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篆刻名家“西泠印社”同题作品赏析

近现代篆刻名家“西泠印社”同题作品赏析

□陈博君

西泠印社是中国篆刻艺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为海内外历史最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金石篆刻学术团体，它在广大印人及篆刻爱好者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百余年来，不断有人以“西泠印社”四字为题材进行篆刻创作，其中不乏名家高手的精品之作。

熟悉西泠印社的人对图一所示的篆刻作品一定不会陌生。这方由已故西泠印人韩登安先生创作的“西泠印社”，风格典雅、气息舒朗、品味大方，堪称“西泠印社”同题篆刻作品中的佼佼者，如今已和吴昌硕先生题写的“西泠印社”四字一道，成为了这家百年名社的标识之一。

韩登安先生的这方作品创作于1963年，是西泠印社60周年纪念大会的命题之作。当时，为了纪念印社成立60周年，不仅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纪念会和历代金石家书画印作品展、社员作品展以及张鲁庵捐献文物展等活动，还面向社员开展了“西泠印社”同题篆刻创作活动。马公愚、方介堪、唐醉石、方去疾、韩登安、吴朴堂、罗叔子、童雪鸿、朱醉竹、吴振平、叶潞渊、高式熊、刘江等大批印社老社员都积极参与，创作出了一批风格多样的“西泠印社”同题精品印作。

图二

图三

朱醉竹的印作（见图二）和方介堪的印作（见图三）走的都是圆朱文路线，因而线条婉转流畅、气质娴雅文静，颇有谦谦君子的风范。相比之下，朱醉竹的作品更显灵动，由于将“西”“泠”“印”三字的尾笔皆处理成往右下方绵延出捺，使一字一字宛若天外飞仙，齐齐向左上方腾飞而去。当然，如作品的巧思仅限于此，则又会令整个印面文字无根无基、飘忽不定。朱醉竹的高妙在于仅用了“社”字左下方的逆势一撇，就仿佛用了一根牵引着风筝的细线，将整个印面的飞升之势牵拉在手，顿令此作飘而不浮，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方介堪的作品章法布局虽比较中规中矩，然线条细而不柔、富有弹力，从气质上似更为接近西泠印社的内在精神。

图四

图五

罗叔子的印作（见图四）也是细朱文，但却并非圆朱文的流利婉转，而是汲取了汉金文及汉砖文字之参差错落、开合变化之趣，可谓借古开今，另辟新径；在章法布局上取斜角呼应，“西”与“社”的笔势皆横平竖直，“泠”与“印”字则颇有斜笔，两个小小的三角形更是相映成趣；而“印”字左半边的斜欹、“泠”字“三点水”与界格的并笔，使印面变得更加耐人寻味。韩登安也有一方细朱文印作（见图五），呈现的又是另一番有别于圆朱文的风格，整体笔画横平竖直，间或又偶有如“印”上半部和“泠”字右上“人”字笔画的变化，再加之残破的边框处理，使作品呈现出古朴、严谨的面貌，传统的“浙派”篆刻风格非常明显。

图六

图七

图八

童雪鸿、吴振平、高式熊的印作（见图六、图七、图八）皆取法于秦印，文字古朴、界格分明，古风悠悠。其中，童雪鸿和吴振平的印作虽一阴一阳、一大一小，但在本质上仍颇有相通之处，不仅章法多有相似，所用文字也皆为大篆，因而又略带古玺遗风，风格都近似战国末期的秦印。而高式熊的印作呈现的则是初汉秦印的风格，文字更趋严整，为了避免整饬后的文字在笔画上容易产生的雷同感，此作将“印“字的下半部最后一笔刻意收短，果然令印面鲜活了不少，大师的手笔在此细节中可见一斑。

图九

图十

马公愚的印作（见图九）和方去疾的印作（见图十）风格较为接近，皆采用探本求源、取法秦汉的白文印式。此二印作的印文体态均呈向上提升之势，在古意盎然之中传达出一种振奋的精神。两印区别在于，马公愚的作品线条更为圆润粗放，印面残损和破边透气使之古意更浓；而方去疾的作品线条更显劲挺老辣，“印”字上半部的断笔和“泠”字“三点水”的斜欹，又为其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奇趣。

图十一

吴朴堂的印作（见图十一）选用了满白文的印式，以短刀碎切的手法将印面文字刻划得沉着硬朗、棱角分明，同时，又在平稳端庄的章法大格局下，借助“印”字上半部细微的圆笔营造出一种变化，并且通过对“社”“泠”两字笔画中几个点的形状处理，在满白的印面上制造出更多的留红，使“社”字右偏旁的两小块天然留红不显孤独突兀。整个作品很好地传承了“西泠八家”的传统“浙派”篆刻印风。

图十二

图十三

唐醉石的印作（见图十二）和叶潞渊的印作（见图十三）又是另一组风格相近的作品，平整端庄的缪篆、规矩严谨的章法无疑都是宗法汉印的“浙派”之风。当然，两方作品在线条、篆法上亦各有特色：唐醉石的作品追求满白的效果，因而文字线条厚重粗放、直逼边界；叶潞渊的作品则更注重线质的粗细变化，因而印面的朱白对比相对明显。另外，在篆法上两者也各有考量。比如“西”字下部方框内的斜线走向，唐醉石的写法是两左一右，而叶潞渊的写法是一左两右；“印”字的上半部首，两人的处理也各有特点，展现出艺术家不同的审美取向。

图十四

刘江的印作（见图十四）无疑也是宗法秦汉的“浙派”之作，但却又明显融入了更多的创新想法。尤其成功的便是章法上的突破，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均适度地改变了汉印平均局部文字的传统做法，通过对文字高低错落和左右揖让的排布，使印面呈现出不落窠臼的丰富景象。这与西泠印社勇于创新的治社理念也颇为吻合。

西泠印社的篆刻名家们创作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同题作品，为什么只有韩登安先生的印作脱颖而出，成为印社标识呢？莫非是因为韩登安先生曾长期担任印社总干事，为印社做出贡献较大之故？当然不是！西泠印社乃篆刻艺术的最高殿堂，岂会以篆刻艺术之外的因素来作为选取印社标识的考量因？

综观上述名家的印作，其中童雪鸿、吴振平选用的是大篆文字，作为标识辨识度偏底；而吴朴堂、罗叔子和韩登安先生的另一方朱文印作，“西”字采用的都是简体，作为百年社团的标识似乎也不理想；余下朱醉竹、唐醉石、马公愚、方介堪、方去疾、叶潞渊和高式熊诸君的印作都存在一个先天的不足，那就是“西”“泠”“印”三字的部分笔画都呈现较为雷同的盘曲之态，只有图一韩登安的这方白文印作，通过简化处理的方式，不仅成功克服了笔势重复的无趣感，而且还巧妙地制造出了一块留红，与左下方“社”的留红遥相呼应。作为篆刻艺术最高境界的代表，西泠印社对于艺术细节的追求必然是精益求精的，这种理念必须在印社标识上得以体现。这一方面，韩登安先生的这方作品可谓是技高一筹。

其实，韩先生这方貌不惊人的印作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品质：首先，它举起了继承传统经典的大旗。显而易见，无论从章法布局还是篆法文字上，这方作品都成功地阐释了“印宗秦汉”的理念。其次，这方作品展现了创新的意识。此印虽效法经典的汉印布局，但线条使用却不墨守成规，细弱钢丝般挺拔的线条撑出了另一番有别于传统汉印的新天地，而“西”字成功的简化处理也体现了篆法上的创新意识。再次，这方印作传达了大气包容的理念。韩登安的这方印作当属“浙派”篆刻，但又明显带着有别于“西泠八家”传统浙派的印风，体现了源自“浙派”但不受囿于“浙派”的开放姿态。上述所有的这些品质高度契合了西泠印社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的精神理念和既扎根“浙派”又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因而选取此印作为西泠印社的标识，可谓是实至名归。（来源：《中国书画报》篆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