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校连枝再热议！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习近平

4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确诊新冠肺炎超过200多万例，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欧洲区域已确诊病例超100多万。迄今为止，全球疫情仍未迎来拐点时刻。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疫情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暴发，是对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考验。

今天，华东政法大学管建强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孔庆江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周江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河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潘俊武教授将一起探讨：

疫情之下，全球化何去何从？

华东政法大学 管建强 教授

新冠肺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华东政法大学 管建强

今年年初起，新冠肺炎先后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大规模爆发，虽然中国的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但世界范围内的疫情正成爆发态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面之广、来势之凶猛可谓空前，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人类与生物病毒斗争的世界级的“战争”。

人类最终会渡过这场浩劫，但是已付出惨痛的成本。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全球抗疫周期的长短。周期越长，疫情的次生灾害就越是严重。疫情对全球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经济“休克”、陷入衰退。因为，疫情必将引发各国的失业飙升、购买力暴跌等现象，经***走势无法控制。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容易出现政局动荡。

从国际间关系层面来看，疫情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逆全球化趋势正在形成。全球化的设想是为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发现，一旦产业链受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国家、政府的经济主权就没有了。因此，有人说，疫情可能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虽然，近期美国、日本和德国提供资助，呼吁投资中国的企业撤回，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市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疫情并不会完全终止全球化，而是会促成国际经济成为有限的全球化。

第二，种族主义抬头，民粹主义日益高涨。疫情全球爆发后，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对美国而言，疫情最初爆发于中国，这是一个遏制中国发展、敲诈中国的最佳良机。基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具有与生俱来的敌意，在中国为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做出了积极应对与巨大付出的情况下，欧美国家错误地估计这是亚洲黄种人专属的疫情，因而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时间窗口。为平息民怨转嫁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推动着与中国脱钩的排华浪潮，纷纷要求中国赔偿。将疫情问题政治化，以所谓的法律依据对中国讹诈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中美外交关系的维系基础受到挑战。疫情结束或行将结束期间，不排除美国肆意擢授台湾为准国家地位的可能性。如果美国公然踏破中国的底线，中美冲突的升级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重大和长期的。

第四，相关生物公约的监察、责任条款得以升级。疫情结束后，围绕《世界卫生条例》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必然会有从严修正的要求。在《世界卫生条例》中有可能会增加赔偿条款，这对国际社会承担共同防疫责任影响重大；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一直在**阻挡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美方给出的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国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对此，中方应继续积极主张和推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中国团结国际社会，推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抓手。

概言之，疫情对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在普遍性方面，主要是各国经***压力加大以及经济全球化规模的缩减；在特殊性方面主要是对中美两国博弈方式的影响。中美博弈冲突的升级对双方都会产生危害性的后果，中国既要本着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的基本外交立场，也要有充分的准备捍卫主权统一。

中国政法大学 孔庆江 教授

疫后国际社会的走向

中国政法大学 孔庆江

在新冠肺炎病毒被首先发现并爆发疫情的中国，当下似乎已看到疫情结束的曙光，尽管在中国以外的诸多国家，从东亚的韩国、日本到西亚的伊朗，从西欧的意大利到北美，从同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到巴西，却依然笼罩在疫情蔓延的阴影下，似乎在再现疫情初期和高爆发期中国的悲剧。但，中国的经验，也昭示着人类在付出惨痛代价后能够等到疫情结束的那天。在这个时候，在祈祷人类早日摆脱疫情的役使的同时，也不妨想想疫后的世界尤其是疫后的国际社会走向的问题。那么疫后的国际社会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人类应该会反思国际交流、经济发展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关系，人们会更多地将重点放在公共卫生安全上，更多地考虑筑牢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疫情中已经映照出各国的疾控体系是有漏洞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疫后的世界各国应该会把完善乃至重构疾控体系乃至整个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列入优先立法日程。

其次，与疾控体系相对应的国家之间的检疫系统会大大的加强。很难想象疫中已经反映出不堪大任的各国检疫系统会持续下去，一个朝向编织更严密的检疫系统将成为现实。甚至可以想象，未来国际旅行者会发现自己的旅行箱中需要放置时常更新的各类国际检疫证明才能作跨国旅行规划。

再次，疫后国际旅行者将会发现国际社会有可能不再是扁平的，相反各国会退回到主权林立的民族国家的立场中去。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感也会加强，疫中已出现的苗头，即人与人之间基于国家和民族的分野和歧视可能会得到强化，极端的状况是人与人之间基于国家和民族的仇恨也会不时出现。

又次，全球化出现动力衰退乃至退步。以前已经被诟病的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疫中已被放大，疫后可能成为抑制全球化发展的障碍。“疫情全球化”竟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凸显了全球化的B面。人们反思全球化的弊端，必然会导致全球化步伐的减慢乃至失去动力。世界卫生组织可能面临重大的改革诉求，疫中人们对它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期望和它实际能做到的之间的差距，会激发各国回到主权国家的传统中去的冲动。世卫组织的未来取决于大国在下属有关公共卫生安全方面政策选项中的抉择：更多依靠自己还是选择更多地赋权国际组织并监督使之更好地担责。

西南政法大学周江 教授

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西南政法大学 周江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我们有理由坚信“人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病毒面前失败过”，新冠疫情终会过去，但疫情后的世界将去往何方，全球化的趋势是否会被改变，也是值得关注并探讨的问题。

全球化程度的高低及趋势的发展，在客观指标上可以分解为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循环情况，这“四流”的循环越通畅，全球化的发展就越好，反之则可能停滞甚或倒退。

当前，上述“四流”短期来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严重的是人流，其次是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则相对较小。但从中长期的角度观察，情况则可能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资金流和信息流本身所受影响较小，其非实物化的特点也使其有最先恢复的基础；就人流而言，应该能够早于物流而复苏。而物流则恐怕是最为复杂难测的指标，从眼下已经发生的一些事实来判断，多数大国很可能会因疫情反思而重新（扩大）定义国家安全，这种国家安全观的集体性重塑会导致各国将有助于提高本国战略抗风险能力和牵制他国关键领域的产业留在或劝导回国内，从而改变过去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和物流的循环方式。

从上述客观指标的变化不难看出，疫情后的全球化动力会有所减弱，那么，这种动力的减弱是否会导致全球化趋势的逆转。对此，乐观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全球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推动力的事实不会改变。

应当承认，在单纯考虑经济问题的框架下，上述判断无疑有其合理性。然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形态决定了基于偏客观的经济因素所得出的结论在加入政治、文化等主观因素后，就有必要作出修正。

从政治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即便以百年尺度来衡量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得不正视西方选举政治有其短视的一面，政治人物为了迎合或安抚本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或者基于其片面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有可能采取逆潮流而动的决策。这种逆潮流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放在历史长河中或许是昙花一现，但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一两代人而言，则已经是“永远”了。

在文化的层面上，全球化无疑促进了人类的沟通，其理想的发展轨迹应当是“沟通——理解——接受”，然而，在疫情发生前就已有所抬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由于某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污名化”和“甩锅”言论被进一步放大，并加剧了族群、国家甚至种族间的撕裂。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所谓理想的轨迹，有时候可能只是单方面的美好愿景。

综上，笔者认为：在叠加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全球化在疫情结束后不仅有遭逢顿挫的可能，更有被人为逆转的危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的浪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警惕可能导致全球化失速的主客观因素并有所因应。关于此，在经济领域中国已作出了“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这种应对无疑是恰当的。在政治及文化方面，笔者也赞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为全球化注入持续动力的判断。但值得补充的：从国际传播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可以更为亲民的方式来诠释。而这一点，应当也必须成为我们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江河 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化的现实困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江河

全球化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同时也构成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在国际关系中，全球化的概念及其本质为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和强权政治所扭曲。科学地界定全球化是认识特定国际事件和全球化关系的逻辑前提。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统，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由此可知，西方推动的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及其“复合相互依赖”建构了西方全球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是，该定义并没有揭示国际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本质目的。全球经济活动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即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负外部性主要是单向度全球化过程中非传统安全给人类造成的生存威胁。西方全球化的概念只阐述了全球化的正外部性，却掩盖了其负外部性的外延。科技革命、全球经济的发展周期以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都使全球化分为自由上升阶段和规制调整阶段。国内法对市场的共时规制在国际关系中对应为国际法对国际市场的历时调整。

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生存依赖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决定了社会一体化的历史演进，同时也形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三大知识体系。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人类理性的膨胀，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实践。在冷战之后，和平与发展两大潮流使全球化一路凯歌，西方国家开始收割全球化上升时期的胜利果实。然而，全球经济活动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负外部性日益积累并凸显出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打开了经济全球化负外部性的潘多拉魔盒，人类进入全球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压垮西方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按照自然科学的熵增原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生物界的无序化。这种熵增首先体现在自然系统中人工产品和垃圾的与日俱增，其中包括新的病毒产生并与人类共生的现象，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会产生难以消失的思想病毒。如果人类不通过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从更大的宇宙空间获取生存资源，经济和政治关系必然发生熵增而导致社会的无序化，其结果是全球化的逆转，这也揭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政治共同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深层次原因。

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是任何政治共同体或法律体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基础，与之对立的无序状态必然导致政治共同体的瓦解。在这种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削弱了西方全球化秩序的合法性基础。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再现了形而下的国际“自然状态”。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责任共同体的理念，才能变革国际法以构建人类的安全共同体。根据社会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全球化得以延续的条件是各国发生交往并在合作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当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或诱使各国国家闭关锁国，或者在外交中互相攻击和转移责任时，国际市场的四大自由流动就会被阻断，锁国和对立就会逆转全球化。美国通过暂停提供资金要挟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揭示了其先获利于全球化的正外部性而后逃避负外部性规制责任的本性。将来是否有负责任大国主导全球风险的规制，以及如何规制经济全球化的负外部性，最终将取决于国际社会如何和脆弱国家一起共同应对病毒的攻击，以及全球抗疫战争结束后世界各国的理性反思。

西北政法大学 潘俊武 教授

冠状病毒大流行对全球化法治进程的影响

西北政法大学 潘俊武

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一些人开始担心全球化的命运，预测冠状病毒大流行后全球化进程会严重受阻，甚至会萎缩，具体会表现为各国产业回流，经济壁垒高筑，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放缓，随之发生的全球法治化进程工作也会被冷落，保守思想泛滥。事实上，这种预测只是关注到问题表象，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深层次，有些片面。毫无疑问，冠状病毒大流行会影响国际化进程，但是它不会阻碍全球化的步伐，而会加速全球化的步伐，只是加速的方式会有所不同。总体来看，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自1950年以来，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欧洲经济的复苏、东亚地区经济的腾飞等等，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确实改变了世界经济，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全球化趋势已经无法逆转，疫情后各国首先要解决的经济复苏问题也只能通过进一步加强全球化来解决，国际社会的依存关系已经让人们再无法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当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问题政治化，超级大国滥用优势地位，G20经济合作效率较低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把全球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恰恰是实现这一高度的有效路径，这一点通过这次疫情让人们认识得更加清楚。正如习主席所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作为全球化的保障手段，全球法治就应该紧紧围绕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展开，突出解决疫情中凸显的法治问题，诸如如何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全球疫情防控机制的法治化建设，G20经济复苏计划协议的签订，国际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劳动力国际迁移协议内容的完善，疫情下国际货物流通保障机制的建立，全球范围灾难救助的新机制构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长效机制的制定等等。所以，疫情后全球法治化进程和以前相比，应该是加快而不应该是放缓，当然疫情中凸显的重点工作会有所不同。

联合策划|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部分编辑|张艺琼

责任编辑 | 叶子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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