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似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多年来,同济人始终以“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襟怀,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挥洒热情,报效国家,造福人类,更为母校增光添彩。
110周年校庆之际,《星汉璀璨同济人》(第二辑)正式出版,收录了144位校友的访谈。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一位老校友,也是中国社会医学的先驱——林竟成教授。
林竟成:中国社会医学的先驱
文 /马先松 林颖胜
来源:星汉璀璨同济人(第二辑)
林竟成是中国医界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933年,他以年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却放弃在上海开业赚钱的机会,赴黄泛区去当了一名拯灾医疗队的医生。
抗战8年,他率领一支医疗救护队从保卫大武汉开始,经历三次湘北会战和黔桂战争,冒着日军炮火,救治伤病员无数。
民国政府去台前夕,身为国防医院副院长兼同济医院院长的林竟成不为利诱所动,反而说服一些当时已声名远播的医学专家留在大陆,任职同济,在他的影响下,20多名正副教授无一人去台。
解放初,林竟成以同济医院为基地,将西方现代医院管理理念与经验用于中国医院,开创了新中国医院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同济医院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医院之一,“北协和,南同济”誉满申城。1950年,他作为医院院长代表参加中央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共商新中国医疗卫生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并合影。
中央政务院决定同济医院内迁武汉,他作为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与建筑大师冯纪中合作设计了中国医院典范式建筑——同济医院住院部大楼,成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医院建筑之一。
1956年,负责筹建武汉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是我国社会医学领域的拓荒者和领军人物……不料,接连的“政治运动”使他丧失了20年的光阴,当他重新担任社会医学研究室主任时已是古稀之人。然而,凭着对事业的一颗执着之心,他抗疾病,惜秒阴,为中国社会医学事业建立的功勋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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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正茂的林竟成
01
1907年,林竟成诞生于福州市一个晚清监生家庭,父亲为他取名‘兆禧’。14岁时兆禧插班进入当地教会中学读书,英语基础与同学相差甚远,但他勤奋追补,很短时间里就考得了好成绩。此事也使他深刻领悟到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于是改名为“竟成”,这两个字便成了激励他一生的“座右铭”。
1926年,林竟成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南开、同济两所大学录取,他立志学医报国,放弃四年毕业的南开而就读于七年毕业的同济大学,1933年他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
林竟成放弃在城市开业赚钱的机会,毕业后奔赴黄泛区,成为拯灾医疗队的医生。他认为“拯民于水火,增进民众的健康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一个人口大国,防病更重于治病”。他带着一名护士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诊病人300人次 。救灾任务完成,不少沪宁地区的同学劝他留大城市,林竟成义无反顾地坚定地走自己所选择的路,到江苏省镇江卫生所任防疫课课长 。
17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烧遍大半个中国。日寇轰炸镇江,31岁的林竟成搭乘末班轮船携家带口脱险来到汉口。满怀报国志的林竟成决心以一个社会医学学者的一技之长去实现抗倭保国的愿望。经人介绍,林竟成来到设在长沙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总部请缨,总部任命他为第49医防队队长,从此投身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抗日战地救护,开始了置身枪林弹雨的8年征程。
林竟成所领导的是一支新成立的医防队,20名队员均是不甘当亡国奴的流亡青年,经过一个月的急救、救护技术培训就匆匆北上武汉。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林竟成率领着他的队员活跃在兵站医院、难民收容所。武汉沦陷后,救护队随军撤离武汉,转战长沙、衡阳、桂林等地。
湘鄂桂地区猖厥流行的伤寒、回归热、虐疾,造成军队非战斗减员,是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有的陆军战地医院收治的竟然多半是感染斑疹伤寒及回归热的伤兵,病兵多余伤兵。见此情况,林竟成率队跑遍湖南40多个县,夜以继日地防疫、治病,每到一处都要开展一场“灭虱(传染源)战”。 有的病员身上虱子多到把白色棉被密布成黑色,有人计算一件棉背心上竟有十几万只虱子。林竟成为之心急如焚,有些病员还不肯配合灭虱,林竟成总是做耐心宣传说服工作 。为使灭虱快捷、简便,他首创了酒灶式蒸汽灭虱器,花钱少,效果好,深受官兵欢迎,用此法先后为军民灭虱5万余人次,有效控制了斑疹伤寒及回归热的发生。 医防队员身上经常会有虱子,红会33医疗队一名护士因患斑疹伤寒而死亡,林竟成率领的49队也有4人先后感染斑疹伤寒或回归热,林竟成本人也感染上回归热,高烧40度℃,仍身先士卒,坚持为病人查房治疗。
林竟成对穷苦出生的抗日士兵尤其是伤病员极富同情心。当时许多士兵多营养不良,而国民党一些将领即是在前线也山珍海味地享受,林竟成对此多次表示不满并给予揭露批评。一次,林竟成在陆军衡阳医院见到许多住院士兵患腹泻,药物治疗无效,死亡很多。经调查,他认定是营养缺失所致,直接原因是医院克扣伤兵伙食费。林竟成首先要求救护队节省部分伙食费,同时动员衡阳的社会团体成立的“伤兵之友社”捐资,开办伤兵特别营养厨房,挽救了许多士兵的生命。1939年3月,湖南邵阳壮丁暴发霍乱,林竟成闻讯后,立即向总部报告,同时率队赶到邵阳。他因陋就简,隔离病人,用酒灶做蒸馏水,用漂白粉消毒饮用水。待军政部防疫大队及国际防疫大队陆续赶到,疫情已得到有效地控制,他们对林竟成领导的49医防队表示由衷的钦佩。中国红十字总会通讯介绍了该队事迹,总部于1935年5月明令嘉奖林竟成并晋升为中队长 。
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从湘北大规模进攻长沙,史称“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在湘北与之展开殊死搏斗,力阻日军向南进犯。林竟成率队随抗日队伍出没于枪林弹雨,在三次战役中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第一次会战,林竟成奉命率队随195师行动,在岳阳罗内遭日军连续两日炮击,部队伤亡惨重,不得不转移。途中,常遭敌机轰炸或低空扫射,连敌机驾驶员都清晰可见,炸弹常常就落在距离十几米的地方爆炸。有一次,收容救护队刚撤离,驻地就被夷为平地。救护队翻山越岭,日夜兼程,林竟成正发着虐疾,行走十分艰难。不巧,由总部派来的波兰医生Tensen(共产党人)脚部扭伤,不能行走,要求留下,林竟成为其安全考虑未予同意,并将马让给Tensen骑,自己由队员扶着爬山。就这样,行军17天,行程1300里才脱离险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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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第一次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在湖南草鞋岭对日军发动攻击
第二次会战前,林竟成任第9大队副大队长。救护队与野战医院共进退,常常头顶着敌机的盘旋轰炸救治伤员,战事稍有间隙,救护队又立即开展伤兵医疗手术及民众防疫。不到一年,第三次会战打响,林竟成被提升为大队长,在他的领导下,医疗、防疫成绩显著,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模范大队,这年林竟成36岁 。当时救护总队辖九战区九个救护大队,救护队超过100个,医生500余人,另有护士、药师、检疫员数千人,还有东欧国家的志愿者。为了加强对各救护队医生的专业培训,林竟成奉命在湖南安东筹建卫生人员训练所第五分所并任主任。林竟成雷厉风行,面对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带来的种种困难,他因地制宜,打破常规,精打细算,利用当地文庙建所,很快修建起教室、实验室、门诊部、手术室及生活用房。1943年即正式招生,对象是部队尉级军医或技师,学习内容是战时急救医疗及预防卫生,设内、外科、防疫及卫生勤务、环境卫生。军医署长、红会总队长和美国医药援华委员会主任闻讯前来视察,大加赞赏。不久,林竟成被任命为重庆陆军医院院长。林竟成在抗战中的事迹广为传扬,张治中将军的秘书陶天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研究员、伊犁州奎屯教育学院教授,散文家)专门著文《医界二林》(另一林指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长林可胜教授,著名生理学家)刊登在重庆1946年2月的《益世报》上。
1945年8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回忆这段经历,林竟成感慨万千:“艰苦环境培养了我的不屈不饶的性格,更使我体会到了祖国就是我的一切。”
02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林竟成通过考试,赴美考察、研修预防医学和医院管理。1947年9月回国,被任命为上海国防医学院附属陆军总医院副院长、国防医学院教育处长兼公共卫生学教授。其实,目睹国民党推行的内战政策,林竟成早生脱离军界的去意,只是囿于出国前与国防医学院签订的两年合同。恰好,从宜宾迁回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刚从中美合作所手中要回了原本属于学校的宝隆医院(时称中美医院),百废待兴。同济大学出面借调林竟成回母校任职 ,1947年10月,他怀着对母校的深情受同济大学校长之聘任附属中美医院院长兼公共卫生学馆主任。
林竟成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裁汰冗员,当时中美医院人浮于事,中美合作所在院安插亲信,200张床位的医院,行政人员竟有80人之多,林竟成不问背景一律解职,根据需要重新聘任,只留下40余人。与此同步进行的是为医院延揽人才 ,扩充医疗、教学队伍。林竟成打破门户之见,四处奔波、坦诚相邀。这些专家分别在德国、英国、美国、奥地利、日本等国家获得博士学位,遍及内、外、五官、放射等各个专科,在中国医坛负有盛名,建国后,他们大多数成为为国家一、二级教授或两院院士。不久,医院恢复同济院名,医院人才荟萃,盛极一时,誉满申城,有“北有协和,南有同济”之称。
林竟成极力推进医院改革,医院规模、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均上新的台阶,远远超过了德国人主办的宝隆医院的规模和水平。林竟成学生时代在宝隆医院实习,看到有些外国医师治疗中国病人态度粗暴,对学生动辄训斥,甚至不负责任,誓言“有朝一日我当上这个医院院长,一定把它办得好过外国人”。当誓言变为现实,颇感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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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同济大学中美医院(同济医院)医师合影
右七为林竟成,左一为裘法祖
1948年,国民党开始向台湾溃逃,国防医学院奉命于是年底前迁往台湾,林竟成已内定为台湾陆军总医院院长。当局派人在一批知名专家中游说,林竟成却为挽留这批英才留在大陆而奔走。林竟成不为陆军总医院院长职位所动,一边在知名教授中做说服工作,一边利用他兼任的陆军总医院副院长职务将一批医用物资隐藏起来。当时国防医学院教授叶天星回忆“国防医学院迁台时,林竟成联络、鼓励和安排我们很多人留在上海,抗拒去台湾,并帮助我将国防医学院大批物资隐藏在上海总医院内,留待上海解放时交给人民解放军”。尽管国民党要员台上动员、台下攻心, 医院的20多位正、副教授无一人去台。
林竟成以无比的欢欣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他主动、热情地配合地下党接管同济医院,他仍被任命为院长。为了配合人民解放上海的战争,同济医院在上海第一个建立接治解放军伤病员的专用病房,有病床40多张,他派以屠开元为首的外科医疗组负责解放军重伤员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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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竟成院长(左三)、邵丙杨大队长(左二)在血防嘉定大队部
1949年夏,解放军驻上海市郊部队中血吸虫病流行,感染率高达25%-50%。上海市军政府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林竟成被任命为委员。同济医院派出邵丙扬、冯新为、郝连杰等一批专家、医护人员,共262人,历时3个月,邵丙扬医生首创“酒石酸锑钾”三日疗法,为血吸虫病的有效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林竟成出席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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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24日.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整装待发。前排举旗者,左起为第一大队(由同济医学院和中美医院组成)大队长林竟成、第二大队(由上海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组成)大队长黄家驷、第三大队(由上海市卫生局及其直属医院和私立医院、开业医生组成)大队长张曦明。
朝鲜战争暴发,1952年,上海的医务工作者组织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林竟成不顾腰椎疾病,在同济医院内第一个报名,全院180名医护人员群起响应。林竟成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和副总队长。当时,他是穿着石膏背心开赴东北的。历经8个月,同济医院有53人立功受奖,他也荣立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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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整装出征,右一为林竟成,中为黄家驷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中央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包含附属医院迁建武汉,为同济的振兴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林竟成七月间从抗美援朝手术队回到上海,就立即投身到迁院的组织动员、新院选址和设计中。他和中国的著名建筑学家冯纪忠一起为同济医院新院设计了一幅蓝图──工程分为两期,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床位1000张。第一期工程2万平方米,为飞机型的4层住院病房及配套设施。第二期则在纵深部,矗立起一栋高层建筑,使之与先期工程浑然一体,平实与巍然相辉映,寓壮丽于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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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医院新院
为了这幅蓝图,林竟成倾注了全部心血与智慧。同济医院病房大楼被国内外多家建筑刊物所推介,五、六十年代两次入选中国优秀建筑。建筑设计大师冯纪忠在回忆中多次感叹:“林竟成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好院长,办事特别认真,医院建造过程中,既代表甲方,也在监工,把整个身子都扑上去了,建成这医院他是有很大贡献的啊!”1955年,一所实用、美观的现代化医院建筑在昔日的沼泽地上拔地而起, 被誉为亚洲典范式的医院建筑。这座大楼不仅是同济医院武汉征程的新起点,更是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03
然而,正待他在新的征途扬帆远航时,在1957年的反右和那场“文革”运动中,林竟成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不灰心、不丧志,仍在不断的学习与沉思中完善着自己对社会医学的理解和思考。1978年平反后,林竟成教授已是古稀之年。恢复二级教授职称后,他恨不得把这20年储存的学识一齐倒出来,把20年的时间弥补回来 。然而,这时的林竟成教授已是病痛缠身,胃已经全部切除,每天只能纳入一杯牛奶、2两米饭,体重减至40公斤。由于白内障和眼底黄斑,视力微弱。
凭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凭着那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林教授在社会医学领域里作最后的冲刺。担任同济医科大学社会医学研究室主任的林竟成总是忙个不停。在很短时间内就翻译汇编了数册国外社会医学资料,从无到有地编写社会医学教材,受卫生部委托开办全国社会医学讲习班,创办杂志《国外社会医学分册》,成立社会医学研究所,对我国社会医学的创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我已经浪费了近20年年富力强的光阴,哪里舍得花时间去计较个人得失和疾病带给的痛苦”。
1984年,他步履蹒跚地出席中华医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他受到大会表彰并当选为名誉理事。招收研究生制度恢复后,为使中国的社会医学学科后继有人,他一口气带教了5名研究生,他无比痛彻地说:“我无力追回那20年的时光,只有研究生来弥补我未能完成的心愿”,而他给研究生上的第一课则是思想品德课,他说:“研究生仅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缺乏较高思想境界,还不能攀登学术高峰,即便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也不符合党、国家和人民要求。有德无才不行,有才无德更要不得。培养德才兼备的研究生是时代的要求”。他勤奋笔耕,先后出版了《社会医学发展史》《社会医学简介》《中国社会医学发展概况》《从医学哲学及社会关系论社会医学》等6部专著,为中国社会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赢得宝贵时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硬是撑着多病的身体,坚持每天6时起床,晚上10时就寝,直至去世。
红烛燃尽,但生命之火长明。1987年7月22日,林竟成教授走完了他80年坎坷却波澜壮阔的一生。此前两个月, 这位由疾病折磨得只有30公斤瘦骨嶙峋的耄耋老人坐在病床头,用他那双颤抖的手为纪念母校80年校庆撰写《论“同济”精神》;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对《预防医学发展史》一书的书稿逐字逐句地校阅、修订。林竟成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社会医学;中国的社会医学史上也将永远镌刻着他的名字──林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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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竟成
1907年2月—1987年7月22日
福建省福州市人
193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建国前曾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医防队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等职,从事战地救护和卫生人员训练工作。
1946年赴美国留学,次年回国后曾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公共卫生教授、副院长,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主任教授兼附属中美医院院长。
建国后,他曾任中南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主任教授、保健组织教研室主任、附属同济医院院长、卫生系主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理事、卫生学会武汉分会主任委员、卫生系社会医学研究室主任、同济医科大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主编等职。
林竟成教授对保健史、有关医学组织与制度以及医院建筑、居民健康状况进行研究;在城市医院管理上有一套经验和方法。他编有《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症结》《社会医学发展史》《妇幼卫生手册》《城市医院管理》等著作。
星汉璀璨同济人
110周年校庆之际,同济大学校友会收录了百年校庆之后的10年中,采写的144位校友的访谈稿,编辑出版了《星汉璀璨同济人》(第二辑)。并将这本80余万字的书稿,作为同济校友送给在校学生的一份礼物。
来源:同济大学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