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生｜守好“新相声艺术”这份来之不易的基业

侯宝林、郭全宝演出新相声

出新作 走正路

——谈新相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孙立生 马新涛

“唯有曲艺作者、演员成为不低俗的人，其作品、表演才能与低俗彻底决裂；唯有内外兼修富有高尚情操、情怀，才能写出与其品质、境界相匹配，贴近实际，言之成理，掷地有声的曲艺作品。风格取决于人格，文性源自人性。沽名钓誉、投机取巧者，天大的能耐亦休想掩饰‘文如其人’的本质。”

何谓相声艺术繁荣的标识？有句俗语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播种、追求什么，最终才可能有什么样的收获。当年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题词：“出人出书走正路”，应该也是相声艺术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标识。“出人”，是“出书”与“走正路”的前提，能否“出佳作”“走正路”也是相声人才是否优秀的重要评判标准。相声人才，是相声“出新作”“走正路”的保障。反之，相声好作品便匮乏，走正路的路标亦混沌、迷茫。

马三立、常宝华、常贵田在首届中国曲艺节上表演相声

“新相声艺术”是由侯宝林、马三立、苏文茂、马季、姜昆、侯耀文、高英培、常宝华、常贵田、李金斗、牛群、冯巩、师胜杰等一大批相声人，通过一大批富有雅俗共赏的审美意义、说唱文学的特有价值的相声艺术作品所共同创立。正是因为上述相声表演艺术家为代表的“相声人”用其包含时代特色、契合时代脉搏的“相声新作”一场一场地演，一句句地说，相声才从原来的“撂地卖艺”“平地抠饼”，发展到现在的“新相声艺术”。

姜昆、唐杰忠表演《虎口遐想》

“新相声艺术”包含宽泛、广阔的范畴和意义，梳理其特质主要有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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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拥生活。“新相声艺术”既是相声人对时代特征及人民大众生活本质的独特发现，也是富有说唱文学品质与相声艺术规律的独有表现。我们闭上眼睛细细品味、梳理相声走过的历程，凡是走进相声艺术发展史的相声家，大多皆是用特有的夸张、变形、典型化手段塑造贴近生活的“小人物”形象的相声精品力作而取胜：马三立的《买猴》《十点钟开始》、苏文茂的《苏批三国》《扔靴子》、马季的《打电话》《五官争功》、高英培的《钓鱼》《不正之风》、杨振华的《下棋》、姜昆的《如此照相》《鼻子的故事》、李金斗的《武松打虎》《老鼠秘语》、牛群与李立山的《巧立名目》，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等等，它们雅俗共赏的品质哪一个不是得益于相声人对时代、对生活的独有发现和独有表现？19年之前的《中国艺术报》，引用了影视剧编导费明的一句对相声的评价：“相声为什么衰落？就因为它对生活的发现和所提出的问题，观众已经超越了它。”这，显然只是见仁见智的一种判断。我只想借此表达自己的相声观：表现只是它发现的一种过程；相声“说什么”是发现，“怎么说”则是表现。新相声富有刻画、塑造典型化“小人物”的传统，但又绝对不拘泥于此，像《五官争功》《武松打虎》《老鼠秘语》《小偷公司》《巧立名目》等等，都具备“现代寓言”的文学特色，其品质同样源于对生活的发现。于是，它们同样具备着亲拥生活、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相声艺术品质。

冯巩、牛群表演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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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守”字，不仅仅是指相声人对相声艺术的陪伴，更是指对“正”与“创新”的坚守。守其正，必须在知其正、爱其正的前提下得以实现。我曾在发表的一篇回忆马季当年在山东表演传统相声《山东斗法》的文章里，将其中两个段落名字分别定为“只有对传统入得深，才能对现代出得正”与“只有老实做新人，才能不断出新作”。马季创作的新相声得益于相声深厚传统的滋养，由此它才是既符合相声特质规律，又与新时代特点融合的新相声；而“人新”，则是马季相声创作力永不枯竭的“源泉”。文化学者陈四益在2012年7月29日的《文汇报》写过一篇论及相声的文章，其中说道：“上世纪50年代初，文化趋向否定自己而向当时的苏联‘一边倒’。”侯宝林的“相声《戏剧杂谈》，以幽默的语言谈京戏与话剧的不同，把中国戏剧虚拟的、写意的艺术传统同斯坦尼生活的、写实的话剧艺术风格对比，不但笑料迭出，而且让人觉得中国戏曲的表演、道白、布景，乃至一饮一啄，一颦一笑，都有自己的优长。”“50年代后期，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变，又开始强调中国自己的艺术传统，理论、美术、戏剧（包括话剧）的民族化一时颇为热闹，但在‘一边倒’的时代，能够像侯宝林这样用相声来赞扬中国戏剧的优长，既谐又庄，寓庄于谐，是要有识见、也有高超智慧的。”我认为像侯宝林这种“不为时风所扰”，用艺术作品彰显、弘扬文化自信，就是今天相声人所呼唤的“守正创新”之传统。

马季、唐杰忠表演《舞台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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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说多“作”。马季生前曾发表过许多关于相声艺术的论点，但比较他创演的300段现实题材的新相声，显然是“少说多‘作’”。我选用的是“作”，是指他创演的新作远远多于他对相声评价、判断的“论说”。因为马季懂得：相声只能用相声说话；相声艺术打动人心的感染力、影响力，亦唯有用雅俗共赏的相声作品去具体显现。“理论总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长青”，曲艺理论都源于对其作品演出的总结、探究与反馈，彼此虽相得益彰，但好作品却是好评论依附的必需条件。当曲艺人、相声人台下的话比台上的话多的时候，一定是曲艺、相声这种舞台样式的非健康的发展状态；但，又不得不承认这却是存在于曲艺、相声界的某些现实、真相。相声家的“服务人民”，只有“少说多‘作’”一条路——这是马三立、侯宝林、马季、苏文茂、侯耀文、师胜杰等相声名家，人虽故去，却令人永久思念的根本原因。

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相声《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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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而终。承认侯宝林、马三立、苏文茂、高英培等“相声人”对相声艺术发展的贡献，那就不得不提他们终生坚守“坐相声一把椅子”“吃相声一碗饭”的热爱与坚守。1999年马季以“不懂行”为由，辞去小品大赛评委。生活阅历告诉我，智商高的人最易忽视自己的“软肋”，由此“吃一碗饭”实在太难太难，因为它需要拼信念、拼执着、拼耐力。尤其在当下社会，各种诱惑太多了。对“艺术大家”，我缺少深入研究，但直觉告诉我，他们往往是一个行当或专业的精尖人物，而“样样通”则容易“样样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只有专心致志朝一个目标攀登，才有可能到达顶峰。

因为酷爱曲艺、相声，这些年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联系对相声现状的分析、思考，有几点想与大家交流、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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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努力提升对“相声艺术”的认知能力。爱相声的前提是懂相声，由此才能不说糊涂相声。大约在10年之前，我在南京聆听过李金斗在某个座谈会上的即兴发言，他说到相声传统时强调，相声家不是单纯适应观众，而是积极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传统相声演出，每天、每场的相声都是‘温’‘火’相间、‘起’‘伏’搭配，使‘平淡’与‘热闹’得到有机平衡，从而让奔着‘专听某某’或某某的某块‘活儿’的观众留下点遗憾而继续再来‘弥补’。”结合聆听李金斗讲述的体会，融合自己欣赏相声艺术的实际感受，我认为相声绝不仅仅是令人捧腹大笑而不止的艺术，一场相声大会的此相声与彼相声之间及其一段相声的整体结构的设置、显现，都非常讲究起伏跌宕，通过变化平衡而富有节奏感。相声艺术在情感上视观众为衣食父母，但它却不是“要啥给啥”，而是对其欣赏富有“引导”的价值与智慧。2013年12月9日，《中国艺术报》在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怡梦的艺术评论《相声“段子化”，全是包袱很闹心》，文章的论点引用了我的原话：“‘笑应该是养心的，现在有的相声全是包袱，非常闹心。’孙立生认为，故意搔人痒处引人发笑的相声，已经偏离了曲艺的本体。”“好的曲艺作品应该让人笑后更觉益处多，这是唯一标准。”“功夫、智慧、境界三者有机融合才是好作品。”这些观点显然与我那次在南京聆听李金斗的教诲不无关系。

2000年的初春，我曾对一群学习曲艺的小学生阐释过对曲艺的敬畏与情感：曲艺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爱曲艺就是爱中国；曲艺为基层百姓所喜闻乐见，爱曲艺就是爱中国的大众百姓。一直呼吁曲艺、相声的“低票价”，是因为知道最大公约数的“大众百姓”，才是曲艺、相声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也成为我推崇、热爱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重要理由。

姜昆、李文华表演相声《如此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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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努力培养可“化他为我”的综合素养。今年9月，中国曲协主席姜昆提出“听有文化的相声、说有文化的相声、欣赏有文化的相声”的观点，觉得他说得非常适时。窃以为，相声与相声观众之间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而是先有“有文化的相声”，其次才能培养出“欣赏有文化相声的观众”。现在相声出现的某些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相声人放弃了引导，而只对某些观众的欣赏趣味千方百计地“迎合”，从而导致“恶性循环”。说有文化的相声，相声人得主动贴近文化。据我了解，能够健康发展的曲艺家都是综合素养比较高的，例如天津的刘俊杰，山西的柴京云与柴京海兄弟，北京的宋德全、方清平等等，无一不是能写善演的多面手，因而他们都能够通过作品将不可取代的“个人独有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相声界当然呼唤雷锋式的好人，但他不仅仅需要自己做好事、善事，而是用沉下心创作的一段又一段的好相声，唤起更多的人崇尚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当然，我不排斥演员与作者的各自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为证明它，不妨继续引用陈四益发表在《文汇报》的原文：“看到一些回忆文章，才知道侯宝林先生同文学家、语言学家吴晓玲、罗常培，作家老舍，漫画家方成交谊均厚，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识互补使侯先生学养大增，这也就是侯先生虽是相声演员，但很少江湖气而富于书卷气的缘故。《普通话与方言》便是他同吴晓玲教授共同创作的”。

常宝华、常贵田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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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努力展示能“舍我其谁”的独有魅力。相声很难，难在适度而不容失度，适与失读音相似，却是两种天地。相声从“撂地儿”发展至“艺术”，依赖的是不可取代、雅俗共赏、喜闻乐见、深入浅出的独有魅力。评判今天相声的标准绝对不是“获奖率”“办活动”“上镜多”“入课题”“进项目”等。只想说一句话：“百姓不爱，死了不怪”。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到家，相声依附的“皮”也不是所谓的“民间”或者“年轻人”及其“大学”等，而是它与大众百姓的真情实感。明代作家冯梦龙直言“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山歌所以“真”，在于它来自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深得民心才得以世代流传；那些趋炎附势的“诗文”则顶多“昙花一现”。相声素有“嬉笑怒骂蔑权贵，俯首躬身跪平民”的优良传统——这才是相声家应有的尊严与富贵。实践证明：培养更多的“新相声人”、创作更多的“相声新作”是将“新相声艺术”这份来之不易的基业守好和传承下去的可行之路，也是必由之路。

最后，想补充一句，刚引用的陈四益论及相声现状文章的名字叫《从玩意儿到艺术，再从艺术到玩意儿》，它虽是“一家之言”，却引起了我很久的思考。我曾在报端阐述过这样的观点：“唯有曲艺作者、演员成为不低俗的人，其作品、表演才能与低俗彻底决裂；唯有内外兼修富有高尚情操、情怀，才能写出与其品质、境界相匹配，贴近实际，言之成理，掷地有声的曲艺作品。风格取决于人格，文性源自人性。沽名钓誉、投机取巧者，天大的能耐亦休想掩饰‘文如其人’的本质。”这个观点，今天依然是有价值的。

（作者孙立生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山东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编剧；马新涛系潍坊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