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中心论”不可取

　　东方中心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有一个重要观点：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优良传统，经过适当改造，对现代化，对未来世界，也会起到推动和导向作用。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非常尊崇儒家价值观的李光耀先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改变了一些观点，说"儒家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在他看来，香港和新加坡克服金融危机做得好，是依赖于经济透明和法治。东亚的有些国家，儒家价值观导致任人唯亲，即把是否是熟人当作如何处理资金的依据。他甚至认为，尊敬老人，在信息时代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信息时代应需要充满活力敢想敢干的青年。

　　不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捧得过高，这是我非常赞成的。但是否就应当把它贬得太低呢？我以为也不该。李光耀先生也不会这样。

　　任何社会进步，正如机车行进一样，都需要动力与制衡两种作用。动力不足，就很难前进：制衡不好，就不敢高速。制衡与动力，稳定与变革，是任何社会得以维系的相辅相成的因素。离开稳定的变革，可能产生动乱；离开变革的稳定，就会保守落后。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的一面。从消极方面讲，它可能表现为保守、落后；从积极方面讲，它可能有助于稳定，有利于长治久安。西方传统文化确有重物质、求独立、盼突变的一面。从消极方面讲，它可能引发人欲横流、个人至上、秩序混乱；从积极方面讲，它确有发展生产、尊重首创精神、竞争进取的一面。正确的方法应当善于吸收两种传统文化的长处，而不应当是抬高一方，贬斥一方。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能流传下来，说明它们都有各自的生命力。

　　中国上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变革时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价值的呼声就会高涨起来。积极的变革，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个虽过Ji但大方向正确的口号；错误的变革，例如"文化大革命"，也提出批孔丘这个虽有合理因素但大方向过"左"的口号。这便从正反两方面告诉人们，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利于稳定的因素，有时表现为保守落后，有时表现为秩序安宁。一般来讲，求变就得碰它、批它；求稳就得用它、学它。至于往何处变，稳在何处，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搞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似乎不批孔反而尊孔，将孔子尊为"托古改制"的"秦王"，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手法，他矛头指向的是宣扬孔孟之道的汉儒和宋儒。他把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经典当作伪经；用进化论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用自然人性论反对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这就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价值观。中国上个世纪的进步思想家都是批判儒学价值的孔孟之道的。但这是否证明，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可以继承的优良成果呢？决非如此。

　　儒学价值讲"去人欲"，针对人欲横流去讲，与针对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正当追求去讲，是大不一样的。儒学价值讲"和为贵"，在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中讲。与在正常社会生活中讲，也是大不一样的。儒学价值主张"重群体"，在封建专制压制个性解放的情况下讲，与在民主的条件下反对个性膨胀时讲更是大不一样。李光耀先生讲的儒学价值的"敬老"，如果用来压制年轻才俊，当然是一种罪过。如果用在日常社会伦理上，有什么不应当的呢？

　　我这样两面讲，人们可能要问，儒学价值到底要不要提倡呢？它在新的世纪里是否过时？这个问题当然是个复杂的大问题，限于篇幅，我只能简单地讲。我以为，如果将儒学价值当作指导思想，那么它不仅在新世纪已经过时，在上一世纪它也开始过时。如果将它当作一种文化积累，当作民族文化的一种传统形式，它永远也不可能过时。在当前，在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的压力下，作为一种本土文化形式，作为一种稳定因素，它更有存在的理由。只要我们不去做"东方中心"、"儒学复兴"的美梦，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会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