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 不能忘 不敢忘】同济与“九一八”

编者按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作为一所有着光荣历史与传统的高等学府，同济在抗日救亡的过程中从来不乏仁人志士与英雄事迹。今日时值“九·一八”纪念日，仅以此文纪念当年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中华儿女。望所有同济人不忘国耻，砥砺前行，同舟共济，自强不息。

同济与“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武装进攻，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军进攻“绝对不抵抗”，遂使我东北三省锦绣河山很快沦丧敌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激愤万分，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于9月20日和22日，先后两次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号召。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东北人民首先发动了游击战争，开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局部抗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开展了抗日民主运动。

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中，同济大学广大爱国师生冲破障碍，奋起参加。

“大学生继续请愿”

（《民国日报》1931年9月29日）

9月22日，同济学生代表参加上海大学生代表会议，积极讨论对日局势，最后议决成立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代表回校以后，于25日建立了同济大学抗日救国会，医后期在宝隆医院单独成立了抗日救国分会。在25日的成立大会上，选举11人为干事，并决定即日起停课，每天上午到校外宣传演讲。当天，全校学生500多人，组成了50个宣传队，分赴吴淞，宝山、杨行等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演讲。

就在25日这天，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命令，规定学生“不得罢课”，“一切行动，应悉遵中央意旨，并遵守中央及政府颁定法规”（《申报》1931年9月25日）。为了支持方兴未艾的抗日民主运动，上海大学生抗救会决定，由26所大专学校的52名代表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于25日晚上出发。同济大学医学院刘培和工学院曹玉祥参加该代表团。

26日上午，上海大学生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代表团提出敦促政府迅速出兵、实行革命外交等五项要求。慑于群众威力，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说：“国民政府为国民所委托，决不致使人民失望，国家之领土，将来决不使寸尺失之于人”。蒋介石根本不打算出兵抗日，他说得好听，是为了哄骗代表们早日“回沪努力读书”（《民国日报》1931年9月30日）。

学生代表向国府请愿，包括出兵抗日等五点

（《申报》1931年9月27日）

蒋介石的讲话很快传到上海，大学生抗救会于9月27日开会，认为请愿代表团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决定增授，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晋京请愿，各校不推派代表，由学生自由参加。28日，同济抗日救国会开会讨论请愿问题，虽然意见不一致，但多数同学都主张去。医学院一个同学说：“我们请愿是为了抗日，这是国家大事，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赞成的举手!”同学们情绪热烈，纷纷响应，有160人报名参加，推举舒昌楣为领队。28日晚，各校大学生三千余人，分乘两列专车，从北站出发，29日凌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这时同济学生齐声唱起《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表达了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

29日下午，上海请愿学生齐集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大礼堂，军校内外戒备森严。两点钟过后，蒋介石走上讲台，他象上次一样，先说一通政府正在准备抗日之类的谎话，然后，又要求学生专心读书，愿意参军的可以留下。在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下，三千多上海大学生被分为两批，于当天深夜和第二天凌晨被送回上海。10月1日，上海大学生抗救会在国民党上海当局操纵下，通过了复课的决议。

危急关头，军事教官在同济举行紧急会议

（《申报》1931年9月26日）

11月初，日军进攻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队还击，蒋介石却不予支援。上海学生历起援马抗日。同济医学院饶斌、张斟滋等刚从沈阳满洲医大转来的学生，目睹日寇在东北的法西斯暴行，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盼望着政府立即出兵打回老家去。他们经常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救亡的紧迫性，和同学们一起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上海大学生抗救会从11月20日起，接连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宣传和再次赴南京请愿问题。21日，抗救会宣传部组织大宣传，分六个区，到崇明的有同济、中国公学等五所学校。同济派出学生义勇军40人，加上他校的学生共70余人。他们带着宣传品，到崇明举行化装演讲。22日，上海大学生抗救会致电国民政府，指出：“万般有罪，爱国无罪”，“国民生命自卫权，不能为政府剥夺”（《申报》 1931年11月22日）。③24日上午，上海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共同组织了大中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同济学生穿着灰布义勇军制服，手执请愿旗帜。从下午5时至次日凌晨1时，上海大中学生七千人左右，分乘五列专车赴南京请愿。这次请愿，同济有 77名学生参加，大家推选陈远岫为领队。

“学生军请缨讨日”

（《申报》1931年9月28日）

11月26日早晨，上海、无锡、苏州等地学生数千人，结队到国民政府门前，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学生们不断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 日夜不停地敲打架设在国民政府大门对面的大警钟，高涨的爱国热情，战胜了饥寒。到了27日下午，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登上台阶。他说什么，你们有书不读，却到南京来捣乱，扰乱国家办正经大事，你们请愿为什么不到江西去?话音未落，许多学生纷纷驳斥，一位上海学生代表针锋相对地回答：你们是执政党，掌握军政大权，代表国家，不找你们去找谁?蒋介石装腔作势地保证，三个月之内收复失地。真是欺人之谈！

前两次请愿使学生们认识到，蒋介石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大家要求他写下书面保证。在同学们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写下“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的字条。

九·一八事变后，同济大学和上海学生多次赴南京请愿

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被迫见学生

几请愿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依然如故，于是，上海大学生抗救会又组织了二千多人的赴南京示威团，12月14、15日，示威团分批乘车到南京。同济工学院、机师学校、附中三百多名学生于14日抵南京，医学院36名学生于15日抵南京。16日，上海学生代表和北平、济南、武汉、无锡、苏州、安庆等地学生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商定在17日举行总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17日上午，各地学生两万余人，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酿成“血染珍珠桥”事件。18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中央大学，强行押送学生向下关车站走去。路上，军警不准学生喊口号。突然， 同济学生队伍里有人用德语传话：“Schreienlaut”(高呼口号)，于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前呼后应，彼落此起。下午4点钟，上海二千多名学生被军警的刀枪逼上了一列棚车，送回上海。

总之，在“九·一八”以后的三个月时间里，上海爱国学生三番五次赴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在这些斗争中，同济学生加深了抗日救亡的责任感，逐步认清了蒋介石政府对抗日的态度，为以后继续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史第一卷（1907-1949）》翁智远 屠听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