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陵墓建筑与陵墓雕刻

　　建筑与雕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组成元素。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熟自秦汉，鼎盛于唐宋，绵延至明清，无论是宫殿建筑、民居建筑、宗教建筑都已相当发达且自成体系，这些建筑以土木砖石为主材，尤其将砖木的材料特性发挥运用到了极致，追求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显示出的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与整合，造就了独特的中国建筑文化品格风貌。比较而言，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发展则始终游移在宗教与皇权桎梏之间，由于精神的灌输胜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与现实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成为宗教皇权的特殊工具，生存的环境是极其复杂的。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刻的发展都带有明显的封建统治集团意志的烙印。

　　纵观中国古代陵墓，出现在人们印象中的往往是高大的封土和雄伟的山陵，事实上，中国古代陵墓最初是以地面的建筑为主导的。商周时期已有礼仪性的祭祀建筑和守墓护墓建筑，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的需要，导致陵墓祭祀活动的发达，到秦汉时期，帝王陵墓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建筑规模，在固定建筑形式的祭祀功能的同时，更加着意突出帝王皇权的威风煊赫，展示权倾天下的威仪，陵墓建筑为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重要象征。秦始皇陵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秦始皇帝赢政从13岁登基执政开始便着手营建骊山陵园，“发刑徒七十万……宫观百宫奇器珍怪徒藏满之”前后历时达30多年，陵墓筑二层城垣以象咸阳，布满了建筑豪华壮丽的宫殿楼阁，城内出土的一件夔纹瓦当高近50厘米，宽60厘米，由此可想见整个陵园建筑的巨大尺度与巍峨壮观，足以显示“秦王扫六合”统一天下的非凡气度与唯我独尊的政治观念，祭祀功能减弱了，而强化了建筑的政治附加功能。秦的统一为汉代的社会经济强势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陵墓建筑的发达树立了先例。汉代立国伊始便也确立了“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建筑思想，汉代陵墓建筑规模建筑形式比其前代亦毫不逊色，从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汉景帝阳陵陵区建筑基址看，其面积庞大，建筑分布密集，可以想见当时陵墓的整体气势。

　　以唐代乾陵为代表的陵墓建筑与雕刻的统一规划与建设，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对艺术规律的总结的结果，是对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所达到的艺术效果的发现认同和肯定。从陵墓的建筑与雕刻关系来看，无论是高大雄伟的气势、优美飘逸的艺术表现，陵墓要营造特殊的环境氛围，建筑与雕刻必然成为互为补充、互为促进影响的有机构成，单一的艺术形式表现的存在都显得单薄，这种互为补充关系、互为衬托关系首先表现在雕刻对建筑环境内容的丰富上，雕刻能使建筑环境生动化、人性化。从南朝陵墓雕刻和唐宋陵墓的建筑形式可以看出，建筑最终的目的是营造一种功用性很强的人文环境，这种追求静谧、肃穆的陵墓环境必须注入人的参与才能显现而出。在空旷漫长的神道上及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布置雕塑，不仅仅是简单的点缀，也是为了丰富建筑环境内容，使参与其间者行进在建筑之间时通过面对雕刻自内而外的感性形象体会到特殊的环境气氛，拉近人与建筑的距离，建立视觉停留，加深对整个环境的印象。南朝陵墓的神秘气息、唐陵的雄伟壮大、宋陵的世俗生活化，都鲜明体现了雕塑的独特作用，建筑在艺术具象化上的弱点，恰是雕塑的长处，彼此取长补短，建筑有了“人”性的融入，其更多的观赏性与潜移默化的功用性自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建筑在直观层面上是以建筑物的高大、结构的精巧复杂、装饰的精美华丽来体现其存在的，无论是享殿、阙楼，建筑的语言是抽象概括的，飞翼般的楼阁、高而大的台阶，都可以看作是这种独特的建筑语言，而雕刻更能通过具体的形式点明环境的主题，提升环境的艺术品位，从而更好地烘托建筑的语言。南朝陵墓与唐宋陵墓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在石刻上表现得就十分鲜明，如南朝陵墓石刻所选择的麒麟等神兽，目如灯炬，张口吐舌，通体装饰雕刻的线条奇特华丽不类人间，雕刻风格洒脱飘逸，点明了墓主人祈望死后升入仙境的主题思想。环境感受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艺术欣赏而得到内心共鸣，陵墓雕刻无疑增强了陵墓整体形象的艺术欣赏性，使之上升到艺术的高境界层面。宋陵雕刻从文臣到武将，形象刻划的悲伤表情，时刻不断地通过艺术的欣赏传达出来，从而营造了一个生活化的场面，引导我们去感知宋代艺术表现的通俗化与细腻，体会到雕刻艺术之于陵墓环境建设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与建筑的艺术化表现特性，决定了无论是秦汉陵的大气、南朝的清秀逸美、唐陵的宏伟雄壮、宋陵的通俗隽秀，尽管统治者赋予其过多的主观思想内涵，但都必须符合艺术的法则，符合美的规律。陵墓雕刻与建筑的关系具有内在的美学研究价值。中国古代陵墓建筑与雕刻是两者组合互动协调，通过具象、抽象的视觉传达表现出卓越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环境设计的美，是追求建筑雕刻与自然的和谐美。中国传统文化讲求风水，这种含有朴素科学美学思想的观念在陵墓建筑中显得非常突出，这些陵墓在设计、建筑、雕刻时就十分注重建筑、雕刻、自然的三位一体，从主观出发，有意借用自然景观与人为景观形成浑然一体，追求三者之间的尺度对比。以乾陵为例，由于要利用海拔1050米的梁山自然形成的三峰环立环境，所以两乳峰上的建筑三出阙高度在20米左右，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山峰的气势，取得了两者之间的最佳比例，而雕刻的高度大多在4米上下，相对距离是25米左右，结合雕刻手法的整体饱满，在长达一公里的神道实际环境中显得体量适中。

　　建筑与雕刻的相互依存又相互补充衬托关系，在中国古代陵墓建筑实践中不断得到运用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陵墓建筑与雕刻艺术形式。但也应看到从艺术实践到理论指导一直是中国各个艺术门类的不足，缺乏研究的发展，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陵墓雕刻与建筑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到明清时期，已经退化成为一种不知所云的程式、模式，虚弱的臃肿的雕刻乏善可陈，虽然建筑仍沿袭着传统方式，其之间的整体关系则完全丧失了作为两种艺术相结合所理应显现出的艺术特色，标志着以建筑与雕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陵墓艺术的衰亡。

《雕塑》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