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考政策，或正向利于喜欢专业的考生方向改革

在今天，各地某些中学一味追求所谓升学率，不惜背离教育规律，丧失基本师者底线，蛊惑中低分段学生组团选择艺考，或许对于某些中学校长来讲，这其中有不能言说的问题，但大部分“被艺考”的学生付出惨重代价是客观的显性问题。

面对畸形的艺考热潮，著名作家余秋雨早些年间就已这样断言：不要轻易选择参加艺考，耗费宝贵的生命。这一观点，对于不适合艺考的大多数来说，是“忠言”。

违背艺术规律的“全民艺考”只是一门培训生意

2018年以来的艺考政策深度改革的一个关键定位就是，对于不适合学习艺术专业的大部分低分考生排除在艺考大门之外，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对专业录取成绩的限定。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大学，在艺考考试科目及测试改革方面，几乎所有专业都强化对于考生综合素质的考察，尤其是人文综合素养的测试，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文史哲测试，浙江传媒学院的文化课综合测试，中央戏剧学院的沿袭多年的戏文测试项目也在逐渐向此靠拢。

纵观近三年的编导艺考名校的测试项目，我们不难发现，专业含量较高的大学都在积极探索人才选拔的新样式。疫情影响下的编导艺考，恰恰反映了未来真实的人才选拔模式变革。

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考方案之所以争议较大，本质问题不是所谓的“公平”问题，而是触动了培训“全面艺考”观念主导下的市场“利益”。这才让很多所谓的艺考从业者惶惶不安，十分担心这些专业院校真正按照“艺术规律”招生，到那时“全面艺考”的生意就没有了。

余秋雨1968 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后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适合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不想看到，世界上少了许多合格的律师、医生，而多了几个蹩脚的演员。”早在三十多年前他担任上戏院长的时候，每年艺考时间也是人山人海，学校不得已只好动员校内普通工作人员到队伍里给一些考生“泼冷水”：“你的个子太矮，不合适当演员的！”“你有没有考虑过从事其他职业”......

虽然这些话对于这些孩子和家长都很残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对他们不是坏事。能圆明星梦的人毕竟是少数，每年艺考录取的比例动辄100∶1，甚至200∶1，而学生即使进入这些名校，也未必最终成名成家，至少距离他们所谓的梦想十分遥远。中央戏剧学院官方曾作过调查，学生最终“成名成家”的比例是千分之六，上戏也有过类似统计，其结果更是少到千分之一，因此考生和家长不应盲目乐观，眼里不能只有外表诱惑的明星。

余秋雨告诫考生家长：“我们不能牺牲很多孩子本应有的前程，去烘托万分之一的明星。让孩子找到正常的、适合的谋生职业是最重要的事，孩子到底有无明星素质和他们的‘美丽指数’ 无关。高层次的艺术天赋是培养不出来的， 每年招生面试时，孩子一进门，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质。勉强孩子从事不适合的专业，对他们的未来不是好事。”

违背艺术规律的“全民艺考”只是一门培训生意，不适合艺考的大多数也只是这一笔生意中的“待割”韭菜。

艺术是素质而非职业

艺考选拔的是未来可以成为人文艺术综合素养较高人才的高中生。艺考大学，从理论上讲都是为社会培养“艺术创新创作人才”的，这些大学不是普及型教育大学（国内90%以上的综合类院校的专业教育定位都是普及型）。因此，艺术教育规律还是要遵循的。北京影向编导艺考教育的吴峯老师给笔者讲，专业含金量较高的编导艺考名校的专业测试是“AptitudeTest”，不是水平考试，也不是等级考试，而是切切实实的“掐尖式”选拔性考试。同时，吴老师还指出，编导类艺考考前备考不要拘泥于什么专业，甚至没有什么专业方向而言，备考的着力点一定是综合素质及专业学习潜力方面，否则，备考方向会出大问题，考试失利是必然。

作为艺考的“大导师”余秋雨很早就给出结论，“艺术不应该是一种职业， 而是一种素质，我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提高的”。在他的演讲或文章中多次谈到，他每次外出都会在国内很多城市发现“ 丑陋的建筑”、“ 丑陋的广告牌”和“丑陋的标语”，这表明我们的整体艺术修养有待提高。在这方面，我国大部分城市和欧洲城市的差距相当之大。艺术素养可以在城市硬件中体现，还能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

余秋雨很欣赏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玩笑话：有人问爱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么，他回答道，这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这种态度就给我们提升艺术修养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不要轻易选择艺考，与其以生命作为成本投入这场残酷游戏，不如在选择适合行业的同时,提升自身艺术修养，这样更可行，也更实用。”余秋雨忠言相劝每一位准备艺考的考生。

艺考，对于真正喜欢的孩子来说，是一种选择。对于“把艺考当成工具”的学生来讲，或将是一场灾难。艺考政策的变革，也正是基于此，慢慢地让更多的人不再经历“灾难”，让真正适合的孩子享受“自由选择”所带来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