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教育」专访上纽大创校校长俞立中:
不想做校长,才做得了好校长
来源 | EnsightEdu
2020年5月,上海纽约大学第四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创校校长俞立中宣布自己将于6月1日正式退休。
八年创校,一朝荣退,俞校长卸任一时引发了极大关注,以及对上海纽约大学经验与模式的讨论。
6月下旬,「看教育」约访俞校长,俞校长娓娓讲述起在上纽大这八年校长生涯里的“苦”与“乐”,以及对未来退休生活的期待。
上海纽约大学创校校长俞立中
把国内的教育版图摊开,上海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在这个城市,最不缺的就是敢于冒险、尝新和开拓的人,哪怕是在教育这样的“农耕式”行业里,亦不缺那些敢于冲破框架、去开发“试验田”的教育者。
俞立中就是这样一位教育先锋者。
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届考生,他于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后又出国深造,拿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学位。
回国后即回到母校华东师大任教,1997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之后,他又先后出任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合办的上海纽约大学成立,俞立中又成为这“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的创校校长。
八年时间,上海纽约大学迅速建立起了声望,不仅彻底打消大众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疑虑,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学术能力更是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来此学习。学校发展的良性循环自此打牢了地基。
这些,当然离不开首任校长俞立中。
俞校长有个广为流传的观点:不想做校长,才做得了好校长。
这乍听起来颇有点矛盾的话,细品起来大有深意。
如果将“校长”看作一个边界分明的位置,边界之外都是雷池,那么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很难有另辟蹊径的破解之法;但如果只想着把学校办好,一心想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心态与行事方式,才能不拘一格,实事求是。
尤其在中外合作办学中,校长是一个很复杂的位置,这不是两个校长个人之间的合作,而是两所大学、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合作,如果只想做“正确”、“不扣分”的事,是做不好校长的。只有怀着一种要把事情办成的愿望,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可能在毫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走出行得通的模式。
知己知彼,明确“同”与“异”
毫无前例可循,这件事远比一句轻飘的描述要重许多。不仅意味着很多状况与问题无法预期、准备,真到了问题摆在眼前的时候,实际操作层面也几乎毫无模板参考。
从一开始,俞校长就在想,创办上海纽约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不仅仅是办一所新大学。
上海不需要再多一所大学,也不在乎多招几个大学生,能上大学、想上大学的人,基本上都会有机会。“上海纽约大学真正的价值是在于探索、改革、创新。”
“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高等教育不应该建立在一种文化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要让学生在大学期间有更多的机会体验不同的文化、接触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使学生对世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提升跨文化沟通、交流和合作的能力。
”2006年,俞校长第一次到访纽约大学,纽大时任校长John Sexton的一番话打动了他,而这番话也就基本构成了中美双方合办上海纽约大学的愿心。
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创新人才,也需要一大批真正了解中国,愿意搭建连接世界与中国纽带的各国青年。上海纽约大学要培养这样的人。
而进入到学校的具体建设、管理工作,双方的分歧才开始真正显现。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怎样处理美国教育观念和中国教育观念不兼容的地方。”俞校长说。
上海纽约大学本科毕业生既要被授予纽约大学的学位(美国学位),也要被授予上海纽约大学学位(中国学位),因此学校的本科教育既要符合纽约大学的规范和要求,也必须满足中国学位评估的要求。要使两者能够兼容,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变革。
比如,一开始美国人不理解,认为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就按纽约大学的制度规范来做就可以了。但在中国办学,这样显然是不可行的:需要把关于学生、教师、教学等方面的制度整个捋一遍,不符合中国法律、不符合教育部对本科生要求的地方,俞校长就要站出来,说服美方做修改调整。
“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部批准的由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共同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中美合作举办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体系中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三大校园之一。”
上海纽约大学的这个官方定位,明确认可了双方对这所合办学校的重要性,也尊重双方教育体制中不兼容的地方,但同时也确立了目标的一致性。
定位与目标统一了,力量才好往一处聚合。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都拿出了最好的师资、最顶尖的学术资源来共建学校,让这所学校真正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发展。
学生管理方面,也难免存在分歧。
以纽约大学的传统,若无学生授权,不能对学生家长透露其子女的成绩,校方认为这属于学生隐私,但在中国家长看来,这就似乎有点“不可理喻”。
不少家长为此来质问,俞校长作为其中能理解两方立场的人,就又要站出来承担沟通工作了。
俞校长一边向家长们作出耐心解释,一边也建议学生部门在学生入学之初明确强调这一制度,要求家长和学生本人沟通,双方签署授予知情权的协议。
“这样的做法也许会有争议,但背后是学校的教育理念,作为一个成年人,学生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俞校长说。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对这些分歧的探索和应对,成就了上海纽约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沟通理解,坚持“多元文化融合”
今年,上海纽约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邀请到了马云作为嘉宾,对毕业生致辞。
演讲中,马云再次强调了爱商(Love Quotient,即LQ)的重要性:IQ高的人不太容易失败,EQ高的人机会很多,但是只有LQ高的人才能受人尊重。
马云还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到DT(Data Technology)的转变,预见未来思想观念的变革:我们要希望别人比自己好。智商、情商、爱商都是必不可少的。
俞校长不仅观念上对此相当认同,在多年的管理实践中也是以身作则地做到了这一点的。
不管是在办学中跟美方校长的合作,还是平时管理中跟老师、学生的相处,所有问题到俞校长这里似乎都能迎刃而解,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俞校长的这份“爱商”。
遇到不兼容的地方,他会首先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对立双方的立场,同理心极强;
在理解的基础上,还是需要有一个“两全”的方案让两边都认可,这种方案往往需要跳脱出已有的运营框架,也就显得不那么“安全”,这时候,俞校长又很敢担当这个责任;
两个大前提下,原本对立的双方就能放下成见,然后进入俞校长的逻辑体系:合理解决问题。
一个个原本看似“零和博弈”的过程,在俞校长这里,“正和游戏”的本质就会显露出来,让大家愿意拿出最大的诚意和行动去解决问题,然后在这样一次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弥合差异,确定原则。
俞校长从自己的管理经验中总结出了“3C原则”,来概括这种沟通中的进退之道。
Communication(沟通):这看起来容易,但毕竟中外观念和制度有很大差别,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任何小事都可能产生误解,变成大事;
Compromise(妥协):大家想法不完全一样,办学体制和模式不同,这都很正常,而共同目标是学校的发展,所以双方都需要在不牺牲原则的基础上,学会妥协或让步。永远把自己放在学习者的位置上,才会理性思考。
Cooperation(合作):互相支撑和配合,是一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基础。积极合作,互相补台,才能成事。
尤其在上海纽约大学这个倡导“多元文化融合”的环境里,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能力是迫切需要的。
俞立中校长与2020届毕业生
“很多时候,对同一件事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原因。文化背景、经济利益、认知方式不同,都会产生差异,我们要在这种差异的前提下,找到共同的地方。”俞校长说。
于是,“多元文化融合”也成了上海纽约大学建设学校文化的基石,并由此发展出了许多可能只能在上海纽约大学推行的管理方式。
比如说,在上纽大,学生的第一个学习对象,就是TA的室友。学校在宿舍安排上,尽可能地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住在一起。这样,学生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跟室友的相处学习怎样应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
学生组织也是这样的,上纽大的所有社团、俱乐部都不能以地区为目标,做小圈子的事,而是必须要两种以上文化背景的学生一起发起和运营。
原则之上,管理细节的编织
框架明确的共识性原则建立,只是学校文化建设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若无进一步地生发反思,就容易流于“形而上”的教条;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改善规则,可能才是让学校文化生生不息传承下去的关键。
俞校长跟我们介绍,上纽大的所有社团,必须要两种以上文化背景的学生一起组成。然而,当上纽大这种中外结合的社团队伍想报名参加市里的大学生体育联赛时,就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一开始,因为大学生体育联赛章程规定,只有中国籍学生才能参加,这和上海纽约大学的文化融合原则有冲突,使得学校运动俱乐部只能望洋兴叹。后来,联赛又在规定中对“外援”做了限制,把学校的外籍学生当成了“外援”。
得知了这些情况,俞校长两次联系了市教委领导,力陈在大教育理念变革中大学生体育联赛章程修订的必要性,并再三强调“注册在读的外籍学生也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不应该是外援。”这些建议得到了市教委的认同和支持。
尽管这只是大学生体育联赛规定的改变,但实质上却是体现了上海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理念变化。在俞校长看来,学生们都已经达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共识,我们作为教育者,更不能固守过去的老观念。
“可能其他学校的学生会有顾虑,认为外国人在足球、篮球这些项目上有优势,我们总拿冠军不公平。后来,市教委酌情取消了这个规定,我们外籍学生不受限制了,但也不一定就赢了啊。那年比赛,我们球队没有拿冠军,也很好啊。”俞校长笑着说。“所以,名次并不重要,我们是要让学生们真的感受到,多元文化在融合。”
另一边,学校网球社的学生想报名参加上海市民网球比赛,比赛规定只能中国市民参加。学生部门就有顾虑,“如果只允许中国学生参赛,是否违反了学校文化原则,那就干脆都不参加了。”为此,中国学生的家长提出了异议。
俞校长想了想,觉得不是这个道理。“这是个人比赛,不是团体比赛,中国学生想参加为什么不可以呢?”他对学生们说,“如果是团体比赛,那我们混编的队伍会被限制,你们不参加,我同意。但这次市民的个人比赛,你就有权利以个人报名的方式参加啊。”
后来,这次网球比赛,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分别拿下了男子组冠军和女子组亚军。俞校长深有感触,“规定”是让我们的行为有一根准绳,它可以有灵活变动的空间,大家都不要将规定上升为非此即彼的边界,还是要看事情可能如何变通,如何解决,规定才能经由实践不断完善。
早在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时,俞校长就很重视这种上层理念落实到学生层面后的反馈。
当时,俞校长从学校BBS上看到了学生们吐槽的帖子,“对食堂的,宿舍的,还有教学的,各种意见五花八门,我真的大吃一惊。关键是没有人回应这些帖子,结果就不断升温,引发很多抱怨。”
于是,俞校长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后最先想的就是怎么跟学生直接交流,而后,俞校长在一位学生的建议下,推出了学生校长助理的做法。
“我的一位学生助理正好担任BBS版主,她帮我在BBS上开设了‘校长在线’栏目,把同学们的抱怨引到了这个栏目,直接和校长对话,提意见和建议。”
俞校长回忆道:“其实,有些意见是学生不理解学校为什么这么做,缺少解释和说明;而有些方面确实是学校考虑不周,是工作上的失误。但有了这样的沟通,学生的抱怨明显就少了,大家能相互理解的。”
知乎上,上海纽约大学的一位学生谈及对俞校长的印象时,也曾提到“任何事情都可以直接找俞校长帮忙解决”,完全没有传统学校里的层级感。
6月1日师生员工送别会
“最亲民校长”的名号当然不是凭空得来的,上海纽约大学每一届的学生建微信群都不会忘了俞校长。他还是上海第一位实名开设微博认证的高校校长,拥有175万粉丝。
俞校长直接与教师、学生沟通的这些细节,其实就是不断在一线发现问题,在体系化的规章制度下,发现“不近人情”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学校管理的模式很像织渔网,但这张网不是在行政制度的节点上做出来就“毕其功于一役”的,校长仍需要一手一脚去摸,有没有未经发现的断点,需要一寸寸补缀。等到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一种管理的模式才是真的算是纲举目张,章度合宜。
采访中,记者也提到上海纽约大学的中西融合教育模式能否复制的问题。
俞校长说,其实很多人都会跟他说,上纽大的经验很难复制,但在他看来,一所大学与另一所大学,文化不同,问题不同,经验本来就不可照搬与复制;但是“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这种可借鉴的部分是理念,是对教育的看法,是对师生关系的理解,对管理原则开放心态,这些部分当然可以借鉴,但管理的细节,是需要从实际中来。
校长心法
中外合作都是需要有磨合过程的。第一,建立共识;第二,面对差异,大家都要承认差异;最后,怎么应对,我们一起想合适的解决方法。
中外合作办学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怎样处理美国教育观念和中国教育观念不兼容的地方。
校长不代表权利,背后是他的国家、他的文化,要结合这种实际去看问题。
在我任校长的三所学校,我都花了很大功夫在学校文化建设上的。大学文化包括三方面:第一,精神文化——推崇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承诺给学生什么样的教育;第二,制度文化——保障学校的日常运营是按照设定的目标和理念去推行;第三,环境文化——大学理念和精神怎样有形地表现出来,通过学生活动、开学/毕业典礼等,把文化传播出去。
现在我们太注重量化的东西,但是学校文化这些不可量化的地方才是最有力量的,是学校的根本,是能影响人心的。学校的经验很难复制,但理念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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