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范绪箕：百年航空人追梦七十载

2020-6-07 07:04:44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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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绪箕，著名力学家，航空教育家。长期致力于航空事业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创建了浙江大学航空系，是华东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的主要领导人。主持设计、组织施工建成了浙江大学3英尺低速风洞，南京航空学院亚、跨、超音速风洞和热应力模拟试验设备。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架靶机，对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办学方面，提出了尖子教师的培养制度，提倡教学科研并举，以科研促进教学的办学思想。长期从事热弹性力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为中国热应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范绪箕于2015年11月2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2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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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60周年校庆期间，范老参观校史馆

他是最倔的航空人

学成回国赴任浙大道路曲折

他坐着木炭车、睡门板、吃老鼠肉馄饨，一路涉险到达

范绪箕1914年1月5日出生于北京（当时称北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俄学生，学习铁路工程，回国后从事铁路技术工作，参加了由俄国支持的满洲里——绥芬河铁路的测量和修建工作。曾任中东铁路局局长，中苏理事会理事，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

童年的范绪箕受家庭影响，知晓国家富强非科学技术发展不可。他9岁进入崇德学堂学习，1925年随家迁往哈尔滨，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俄文预科班学习，1929年毕业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这所大学由俄国人主持开办，教材用俄文，讲课亦用俄语。范绪箕于1935年毕业，获工程师学位，精通俄语。翌年，他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攻读机械和航空工程，第2年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随后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8年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研读航空工程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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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绪箕选择航空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因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即将毕业时，有一次坐火车从吉林回哈尔滨，车翻了，乘客全都沦为难民，此时天空中日本的飞机却低空飞行，忽上忽下，耀武扬威。血气方刚的范绪箕感到，这是一种羞辱，他暗下决心，要学航空。他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40年回国，当他在上海走下船舱时，敌占区的恶劣气氛更坚定了他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决心。

回国前，范绪箕接到同学谈家桢（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代表浙江大学的邀请，要他赴浙江大学任机械系副教授，没想到从上海通往内陆的道路竟如此艰难曲折。当时浙江大学已西迁遵义，范绪箕需要绕道香港，先抵达重庆，再前往贵州，中途要经过娄山关、九曲十八涧等堑险。范绪箕冒着危险，竟是坐着木炭车去的，动力全靠一个在车后挂着的木炭炉子，它高高地竖在车后，车子开起来摇摇晃晃，烟筒里冒出浓浓的黑烟。因为走的都是山路，而且崎岖不平，颠簸不说，这个木炭车还经常抛锚，这时就要下来一起来推才能启动。水箱也不时漏水，司机要停车用肥皂把漏处堵起来，总之走走停停，前进得很慢。

路上睡觉怎么办？没卧铺和房间，范绪箕只能把山里居民家的门板拿当作卧铺，在山风和阵阵的狼嚎中“风餐露宿”。当时让范绪箕感到惊讶的是，在这荒郊野外的山民家里，竟然还有肉馄饨吃。不过，他后来才知道，馄饨里包的原来是老鼠肉。这让事后想起来还觉得“恶心”！

就这样，经过两昼夜的艰难跋涉，范绪箕终于到达了贵州遵义。

类似的经历范绪箕在随后的五年中还经历过多次，使他对于这一切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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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在加尼福尼亚理工学院期间为范绪箕拍摄并冲洗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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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风洞试验室遇经费困难

无参考，自己设计；缺经费，自己出资；少人手，自己加工

中国的航空教育起步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都设立了航空系，但仍不能满足航空发展的需要。 1945年，范绪箕再次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开始筹建航空系。当时抗战刚胜利，学校经费十分困难，物质条件也很艰苦。范绪箕认为，航空学科应用性很强，人才培养离不开实验设备。他作为系主任，一面大力聘请专家、技术员和工人，一面积极筹建实验设备，尤其是浙江大学3英尺低速风洞的建造，更是不易。无参考样板，就自行设计图纸，他亲自把关审核；缺少经费，他就自己出资千方百计搞材料，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工，终于建造成功这座风洞，在航空系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52年，浙江大学航空系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在国内高校中已占有一席之地，这与范绪箕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座风洞后来随院系调整时迁出，继续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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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绪箕在党代会上作报告

“无人机”设想获钱学森支持

他与施工人员检验每一块钢板，用电焊补上每一个气泡

无人驾驶飞机在现代战争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抓捕本拉登和卡扎菲的两次行动中出尽风头。而在我国，范绪箕是最早提出研制“无人机”的人之一，只可惜受时代影响，这个设想迟到了很多年才成为现实。

1958年，范绪箕在南京航空学院担任副院长时，就提出有必要研制无人驾驶飞机。当时，美国和德国也只是刚刚研制出“无人机”，在世界军事领域上，这还是一个绝对的新鲜事物，而当时新中国的第一批战斗机刚刚试飞成功，如果能够再接再厉，研制出“无人机”，无疑将大大提升空军实力。

当时，有一个人积极支持范绪箕，那就是他的同窗钱学森，钱学森当时主持国防部五院工作，这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他对范绪箕说，“无人机”的构想非常好，但根据国家现实的需要，最好结合国家导弹研制计划所需要的靶机来研制。为了尽快研制这个靶机，钱学森提供了苏联的AT-1风洞图纸，并提供给南航一批当时紧缺的钢板，他声明这批钢板是从苏联进口的，是“沸腾钢”，需要经过仔细检查才能使用。为了使用这批稀有的钢板，范绪箕与施工人员研究决定，用超声波检验每一块钢板中有没有气泡，如果有的话，就用电焊补上。经过这一番处理后制成的贮气球，居然被使用了六十年，最近才“退役”。另外，当时南京也没有大的卷板机，经过研究，范绪箕决定采用球型的贮气罐，便于钢板成型。为了节省钢材，他还提出把AT-1风洞从回流改为直流。

范绪箕在南京航空学院抽调人员组织成立了靶机研究室。后人在此基础上，先后开展研制成功“南航一号”拖靶机和“南航二号”超音速靶机，并演变为“长空一号”无人驾驶靶机，以后又设计制造了多型号的无人机。

只可惜，这两位同窗没能看到他们的合作从图纸成为现实。直到1980年，我国才研制出自己的无人驾驶飞机，距离他们第一次提出设想，整整迟到了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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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研制的”长空一号“无人靶机

他是最敢的教育家

创立南京航空学院

他提出培养尖子教师，免去行政教学职务，专门进修、搞科研

“大家知道我国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但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是从上海交通大学范绪箕和邓书记（邓旭初）手里启动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今天，与范绪箕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对范绪箕的评价。

作为一个科学家，范绪箕的成就终究要被后人超越，而作为一个教育家，范绪箕带给中国教育的创新和财富则惠及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范绪箕从一个科学家向教育家的转型，是从创建南京航空学院时开始的。

1952年秋季，为配合国防建设，集中力量培养航空建设人才，国家决定合并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在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学院，范绪箕被任命为6人筹备小组的召集人，后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务长和校务委员会主任。

1956年，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航空工业迅速发展，国家急需培养更多的航空高级技术人才，原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改为南京航空学院。经周恩来总理批示，范绪箕被调入南京航空学院，一个开创性任务压在了范绪箕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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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绪箕从中国航空教育的实际出发，在南京航空学院的专业设置、师资培养、重点实验设备建设等关键性问题方面，都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他指出，专业设置调整的原则应是从中国航空工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应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过去专业过细过窄的缺点，加强理论基础，以扩大学生对今后工作的适应性。他认为，航空院校应首先办好一个重点的专业，保证这些专业处在学科的前沿，以此来带动其他专业的发展。根据南京航空学院的特点，他提出首先要保证办好飞机设计专业。随着这一决策的逐步实现，现在南京航空学院的飞机设计专业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航空科学是现代科技的综合体，范绪箕觉察到电子计算机将会对整个工业包括航空工业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就积极组织人力、物力筹建计算机、电子通讯与测量等专业。这在当时中国高校中是较早的，推动了南京航空学院教学、科研的全面现代化发展，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改制建院，迫切要求教师水平的提高，以适应本科教学的需要。鉴于南京航空学院初期教师力量薄弱的状况，范绪箕认为，应该大胆起用年轻人，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尖子教师培养制度。他亲自选拔优秀青年教师，免去他们的行政和教学职务，给他们一年时间专门进修和从事科研工作，订立目标并阶段性地亲自检查他们的进修成果。这一措施是富有成效的，这批教师随后成为各自学科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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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绪箕在八届二次学代会上讲话

成为交大第36届校长

他引入导师制，顶着压力“破天荒”送38个学生出国读研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赵峰是交大的80级校友，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他也是《美国计算机学会传感网络汇刊》的创刊总编辑，撰写或合作撰写了超过100篇技术论文和书籍。这样一个让全世界华人骄傲的顶尖人才，为什么会把范绪箕视作对自己人生影响最大的人？

“我1980年考入交大，之后又在MIT（麻省理工学院）就读7年。在交大学习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范绪箕校长，他很注重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为了建设一流的学校，他在交大成立了一个班级，把全校各院系的尖子生集中到一起，而我有幸在这其中，有机会和各种专业的同学在一起交流学习。 ”赵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

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将范绪箕在上海交大所做的努力，称为“在中国高等教育最艰难的时候，启动了中国高等教育最波澜壮阔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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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范绪箕调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校长，第二年任校长，1984年退居二线。在交大任领导职位的5年里，他打破了当时只派进修教师的作法，顶住巨大的压力从毕业生中选派了38个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积极倡导导师制，给予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好的成才舞台。

范绪箕主张按照学生的爱好和特长来进行教学，在学校提出因材施教，“我提出刚入学的学生实行导师制或者叫指导员制，因为我在英国剑桥考察时就觉得他们的导师制能为我所用。一个导师最多带5到10个学生，要求导师半年之内了解清楚每个学生的爱好和特长。如果发现这个学生的专业与个人爱好不符，可以允许他转换专业，因为学生从高中考进大学填报专业多数是盲目的。两年之后，基础教学完毕，再进行一次调整，就是调整本门学科内的专业方向。 3年之后，根据个人志趣通过选修课来满足他们的求学愿望。 ”

范绪箕把导师制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指导学生从吃大锅饭变为吃自助餐，而当时中国的大学，从教师到学生都早已习惯了大锅饭，这样的改革，执行起来自然遇到极大的阻力。

初到交大时，范绪箕提倡学生与自己面对面交流，没想到教务处马上就有意见了，“校长怎么能和学生直接面对面呢？学生应该先到教务处，再通过教务处把问题反映给领导。 ”

1983年，范绪箕挑了38个成绩优秀的交大学生送出去留学，为每个学生都找好了导师，都是当时在美国各个大学所在专业中比较著名的教授。范绪箕专门请了一个外语老师为这些学生准备托福考试，当时托福在国内还是新生事物，结果38个学生都通过了。这个举措在当时是突破性的，因为当时国内的大学派出去的都是进修教师。范绪箕说，我不派进修教师去，教师到了国外没有学习压力，一般回来起不了学科带头作用。而派学生去读研究生就不一样，他们有学习上的压力，能在导师的督促检查下学习新东西，而且刚毕业的学生年纪轻，没有家庭的牵绊，还有很旺盛的求学欲望。当时很多人反对说，你把好的学生都送出去了，等于“帮助外国人培养人才”。范绪箕干脆地回答，“即便只回来几个也是好的。 ”幸好当时的校党委支持范绪箕的决定。这38个当时的留学生，现在多半都回国或者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或创业的成就，还有好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等世界知名大学当教授。现在，当时反对范绪箕的人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事实站在了范绪箕这一边。

“送学生出国读研究生，应该说就是从我到交大之后开始的，后来其他大学也纷纷效仿。 ”范绪箕颇为自豪地说。退休之后，范绪箕曾经在澳大利亚做过一次中国教育的演讲，题目是《如何培养好的创新型人才》，赢得了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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