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钳工到功勋教授，王立民用心用情深耕教学科研近40年！

师德高尚、学术精湛、业务高超、潜心教学

这沉甸甸的四句话，是在今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新时代政法高等教育发展论坛暨华东政法大学复校40周年纪念会”上，学校授予王立民、朱榄叶“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时的评价语。

今天，让我们走进王立民教授。他是一位曾经两次放弃工作、重回校园学习的赤忱学子，也是一位退休后坚持学术研究的睿智长者，更是一位在华政园辛勤耕耘数十载，桃李遍天下的师者。他将一腔热血献给三尺讲台，用数十载光阴谱写了教书育人的伟大篇章，坚守着立德树人之本心与使命。

至真至诚，用心用情

是他为学、为师、为人最真实的写照

矢志于学，奋斗不息

1968年，初中毕业的王立民被分配到上海热加工机械厂做钳工。钳工小组里有两名大学生，常与他们谈起大学生活、大学环境，让王立民产生了对大学的向往之情。

之后的一次机会，王立民在复旦大学参加政治经济学培训班，这次“大学生经历”深深影响了他。“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学接受教育，听大学老师的课，感受大学生活。”几个月的“大学生活”让王立民深深迷恋。

为得到更好的教育，王立民发奋图强，1977年，通过单位推荐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班（试点），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分校任教。尽管从师大毕业，但高中教育的缺失和仅仅两年的大学学习，让王立民在给学生讲课时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渴望学习更多知识的他表示，“我有一种上进心。”

当时，王立民工作的地方离华政很近，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情况后，萌生了报考华政法学硕士的想法。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首先是英语基础薄弱，其次法学专业对他而言是个极为陌生的专业，而本次面对的竞争对手几乎都是受过四年本科教育的1978级毕业生。王立民思考了许久，最终下定决心，要有所作为。

为了弥补英语的短板，王立民常做英语阅读和练习，遇到新的单词就会记下来，然后查词典，再把这些生词写到自制卡片上。当时，就连坐公交车去上班的时间都被他充分利用了起来：“我自己做的外语卡片前面是英语，后面是中文，一张张看下来，最后我的卡片积累到这么长。”讲到这里时，他展开双臂比划着，仿佛可以从这位老人展开的手臂长度里，感知当年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坚持。

除了在外语上勤奋学习，王立民也主动寻找华政的法学教科书，学习法学知识，弥补在法学方面的不足。

苦心人，天不负。1982年，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1985年进入法制史研究室，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了继续深造，已经四十岁的他毅然放弃华政法律系副主任的职务，凭借着求学的决心和家人的支持，于1990年再次回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史学博士学位。

“这三年真是深造的三年！”王立民感叹。这三年基本成就了他上海地方法制史、中央法制史和古代东方法的研究体系，对于热爱学习和科研的他来说，“当年在命运抉择的路口，选了一条正确的路”。

奋斗——对于这个词，王立民深深地感慨：“我当初真的完全靠自学，包括中国法制史和外语都是自学。而我的竞争对手是实力强劲的78级学生，他们经历过4年全日制本科教学。我能够超过他们，能够成功，没有‘奋斗’两个字是根本不行的。”

他的奋斗不仅停留为通过考试的简单目的上，进入华政后，为了弥补英语口语上的不足，他每天早上都坚持用收音机收听英语广播节目，午休时，他也会主动去找外教练习英语。

也正因为苦下功夫，王立民从一开始的“英语底子差”，最终成为了一名能够为留学生用英文讲授中国法制史的教师。之后，他还被派到德国帕桑大学，用英语为德国学生教授了一年的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体系课程。提起这一点时，他自豪无比。

教书育人，华政记忆

刚进华政时，华政的实际面积很小，真正属于华政的建筑也很少。在教学用地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为了给正常教学活动腾出教室，校领导们就在草地上搭起帐篷办公，这也是华政“帐篷精神”的由来。

谈起那段岁月，王立民不禁感叹：“后来在河东建造了学生宿舍，否则学生连住的地方都很紧张，当时真的非常艰苦。”现在华政长宁校区的面积已经扩大许多，又新建了松江校区，条件较比之前大为改善。

就在这独具魅力的华政园里，王立民做了几十年教师，他为本科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海法制史》等，为硕士研究生设有《唐律研究》《唐律精读与研究》《中外法制史比较研究》等课程，为博士生开设有《中国法制史研究》《唐律与唐代法制》等课程。

直到64岁，他离开了本科教学的讲台，但仍然坚守在研究生授课的第一线。

数十年教学经验，也让他具备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明确的教学理念。

王立民认为，首先，教学要认真，底线是必须按照教学大纲教学。“课堂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教师们不应将课堂时间浪费在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事情上。”他认为，没有具体安排，不能完成教学任务，期末考试时就给学生划重点，这样的行为不应该提倡。

其次，要严宽相结合。在教学中，王立民很“严”：学生上课不能迟到，在课堂上要保证注意力集中，“我课上常常会向学生提问，确保他们集中注意力”。但在学生最头疼的期末考试中，王立民会“宽”，这个宽并非放松标准，而是充分给予学生自主决定权，“让研究生自己选择考试的方式是闭卷考还是开卷考，只要学生认真学习，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

再者，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史论结合，有史料、有理论。王立民说，比如法制史的内容涉及到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各类法律，但大一新生都还没学到这些，讲课时其实会有困难。“这时候就要用通俗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听懂课，把知识吸收进去。”

他幽默地说：“他们有了收获，觉得你上课上得‘蛮有劲’的，他们就会关注。否则，他们会认为这节课是‘水课’。我自己也是做学生过来的，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教学，这个时候我就将心比心了。”

最后，要关心学生。“这个关心是多方面的，包括学生的学习、科研、生活上碰到的问题等等。“我发现自己的研究生大多来自外地，所以在生活上我就多关心他们一些。”在学术研究上，王立民也常给学生推荐发表论文的机会，自己并不署名。“我要是署名了，学生就变成第二作者了，对他而言是一种损失。”

这种在教学上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毫无保留的关爱令人动容，接连收获的荣誉也肯定了他的付出，多次获评“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更印证了他的“金牌口碑”。

栉风沐雨，铸造功勋

如今，1950年出生的王立民已至古稀之年。在华政复校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当被问到荣获“功勋教授”的感受时，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感恩：“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因为有了老师的教诲与帮助，我才能有今天，是老师教给了我知识。”

王立民说，从小学到大学，有很多老师给予了自己帮助，其中帮助最大的是硕士生导师王召棠和陈鹏生两位华政“功勋教授”。在他所著的《唐律新探》后记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两位：“我的硕士导师王召棠教授、陈鹏生教授不厌其烦，指导我一步步走向探索中国法制史和研究唐律的大门。”

陈鹏生教授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每年春节，王立民都会去给他拜年。他说，陈鹏生老师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每一年来访时，必须把前一年出版的书带来。“所以我不空手去的，他知道我有成果。”讲到这里，王立民笑了，笑容中既有自豪，也有对恩师的爱戴与敬重。

90岁的老师，70岁的学生，至今，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师生情谊历久弥深。

“评上功勋教授已经是‘过去时’，我们更要看‘将来时’，要继续向前辈‘功勋教授’学习。他们被评为‘功勋教授’后继续在为华政作贡献，我当然也应该这样。”继续学术研究，永葆学术青春——这是王立民的第二点感受。

他也的确不负自己所言。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他在A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在C刊上发表五篇论文；出版个人著作《上海法制史》（第二版）、《古代东方法研究史》（第三版），主编《中国法制史研究七十年》（第一主编）；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成为这一项目的首席专家。

谆谆教诲，憧憬未来

身为人师，王立民对华政学子有着殷切的期待：“第一点，一定要做好人。我们在这个时代，如果人都做不好，其他事情肯定更做不好，做好了也没用。第二点，学好知识。第三点，保持健康的体魄，勤锻炼。如果身体不好，连读书都坚持不了。”

他提倡学生在学习之余要有自己的研究。“你们现在已经进入华政开始了专业性的学习，所以在学习外，还要去研究专业的问题。如果以后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更要研究，有研究才能冒尖。”

王立民说，只有在做研究时，才会综合运用到所学知识，并提升自己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如果研究出的成果能得到承认，就说明所做的研究和学术建树是一致的、合拍的，对以后的发展也会大有助益。“不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都要沉下心来，要把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

“华政要在‘多科性大学’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要把多科性大学办好，要考虑各学科的平衡。”王立民建议，缩小各学科之间的差距，以强势学科带动弱势学科发展，同时继续提升优势学科在全国学科中的排名。这位将毕生精力献给华政园、献给三尺讲台的“功勋教授”有着殷殷期待：

“我希望华政将来能够办成一所在中国很有地位，在世界很有影响力的大学！”

采写| 钟怡晖 刘琴 袁梓瑞

部分内容节选自《中国法学家访谈录》

责任编辑 | 叶子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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