使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艺术界也急切地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图书馆里印刷精良的外国画册就是奢侈品了，只有老师和研究生才能一睹芳容。本科生要老师带着上课才能去看，而且要预约，我就不止一回地看到过方老师带着学生在那儿上课。老师学生想要出国学习进修那更是稀罕事儿，但当时倒是有不少外国的教授学者纷纷来中国讲学交流，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敞亮的窗口。那些年南艺先后也邀请了不少国外大学的教授来讲学，方老师是系副主任，负责教学、科研、创作，外事工作好像他也管着，而每次讲学的英文翻译都由我来担任，这样我与方老师又多了一层接触的机会。方老师思想解放，善于接受新生事物，但对传统的东西又能穷究其理，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拗。

86年的秋天，高居翰来到南艺，前后呆了有五、六天，除了讲学外，就是参观博物馆和田野考察，我还带他去过新街口的文物商店，挑选了一些明清时期的外销画。作为国外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领军人物，高居翰先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他的这次讲学应该说是南艺历史上的一次高水平的学术活动，也是我个人和高居翰较为密切的一次接触，真是机会难得，我深感荣幸。而每次活动的安排方老师都是亲力亲为，深度参与。高居翰先生对方老师在美术史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赞叹不已，非常乐于听方老师讲那些发生在南京的有关画家的掌故，虽然翻译得很累，我也是获益匪浅，心里也更加敬佩方老师。

我们一起去了栖霞山、南唐二陵、祖堂山和燕子矶等地。高居翰随身带着一个微型的机械照相机，一把握在手心里就找不见。当时方老师还和我开玩笑说：这像是特务用的。也就是这个“特务”用的照相机最终终结在了栖霞山的泥坑里。高居翰喜欢拍一些实物和风景，爬高蹲低，不亦乐乎，当时他应该也有60岁了，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他的学术性格和学术精神。在一处河边拍景时，他以为眼前晒干裂了淤泥是坚固的，结果是皮干心烂，跳将上去，一下子陷到了膝盖，相机也落入泥中，摸了半天，找到时已成为泥疙瘩。虽然马上找水洗净，我心想基本是报废了，就跟方老师说：这下的情报的搜集不起来了。方老师每每回想到此情此景，便会哈哈大笑。而在我的记忆深处，这一幕幕场景是如此的真切、细致、鲜活，仿佛就像发生在昨日。再往深处一想，当年参与考察的四个人；高居翰、林树中、方骏还有我，已经有三位驾鹤西去，又不禁让人唏嘘。

方老师住在黄瓜园的时候，我们之间还有经常的走动，我也时常到他的画室坐坐，在校园里遇到时照样是交流不断。他搬出去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少见归少见，情感的深度总是在那儿的，我们总是能做到心有灵犀，算是一种如水的君子之交吧。有时候，方老师会打电话给我，约我在山西路的某某门店见面。我们各自点上喜欢的简餐，坐在那儿漫无目的、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觉得那一种幸福的时光。吃完聊完后，我们又各自回家，而每一次都是他坚持买单，像这样的约会我们有过好多次，有时候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有时候是在寒风凛冽的冬季。

现在，方老师离我们而去，让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在精神世界里有了一种无法弥补和无法替代的失去。方老师去世后，我曾不止一次地去翻阅他的画册，领略他笔下的方家山水。我忽然觉得在他的画中，无论是云霞还是碧潭，无论是山林还是湖湾，无论是楼台还是归舟，时时处处都是方老师为他自己营造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归宿，在他画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仿佛都能找到他的身影。我以为只要方老师的艺术常青，他就不会离开我们。只要面对他的山水，我们随时就能和他交流。

南京艺术学院

家在碧云西

138cmx69cm

纸本设色

2017／方骏

贰

同窗、同事、画友

──忆方骏

沈行工

1978年秋，我和方骏同时考入了南京艺术学院，成为南艺美术系首届研究生。我们主修的专业不同，我是油画专业，方骏是中国画工笔人物专业。众所周知，1978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吹遍祖国大地的改革开放春风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对于我们这样的艺术学子而言，这一年也成了各自事业和生活历程中值得铭记的特殊年份。从那时起，我和方骏先是同窗，然后是同事，更是相识四十余年的画友。

读研期间及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头几年，我们前后几届研究生都住在南艺黄瓜园校区的中楼。筒子楼结构的宿舍，互相走访串门十分方便，而中间的过道则成了众人交谈沟通的公共区域。在那个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太宽裕的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还是丰富而昂扬的，大家都对前景满怀着希望。学艺术的人或许更有激情更富于想象力，“过道论坛”上热烈争辩的场面时常可见，而如何在艺术创作上寻求突破和创新总会成为中心议题。当时的南艺师生人数虽然不多，但校园的学术气氛倒是相当浓厚的。

由于有着较为相近的人生轨迹和习画经历，在艺术理念上又常有契合之处，我和方骏在学业方面所思所感的交流探讨自然会深入一些。尽管各自研习及擅长的画种不一样，但都可以算是全身心倾注于绘画的作者，因此在如何继承与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精粹，探寻和选择适合自身艺术创作发展的途径，这样一些根本性的课题上有着许多观点的交集。

方骏爱读书，知识面也比较宽，有着良好的文学素养。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不断夯实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的同时，对于西方的油画甚至日本的绘画这样的异域文化也很有兴趣。在国门打开的初期，急切地希望拓展自己的视野，努力去获得更多的新知识新信息，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共同心愿。方骏和我都是学校图书馆资料室的常客，每当新引进的一批国外书刊画册上架，我们之间的话题便由此开启。承上继下，博采众长应当说一直是我们的共识，这一点或许可以从日后各自的绘画创作实践中得以映证。

令我难忘的是曾有几次与方骏结伴同行，去苏南和皖南写生采风。特别是在苏杭一带，我们几乎走遍了太湖周边的乡镇。边走边看，边画边聊，常有心得。有意思的是，一路上面对着同样的场景和人物，出于不同的专业习惯，各人的关注点并不相同。画油画的人通常对物象的色彩和明暗层次较为敏感，会从块面关系入手来塑造形体；而画中国画的人则主要是依仗线条来确定物象的形状及势态，“应物象形”而后再“随类赋彩”。事实上，东西方绘画创作的思路，从一开始的观看方式上就存有差异。其实不同见解的碰撞恰恰能产生很好的互补作用。当然，交谈的内容更多的还是和具体的某幅作品某位画家相关，会讨论某个画派的风格特点或是去探究某种画法的独到技巧。能感觉得到方骏读画极其认真，他显然不仅仅留意作品的总体视觉效果，而且对作者用笔的起承转合，画面肌理的铺设制作这样一些具体的作画方式，也都是悉心解析，反复揣摩。

如同赏画一样，方骏对人们日常生活细节的观察也敏锐而细致，在采风途中他常常会捕捉到一些富于情趣的生动瞬间，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从方骏早期有代表性的《湖湾纪事》这组工笔人物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在情节性绘画创作方面的过人能力。正是基于多次写生采风的素材积累，我也曾创作了《小镇春深》、《渡口细雨》等一系列苏南乡镇题材的人物画作品。

很显然，以江南风情入画似乎已成为方骏和我不约而同的一种选择。方骏的祖籍是皖南，我的祖籍是浙江，都长期在南京学习工作。生于江南，长于江南，在绘画创作题材方面作这样的选择应当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后来方骏画的山水，我画的风景也往往取景于江南。然而我总觉得作品题材的地域性特点并不重要，更不是作品艺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文化积淀的因素，情感的因素，作者的审美感悟和追求，这些更为重要。我一直认为当画家倾注心力去抒写由江南风物而生发的情怀时，江南的文化精神也反哺了画家，对画家自身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如果有一种情怀可以被称作江南情怀，那么，方骏就是一位有着江南情怀的画家。

作为在中国画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山水画家，方骏作品的独特面貌及艺术水准得到同行和专家的公认及好评。方骏的山水画结构谨严，造型练实，画面清新典雅，融合了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的不同特性，形成了极为鲜明的艺术风格。在我看来，方骏的作品中有着一种对于完美性的追求，他在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创造与形成方面有着高度的自觉性，为此作出了持久的执着的探寻。我一向十分欣赏方骏对作品的表达方式及绘画语言的选择上所持有的确定和自信。

在南艺工作的几十年中，我和方骏有着类似的经历。多年以来始终在教学一线从事专业主课讲授，曾长期担任各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培养美术新人尽了教师职责。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行政职务，为南艺的事业发展和教学管理做了一些工作。回想起来，在这期间我们在工作上也有过很多配合与协作。方骏做事认真，热情也高。在南艺美术系及中国画专业的学科建设方面他是出了很多力的。

一直以来，方骏给人们的印象是聪明睿智，博学而健谈的，精力总是充沛的。前两年他患病后见面机会少了，但我仍希望他能挺得住。去年夏天有一次见面时，他看上去有点消瘦，说了句，我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我听了之后十分感伤。没想到，半年后他匆匆走了。

我还是愿意将他聪明睿智，博学健谈，精力充沛的形象长久地保留在自己的印象中。

南京艺术学院

惊秋

92cm×52cm

纸本设色

2007／方骏

叁

半个多世纪的神侃挚友

庄弘醒

1966年初秋，我与方骏相识，正像他在《往事悠远一一我读庄弘醒》文中所写：“在這趟从南京到淮阴的长途客车中我们不期而遇——”第二天早晨，我从狼藉的房间里刚起身，他就登门拜访，急切地打听运动中母校的情况，我住在南师校区，自然我的见闻是第一手材料。

他环望我所身处的十几平方房间，满地纸屑与撕碎的画稿，甚是惊讶。沉默片刻，我说了实话：红卫兵抄了我的家，这几年画的鲁迅小说插图之类，他们一看有长衫马褂，认为是封资修，连学生时代与这几年的存画也被席卷而去。墙上，只剩下歪歪斜斜挂着的两幅写生，均为前两年的鲁迅故居《百草园》与轩亭口《秋瑾纪念碑》。方骏看得很仔细，特别是那张《秋瑾纪念碑》，大概与他在学校看的气息相似吧。历史不可预测，未曾想到这幅劫后余生的小画，近半个世纪后竟然入选“中国二百水彩画历史文献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运动发展至如火如荼的时候，因我擅长画巨幅领袖像与即兴创作命题漫画，被各个部门借来借去，逃脱了运动核心。方骏毕业留在地委作联络员，也参加各类展览活动，从而有了在一起作画的机会。艺术的创作，我佩服他出手的聪慧，机敏而干净；他也很欣赏我下笔的生动流畅，且因江南书生的才情，我们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有次，无意中看到了他画我的速写：一贯特有的学生装，凹眼尖鼻的面相，或低头行走，或托腮沉思，或愤然叉腰……显然凭记忆所画。在偏僻的文化荒漠之地，知音难觅，缘份是天意。走在僻远之地，我们无拘无束，就像是回到了少年时代，方骏经常会搭着我肩膀，兴致勃勃地回忆南师的老师和同学们。他的开朗与阳光无意中触动了我，从几近关闭着的、枯旧的门的另一边，把我从门缝中拽了出来，门外嘈杂，喧嚣，却有事可做啊！

虽然硕大的铁皮上的宣传画到时就锈蚀，墙纸画几乎被雨水冲刷殆尽，但我们能勉强裹腹，又接触到应有尽有的画具材料，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慢慢从失去、从阴影走了出来。在那些令人怀念的日子里，今天赶着做布上作业，明天在木板上拿起刻刀，又曾几何时，拿起宣纸来尝试……我和方骏都变成了创作上的“万金油”。这固然有“逼上梁山”的无奈，其实现在看来，偶然习得的“学贯中西”终身受益，却未料及方骏创造出"方家山水”的品貌：高雅，洁静，是当代青绿山水之新突破，堪称中国山水画的一方大家，自然这将由历史去评价。

而我年近五十才决意攻水彩，早期兼备的修养淘洗了杂芜的选择，浸润了我们晚年的创作，也算是厚积薄发。根据题材创作画稿无疑是一张画的关键，我与方骏都将对方视为“把舵手”，完成画稿就急切地骑行十多里路，迫不及待地展示。方骏的意见总是尖锐而准确，令他眼睛一亮之处不乏溢美之词，声音洪亮而充满磁性，有时他也沉醉于自己的妙语如珠中。

五十多年来，我与他保持的共同习惯便是这种“清聊”，正像他写的《往事悠远》中所写：“然而，我们也有远离时事的共同话题，探讨画画的事，那始终是我最快慰的"。其实，何止谈画画的事？随时找到共同兴趣就聊开，互相抢着接茬，一直聊到寡淡处，再另起新灶。譬如，我们聊二三十年代活跃中国文坛的作家们与作品，以及这些作家背后之间的故事：鲁迅与郁达夫、丁玲与沈从文、老舍与姚蓬子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谈机锋利处，仿佛深入了那些旧时代的文人的世界；还有南师那些可敬的先生们，我们可以花一个晚上讨论吕斯百先生的《响午》、徐明华先生的《女大学生》等等，我们时常惊叹作品的细节、表面布纹与色彩的融合，直到口干舌燥，猛喝几口水再听对方雄辩。哦！多么惬意的时光。聊到那些老先生的趣闻逸事，我们都能笑到直不起腰来……这近乎"海聊"、"神聊"，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种种困惑与烦恼。淮阴那段时期，从窗下传来自行车的声音，就知方公來了。甚而，晚上刚睡下，那个声音再次出现，我就知道一定又有重要的话题……

1978年春天，我与方骏出差，去重庆搜集素材。一天回旅店早些，傍晚时分，方公提出去白公馆、渣淬洞看看，那时《红岩》的小说很火，作者之一罗广斌的自杀影响很大。我也响应他的建议，说走就走。我们边走边问路，转眼已然天黑，雨丝纷纷，积水泥泞不堪，摸黑到了“白公馆”的深宅，铁门紧闭。只好向渣淬洞的方向前进，终见一片牢房，横亘的破墻残留着缺口，我们翻爬进去，见到空房中有根根铁栏，再往前，进了完全漆黑的洞，直到不可测处才中止折回洞口，这一历程满足了我们对这历史遗迹的勘察欲，再回城已经后半夜了。现在回想，没有方骏的冒险的精神，我亦没有这样的勇气！

金兰契合时有之，矛盾亦有之，方骏也是有脾气之人，发怒时瞪眼擺势，据理力争，一副毫不通融的架式。大概是1974年，地革会的会议庁要挂一张画，邀我完成画作，后勤人员不懂画布做底子要做到不吸油，我也马虎，就用调色油作稀釋剂用，完成后一数，调色油竟用了18瓶，这件事方公负责费用，看到我的粗心，他“火”了起来。我们两人骑车在路上时，他突然向我喊道：“你到这里来吃油啦？要吃18瓶调色油？”我当时知道用了不少，但不知具体数目，也就应激回应：“你吃调色油给我看看，那塊布吸油怪我吗？”僵持不下，我们两人同时下車，不解气又同时把自行车掼倒，接着就互相不理，朝两个方向各自骑走了……以后的两个月，我心理很不适，又不好意思去缓和，就这样突然有一天，窗下传来了熟悉的停车声。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方骏热情依旧，我们以后也重无提起“掼车”事件。他是是做事認真，有原则，但不记所谓“私怨”，放得下，做人痛快。

所以，我们正是有着各自的特点才成为莫逆之交，他对人生积极的姿态与我无可奈何的灰色情绪；他的严谨细致与我的粗枝大叶；他的较真与我的绕道行，大概是互补吧，始终在一条平衡线上浮动，结晶为没有休止符号、永恒的友谊。

也就这样，除他去南京读研，我住南京燕子矶那段时间，见面机会略少。晚年我们又同住奥体，比邻而居。冬日在“肯德基”，夏日到長江畔，直到他去世前三、四个月，我们就这样延续着神侃，抒发晩年种种莫名心绪。沉默时就并肩坐着，看余晖波动。

忆即此间种种景象，再顾今日，方骏的突然离世使我感到老人的悲哀，生命中曾有羁绊的人转瞬而逝！我难以相信，那样鲜活、生命力如此顽强的方骏竟不在了？

我最佩服的是他的强闻博识。他时时实地考察，加之有超强的记忆力，竟积累成一个随时取用的“生命电脑”。有次，我们散步到山西路的小巷，见前面一幢灰黄旧色别墅，他说这是周佛海的房子，这里曾发生什么事件？谁在这里曾制定过什么协议？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现在我已不能再稍涉具体，但当时他说着说着，我面前也生发出那段风云诡谲的历史。

后来，他已生病住院，约我在乌龙潭公园见面，我们坐在石櫈，他遥指五台山方向，讲述太平天国后期，韦昌辉与楊秀清“火併”地，何为起因，何时开火，历史的刀光剑影又重新演绎。

他的绝唱，是在2018年末，沈行工先生、方骏与我三人在金陵美术馆合办“江南”画展。开幕式上，他历数老门东与六朝古今画家之渊源，列举了《韩熙载夜宴图》作者顾闳中的例子，其渊博之识使观众错愕，顿觉得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多么神奇。然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零一个月，方骏帶着他的"生命电脑"远游到只有他清楚的奇丽之地了，而给现世的我们留下一阵遗想。

南京艺术学院

暮云江南

96x53cm

纸本设色

2017／方骏

肆

梦绕江南云水乡

李安源

早晨八点，接伟冬校长电话：“安源，方老师早上走了。”十几天前，我和刘先生去医院探望，方骏先生靠在病床上，尚能谈话，一如既往地关心台海局势。从病房出来后，刘先生和我还很乐观他的病情，孰料这就永别了。给汤师母电话，那边哽咽说，方老师走时平静，没有痛苦。方先生驾鹤西去，也给我和他的约定留下了遗憾，说好的艺术对话已无法实现，计划编选的江南文学读本也将搁浅。

忽忆半年前，我们一起在南浔参加庄弘醒美术馆开馆仪式，方先生较之前消瘦了许多，想必刚经历化疗，但他依然乐观，依然健谈，依然风趣。他和庄先生是五十多年的挚友，经历相似，前半生在动荡的年代跋涉，后半生得以自由地追求艺术。开幕式他说，年轻时，我们远离故乡去追求诗和远方，等走遍了世界，兜了一大圈，发现其实诗并不在远方，而在你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席话，令在场的所有人为之感动。

席间，我们挨坐攀谈，他历数南浔掌故，说张静江的老宅有一门联很妙，是孙中山的书法：“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经查知是大和尚贯休的诗，我道：“和尚多写禅诗，这联却大有豪杰气，”先生笑然。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南浔归来，方先生关于诗和远方的那席话总在脑海中萦绕，令我深深地陷入于生命追问的沉思中。受他启发，我以庄弘醒先生的艺术经历为题材，写了一个关于“故乡与都市人生”的绘本脚本。

除了溪山行旅与寻访古迹，古典诗词与人文典故是方先生最爱的清谈话题。在炎夏的楠溪江之夜，与同行写生的学生闲话南朝文人与山水文化；在幽静出尘的古林山房，与远道来访的客人历数金陵历史掌故。然我最爱听他讲的，则是他钟爱的诗词集锦游戏，那些题在明山净水中的佳句，与图画珠联璧合，纯然是景语与情语的辉映，散发着名士风流的儒雅与玄思。“两岸青山如画，五湖春水如天”、“旧曲重听，是先生拄杖归来后；清歌低唱，好临泉都在卧游边。”在青山绿水的征途中，方先生醉心于把玩重组宋词佳句，这是中国山水题跋的新创，洵非匠旧的八破图之类的集古形式可比。

2018年底，《江南》三人展期间，因工作之故，我们往还甚密，这是方先生生前最后一个重要画展。他对画展充满兴致，常来我办公室闲聊，说江南文化是江南绘画的底色，他期待可以进一步梳理江南文学的脉络。方先生的记忆力极好，他回忆起八十年代中期高居翰先生来南京，刘伟冬先生做翻译，他们一同寻访髡残遗迹的往事。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说高居翰在栖霞山考察时，拍摄了许多石窟照片，试图考证明人张宏的《栖霞山图》为写生作品，古人画山水全凭目识心记，大抵与写生无关，因此方先生很不以为然。然两个月后，他在夫子庙的旧摊上淘到一册《金陵四十八景图》，发现其中一幅栖霞山图与张宏的取景角度完全一致。殊为特别的是，画中题有“僧房”二字，由此方先生推测，这正是画家从“僧房”凭窗外眺的视角，这使他对高氏敏锐的直觉钦服不已。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方先生遂将此书寄给高居翰，进一步佐证了高氏《气势撼人》中的真知灼见。名著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曲折生动的故事，而他与高居翰的友谊也终成佳话。方先生聊天绘声绘色，如同说书，当他讲到高居翰在栖霞山拍摄风景失足掉入泥潭的故事时，爽声大笑，好像事情正在发生一样。

一日，在我的办公室，南京电视台给他拍视频，窗外树荫婆娑，方先生兴致很高，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谈江南文化与江南画迹的历史底蕴，谈其祖籍徽州文化对他的艺术熏陶，那些真挚的回忆，真是一草一木总关情。他说，如今，没有离开故乡的人也有了乡愁，那是因为故乡的小桥流水都变成了高楼大厦，而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寻梦人，乡愁便日益成为追忆往事的一种精神慰藉。

方先生的乡愁，固然化为笔墨氤氲在他的画中，而从他的文字去感受，则又是另一番真切。南艺的老一代先生中，我最佩服他与成公亮先生的文字。我曾对友人说，方先生的文笔之美，庶几可选作中文教材的典范。如他在《都市乡愁》中，细腻地追溯孩提时代的足迹，那溪山边的泉水与清风，飘逸着童年的欢愉与不羁的野趣。文中一首小诗云：“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他的诗文，总能梦境般地唤起我少年时代的怅惘回忆。晚年的方先生，正是在这乡愁汹涌的心境中，创作了一批极具怀旧情调的室内风景，如《晚风》、《梅雨西厢》、《岁寒》、《珠簾》。从明媚的青山绿水转向寂寥的室内小景，从那夕阳与密雨的旧时光里，仿佛可以感受到暮年的他沉浸在回忆中创作的感伤情怀。

方先生的山水画，以江南山明水秀的风格名世，画面远景重峦叠嶂，烟霭迂徊，近景山村石桥，曲水小舟，俨然是一派隐逸的避世桃源。他的作品，构图奇崛，素以结构严谨著称，然用笔却跌宕多变，松秀且有灵趣，其方折线条得益于渐江的启发，在繁复的穿插呼应中直观简明的心性。他的设色，乞灵于钱舜举的古雅与董香光的秀韵，别有文人意兴的审美趣味，开辟了青绿山水的新境界，是青绿山水与文人笔墨结合的经典创造，树立了山水画史江南文脉的现代坐标。“江南”二字，体现在方先生身上绝非只是抽象的形式浸透，而是与其生命同歌同泣的乡关羁旅，即如他在《江山待吟秀句》中的行吟：徽州的江南，湖州的江南，杭州的江南，金陵的江南，处处江南胜迹，处处风物各殊，唯有“秀句好语”可酬之。文心与画境，是方先生对江南山水的精神提炼。

“鹅黄、鸭绿是新柳和春水的颜色，也是生机和明媚；深碧、黛蓝是夏阴和远山的颜色，也是幽邃与深沉；金黄、丹朱是秋野和红叶的颜色，也是丰厚和华丽；银白、苍青是雪原和寒林的颜色，也是冷逸和庄严。”这段《青山绿水的征程》中的文字，方先生描写的非但是四季分明的逶迤秀色，更是江山待吟的生命悸动，隽永的文字，让人不由想到宋人“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境界。《江南》画展上，我称方先生的画是“梦绕江南云水乡”。如今，方先生已驻足在青山绿水的征途中，永久地卧游在他的江南之梦里了，而他留下的山水画卷，将会一直温暖着都市人的乡关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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