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讲义 | 听国学大师陈来讲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

陈来，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师从冯友兰与张岱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来凭借《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古代宗教与伦理》《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国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右一）与陈来（左一）握手

6月7日，陈来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作了题为《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的讲座，听听他是如何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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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

讲授人：陈来

国家层面的价值观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特点。

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大多奉行“以神为本”，而中国最早从“以神为本”的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

孔子

到了西周前期，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那时“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是，人事比神事更重要。这个思想一直影响到近代。毛泽东同志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就是发挥了“以人为本”的价值文化。

在2000多年以前，《管子》就出现了“以人为本”的提法。《孝经》中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表达的也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以德为本”

“以德为本”，就是主张以德治国，强调道德重于法律。

在《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也形成了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价值观。

在《孟子》中，管理社会、与人打交道以及从政有两个原则是互相对立的，一是“以德服人”，一是“以力服人”。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我们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也有一个“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问题。在价值观层次上讲，以力服人是低层次的，是不能服人的；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代表一个高级文明的价值观。

“以民为本”

在公元前3000以前，中国就孕育出“以民为本”的思想。

《尚书》里有“民为邦本”的观念，“邦”就是国；这个观念甚至可以反映在某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代表最高的神，但是这个神没有自己的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视听为视听。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明显地强调了人民尊于君主、重于君主、高于君主，我们以前习惯把它叫做“民本思想”，也即是“以民为本”。

《左传》中记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本思想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种价值观。

“以合为本”

这个“合”不是和谐的“和”，是合作的“合”、合一的“合”。从中国历史上来讲合者居多，分者居少，特别是价值观上、人民的意愿上来讲是“以合为本”。

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处理民族、国家这类事务时，强调合一高于分立。在中国历史政治文化里，在管理国家时这是很重要的价值观，从上到下都以合为高、为尊、为贵，不赞成分立。

“以合为本”还包含更广泛的哲学理念，“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中国古代哲学理念叫做“天人合一”，就是讲人和自然要统一和谐。

社会层面的价值观

责任先于自由

自由、责任这两个词语都是现代的概念。中国文化比较重视的是责任的意识和对责任的承担，而不是对自由的追求。在中国文化里，责任意识的涵盖非常宽广，不仅对于家庭有责任，对他人、对社群、对国家、对民族、对自然都有一种责任。

孟子

从孟子开始，“士”的责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中国古代的“士”文化里非常强调责任的意识，强调人对整个家、国、天下所负的责任。如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责任先于自由的这种意识成为我们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

义务先于权利

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特别儒家思想里面比较注重义务，虽然没有现成的词，但是却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中国人强调义务感。

如果把近代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作为对照来看中国古代价值观，义务先于权利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新儒家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最讲义务，义务是先于权利的；而近代西方人则主张个人的权利是优先的。

梁漱溟

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更多的是伦理的社会，比如父母和子女，只能说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子女不能有要求父母养育的权利。他反复强调，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性格，就是义务重于权利，义务先于权利，以尽义务为伦理。

群体高于个人

中国传统文化里，处理群体和个人关系的时候，也一定是群体本位立场。

西方一直到了16世纪以后，“以神为本”才开始被取代，强调“以人为本”，但从主体上来讲还是强调以“个人为本”。

中国文化里面所讲的“个人”是关系里的存在，个人不能脱离关系；在群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群体为本”。在中国古代，群体有不同的层次，可以被无限地放大。从个人推演出去就是，家庭、家族、宗族；更进一步，社稷、国家、天下。

和谐高于冲突

儒家、道家崇尚的和谐观念，早在中国上古文化里便已萌芽。春秋时期《国语》里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念；《尚书》里很早就提出“协和万邦”、世界和平的观念；《左传》里也讲“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就像乐器演奏音乐的那种和谐一样，要达到天下的“无所不谐”。

所以，和谐的观念应该说在我们历史上出现得很早，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把音乐的和谐作为一种模式和典范，把它推广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甚至推广为宇宙的和谐。

张载

中国人所讲的和谐，包含着多元统一、和而不同，差异的东西不是消弭于单一、完全相同，而是在和谐里面包含着不同、差异。如，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一切现象都有对立两方面,对立两方面的运动方向必然相反，相反就相仇，相仇就是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归于调和、太和。

个人层面的价值观

先义后利

孔子提出“义以为上”，荀子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开篇就是“何必曰利”，都是“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董仲舒讲“正其义不谋其利”。

先公后私

中华文化传统里有大公无私的观念。古代讲公私问题，主要是针对负有公共职责的士大夫群体来讲的，这个原则对于传统士大夫非常重要，一个士人出来做官，一定会碰到公私的问题，就必须明确公和私的关系，要以公胜私，公心胜于私心。

理胜于欲

理就是道理的理，欲就是欲望的欲。中国古代传统“以礼治欲，以道治欲”，我们用道德法则认识控制、引导对个人的欲望，“要存天理去人欲”，天理就是讲的道德，欲就是讲违反天理的欲望。

心胜于物

古人很强调精神需要的满足超过物质的满足。生命的需要也是一种物质需要，很重要，但是精神的需要更重要，所以是舍生取义。涉及生死的问题，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都是说身体生命可以放弃，但是要维护自己的理想、维护道义，表现了对于精神生活追求看得很高。

基本道德也是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的价值概念、道德概念具有综合性、覆盖全面性的特点，不能做严格层次区分，同一个概念可以对应个人、社会和国家。如，仁义礼智，最早是对于个人提的，在孔子时代是个人最高道义，到了孟子时代就变成了社会的价值、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孟子讲仁政，不止是仁德、仁人这样单纯个人的价值，还有政治的价值，包括国家层面。很多古代概念都是这样。

价值观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是行为的直接指导。中国古代提出的这些基本道德，既是个人层面的基本道德，同时也是社会的基本价值。

最明显的例子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至少从汉代以来就成为我们的五项基本道德。从个人道德来讲，仁就是敦厚慈爱，义就是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这是作为个人价值、个人道德的意义。

在整个社会发展中，仁义礼智也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比如《贞观政要》里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仁、义，在这里，仁、义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基本道德，也是国家治理首要的原则。比如说社会层面，仁就是仁政惠民，义就是社会正义，礼更多的是强调文化秩序，和是和谐团结。

再比如，仁不仅仅是做人要厚道，仁者爱人有更大的层面，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所以仁义礼智在古代不仅作为个人道德的基本观念，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今天在讲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的时候，要兼顾这几个方面，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掌握。

曲胜良摄影、整理

（转自：中央社院）

初审：李 璨

终审：李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