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当代文化地理中的陕西高地

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地图上，陕西还是一片洼地，而这片洼地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地图上却是一个亘古有之的高地。这个高地是由具有创世意味和地质年代般的文化史构筑起来的。早在传说时代的中华人文始祖女娲、伏曦、炎黄二帝，以及“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创造汉字的仓颉皆缘生此地。在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史中，从周秦到汉唐的十三代王朝所创造的文化几乎都集中于此。在历代文化交流史上，陕西又是东西南北文化，以及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此外，这里也是中国的时空中心点，大地原点在陕西泾阳境内，北京时间的标准位置在陕西韩城境内。所以，可以不夸张地说陕西就是中华文化时空的原点。仅就这里所潜藏的文化资源而言，陕西确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高地。

即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当代陕西，其文化制高点的位置仍然在全国异常突出。本文拟从纵横两个向度考察陕西文化在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总体格局中的突出地位和标志性意义。

一、 20世纪中国历史上崛起的三座陕西文化高峰

如果从20世纪中国文化的纵向发展去观察，从30年代以后，陕西文化曾三度奇峰突起，构成了中国文化地理中一座连绵不断的陕西山脉。第一座高峰崛起于30—40年代的陕西延安。其时由于日本侵华，中国的文化中心大规模西迁，加之中共中央立足陕西延安，形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三足鼎立状态，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化、以昆明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学术文化，以及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化。而在这三个文化高地中，延安成为国内外进步人士和先进文化的聚集之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鲁艺和抗大，以及从国内外赶来的文化人士，在全新的文化观念指导下，书写了中国文化史上崭新的一页，创造了大量别开生面的文学艺术。如以《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荷花淀》等为代表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新的文化思想。这座高峰不仅在当时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制高点，而且直接决定了共和国文化的基本面貌。

第二座高峰崛起于50年代。其标志是文学陕军和长安画派的形成。尽管文学陕军的说法出现于80—90年代，但这支文坛劲旅在建国初期已经形成。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战争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作为17年文学代表作的《创业史》的作者柳青，不仅是陕西籍的作家，而且是17年主流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成就标志着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此外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戈壁舟等人的诗歌、李若冰等人的散文报告文学也都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以赵望云、石鲁、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刘文西等为代表的“长安画派”在全国美术界崛起，他们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理念和鲜明的西北风格称雄画坛，影响力至尽不绝。第三座高峰崛起于80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文学陕军的再度崛起、西部电影和关中电视的奇峰突起。80年代以来，新一代文学陕军走上文坛，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京夫、赵熙、徐岳、莫伸、杨争光、红柯、叶广芩、方英文等小说作家，梅绍静、叶延滨、刁涌泉、岛子、闻频、子页、商子秦、朱文杰、沈奇、胡宽、伊沙、刘亚丽、李岩、秦巴子、路漫、耿翔等诗人，贾平凹、李天芳、刘成章、李佩芝等散文作家，先后在全国产生影响。其中尤以小说作家影响最大，他们不仅传承了柳青为代表的50年代陕西作家的传统，而且也成为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与晋军、湘军、京派、海派鼎立的一支劲旅。90年代以来，文学陕军虽连续折损路遥、邹志安、胡宽、李佩芝、路漫等多员大将，但随即以五部长篇齐现北京的“陕军东征”再度震惊全国。而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更是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贾平凹则在90年代以来连年推出长篇。80年代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中心推出的西部电影，则将中国电影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带向了世界。这一时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不是陕西产的，就是陕西人导的，不是陕西人演的，就是陕西人编的。从80年代以来许多获过国内外大奖的电影如《人生》《老井》《红高粱》《黑炮事件》《霸王别姬》《菊斗》《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都与陕西有关。其根源在于陕西出了一批杰出的电影人，导演吴天明，集导演、摄像、演员于一身的张艺谋，编剧芦苇、杨争光，作曲家赵季平等等。而90年代以来陕西的电视剧再次成为全国的热点，这个热点的形成不仅是以130多家影视公司和每年数十部、两千多集的产量称雄全国，而且以鲜明的关中文化风格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注目。从《半边楼》《道北人》《神禾原》《121枪杀案》到近年的“关中系列”、“激情系列”，陕西电视剧已成为陕西文化的又一亮点。

二、 中国当代文化四足鼎立格局中的长安文化从当代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格局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力来作横向的观察，则可以发现，目前中国文化在地域的意义上呈四足鼎立的状态（而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京沪粤三足鼎立），而陕西文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足。如果我们把其它三足称为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粤港文化的话，那么我们姑且把陕西文化称作长安文化。尽管国内其他区域的文化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从资源的丰厚程度、生态的独立程度和特色的鲜明程度，以及在当今中国文化总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程度而言，这四个区域的文化无疑是最主要的。北京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中心，因此，京派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占有主流和支配地位，操纵了整个国家文化控制系统。尽管北京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其底色是满清文化，但这一底色早已被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移民人口所覆盖，尽管北京也有着发达的工商业、科技和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但这些优势也早已被其突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地位所覆盖。上海是中国的都市文化中心和工业文化中心。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市民文化和最现代化的都市文化集中于上海。近现代以来上海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因而上海的都市文化散发着浓烈的洋味。由于上海在都市文化发展中的领先地位，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工商业文化中心，这一地位至今如此。粤港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区域文化格局中代表着一支新的文化血脉。随着粤港两地经济—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粤港文化既代表着发达的商业文化，也是文革后来自台港、西方的各种流行文化的登陆之地。与以上三个区域的文化迥异，长安文化在当今中国区域文化中，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其次也是农耕文化最后的堡垒，这两种文化底色不仅明确地表现在当代陕西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当中，而且也表现在其发达的传统文艺作品上。基于上述四种区域文化各自的独立性和代表性，民间对这四地人的文化性格有着一些很流行、很通俗的表述，北京人重理性、上海人重灵性、粤港人重欲望、陕西人重情义，因而北京人大气、上海人洋气、粤港人阔气、陕西人豪气；但同时，北京人霸气、上海人小气、粤港人俗气、陕西人土气。这些评说尽管不无偏颇之处，却也有一定道理。事实上，这四地的文化，依东西和南北形成横轴和纵轴，分别标志着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脉络：东西横轴：标志着中国文化从农耕文化向城市文化、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南北纵轴则标志着现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从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转移。 在这样的格局中，长安文化的特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这一特异性作为一种现实而客观的存在，从不同的价值角度评价，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从以经济发展为标志的历史的角度来评价，长安文化所对应的自然是落后，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后卫；如果从道德的和审美的角度来评价，长安文化则是最辉煌最有价值的，应该说又是前锋。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陕西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的繁荣和经济发展的滞后这种不平衡发展状态。

三、 陕西文化高地的现状与走向 目前的陕西文化，正在经历着最后的裂变期。尽管由农耕文化向城市工商业文化的渐变在陕西同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同样是从20世纪之初就开始了。然而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渐变中，陕西始终慢于全国的平均速度，而且在某些领域甚至还表现出顽固和守旧的倾向，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陕西文化的裂变进入了突变期。其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农耕文化的传统价值基础正在动摇。而在城市，固有文化圈已经发生分化。以西安为例，现行的文化圈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以文化名人为中心形成的，譬如，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画家刘文西，书法家钟明善等等一些文化名流，每个人周围都聚拢着一批文化人，或在餐饮茶秀，或在饭店酒楼，或在某个典礼会议。这些文化人的特点是大都在四十岁以上，程度不等地都有一些成就和影响力，所从事的文化行为一般都在传统文化领域，如文学、书画、理论批评等等。另一种文化圈则完全不同，是以各种“吧”为中心聚拢起来的新型文化青年，年龄一般在十几到三十几岁，他们大多从事新兴文化品类的创作、传播和欣赏，如DV制作，前卫电影的欣赏和制作，摇滚音乐，另类写作、行为艺术等等。这些新型文化人是在时尚和现代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代表着陕西文化中新生的力量和陕西人的新的生存方式。因此，与过去作为前一种文化圈的基本受众和拥戴者不同，他们与前一种文化圈互不往来，甚至在精神上保持着对立的状态。还有一种文化圈就是以高等院校为核心形成的学术文化圈。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文化人“返校”已经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陕西也不例外。在西安地区，以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为中心的学术文化圈已相当活跃。这一文化圈不仅拥有丰厚的学术资源，也不仅拥有陕西地区的文化资源，而且与省外、国外有着频繁的学术文化交流。其文化行为多以会议、演讲为主，并通过教师和学生将其影响力在陕西地区扩散。这三种文化圈基本上彼此保持独立的存在状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文化氛围。其次，传统文学艺术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为现代生存方式的形成而受到冷落，反而在现代背景下急剧增值。陕西是传统文学艺术最集中的地区，除了上述的文学外，国画、书法、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剧种，以仿唐乐舞、长安古乐为代表的古代艺术和以安塞腰鼓、陕北剪纸为代表的民间艺术等都十分发达。这些传统艺术与现代背景的强烈反差，使它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以书法为例，陕西一直有着浓厚的书法氛围，但这一优势真正得到发挥却是近年来的事，陕西不仅拥有数十位知名的书法家，而且投身书法的人越来越多，仅长安区一地就有数十人号称自己是书法家。书法作品的售价和地产价格一样一路攀升。在陕西，一个文化人，一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往往就会变成书法家，开始到处题字，卖字，甚至办书展、出书集。而且其影响力越大，字价就越高。有人甚至停止了自己赖以产生影响的工作，主营书法。有人曾笑称，成为书法家是陕西文人成名的最后一道关口。此外，仿唐乐舞、长安古乐、安塞腰鼓、陕北剪纸、陕北民歌等等古代的或民间的文艺品种，也在1990年代后期以来变得炙手可热，受到游客，及省外、国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和欢迎。最能够说明陕西文化裂变的一个现象就是“70后作家”的断代。目前在全国形成影响的陕西作家、诗人大多数出生于40——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尚有作家红柯、诗人伊沙、李岩、刘亚丽、秦巴子等不多的几位，但70年代出生者则彻底断代。这一现象曾引起过《文艺报》《陕西日报》等媒体的关注。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文化裂变。以卫慧、棉棉、邱华栋、蒋志为代表的“70后作家”在国内的出现，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文化气象。这代作家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于文革后的8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了自由空气、物质基础不断上升的时代，因此在这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几乎不存在多少苦难、忧患和焦虑。因此他们是最早在快乐中成长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心态的一代中国作家，他们可以不承担一切，而只追求无拘束的时尚生活和感官享受。所以这代作家一踏上文坛，就显示了他们对现代时尚生活、欲望和感官快乐的兴趣。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的“70后作家”多出自现代时尚文化比较集中的上海、广东和北京一带。而陕西这一传统文化的代表区域，尽管也会有70后出生的人去从事写作，但至今没有推出自己的代表作家。陕西的“70后”与所有的“70后作家”相比，既拥有同样的时代特征和属性，也同样不再愿意，也没有能力象前几代作家那样去从事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写作，又缺乏现代时尚文化的足够资源，因此，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可以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陕西作为一座亘古有之的文化高地，在当代中国的区域文化格局中，再次成为一座连绵不绝的文化山脉。而这样一座以传统为标志的文化高地，在现代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中还能否坚守其制高点的地位，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笔者以为，只要坚守，并充分发挥陕西文化固有的优势与特色，这一高地就会一直挺立下去。而且现代化程度越高，这一高地就会越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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