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音乐之间的不同及关系

从20世纪20年代起，关于中西音乐乐文化关系上，许多音乐家在报刊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来总的讲，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今天为大家分享关于艺术的信息与知识！

其一，认为只有我国古代的雅乐才是值得提供发扬“国乐”,一些人认为中国远古音乐是“天乐”，而持有”国粹主义”观点。其代表任务首推古琴家王露，他在《中西音乐归一说)(数(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七号,1920 !年9月)中说:“何谓俗乐.舞台优伶之所奏之类也;何谓雅乐，师黎关唯之所奏之类也:何谓天乐，有虞箫韶之所奏之类电”。“能听俗乐者,天下滔滔管是也:能听雅乐者,天下寥寥无几也:能听天乐者,天下寂寂无闻也”。他认为中西音乐因有地界时界情异之别，不能强使二者统,中国只有恢复“ 天乐”，才能谈得上研究“异城之乐”。与王露有类似观点，提出复兴雅乐的还有郑觐文,他表示对西洋音乐的引进“忧之有年”，对“徒习外风，以移易国性”感到痛苦和惋惜,为此，他提倡成立了大同乐会.以"发明雅乐之真理，提倡雅乐为宗旨”要"复兴雅乐，保存国粹"(郑觐文(雅乐新编初集，绪言》,1918年1月)。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童斐等人。

其二，认为中国音乐落后鼓吹应"全盘西化”,代表人物有欧漫郎、青主等人。欧漫郎主张中国需要的“不是所谓‘国乐’，而是世界普遍优美的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建立,要“全盘西化"”，“使基础先立定，然后再创造新的中国音乐" (欧漫郎《中国青年需要什么音乐》,载(广州音乐>三卷六至七期,1935年);青主认为“应该于国乐西乐之间择定一个,要国乐便不要西乐，要西乐便不要国乐”(青主《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载《音乐教育》1934年,二卷四期)。他还认为中国音乐是“一种向自然界的声音乞灵的音乐，我们是不载表情的”(青主《乐话》,1930年)。

其三，公开肯定西方音乐文化优于我国传统的“旧乐”,提出“以西为师”，借鉴西方的作曲方法,来改造我国传统音乐,建立起中国的新音乐。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蔡元培萧友梅、王光祈、黄自等人。蔡元培认为“一方面输人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各国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各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新发现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编印的《发刊辞》第一卷第一 号， 1920年3月);萧友梅认为:“号称中国音乐鼎盛时代的唐朝,已经教我们这样失望,唐朝以后的音乐 又怎么样呢?我们不必隐讳.... 今后习旧乐者和教学者均应格外虚心， 同时要把西方记谱法、和声学 、对位法、乐器学、曲体学 加以研究，方才可以谈到整理或改造旧乐"《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载《音乐杂志》第三期，1934年7月);黄自认为:“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我国的旧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