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事 ︱ 傅二石说父亲

傅二石说父亲

□任愚颖

今年年初的一天上午，我到南京中山北路龙吟广场傅二石先生的家里拜访。傅先生夫妇为人宽厚，他们热情的接待，使我如沐春风，我们的话题便从“儿子眼中的父亲”开始。

傅二石近照

一说到父亲傅抱石，二石先生就陷入深深的回忆中，神情严肃而凝重，仿佛在喃喃自语：

“父亲的艺术和为人，让人永远忘不掉……”傅先生知道我今天要来，一大早就把有关抱石先生的画册、书籍和资料摆上了画案子。他指着一本画册里的一张老照片说：“这里就是当年我们在重庆乡下金刚坡的住所，也就是在这所门房改成的住所里，父亲开始了创作山水画的辉煌时期。”

1936年傅二石先生生于祖籍江西南昌，名益钜。1939年随母亲罗时慧、哥哥小石一起来到重庆，生活了七八年。傅二石说在童年时期对父亲的印象最深刻，当时父亲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饮酒、作画，犹在昨日。

刚开始读小学不久，二石就忙着为父亲磨墨。当时父亲身体瘦削，极富儒雅之气和君子之风。身上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脚上穿一双胶鞋（重庆当时多雨），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公文包里是上课的讲义，手里随时拿着一把油纸伞。父亲在风雨中离家远去的背影，归来时亲切和蔼的笑容，刻在心头几十年。傅二石说，如今自己已是虚度八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的这个形象在脑海里为什么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这是因为父亲和他的艺术一样，越是时间久远，其魅力愈发闪烁出诱人的光芒。

抱石先生为人谦逊，善良直率，乐于助人。傅二石说，当年父亲应郭沫若先生的邀请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任郭老的秘书。重庆当时经常遭到日寇的轰炸，许多人家破人亡，一些抗日志士的子女成了遗孤。他们生活无着，陷入极度的困难之中。郭老就和傅抱石商量想办法如何去搞一些钱，救助这些无辜的孩子们。于是他们到昆明办了一次“书画联展”，画展所得全部捐给了重庆“七七幼儿园”的孩子们。尽管当时抱石先生家里的生活也十分拮据，当小石、二石兄弟知道父亲救助难童的义举后，心灵深处对父亲的敬重和热爱又加深了一层。

三厅解散后，傅抱石到中央大学、国立艺专任教，每次进城来回要走60华里山路。一路上有时风雨如磐，有时浓雾紧锁，虽然也有丽日蓝天，但是晴天总是没有阴雨天多。傅二石说，父亲对四川山区的优美景色特别是雾蒙蒙的雨中景色更是欣赏，不管是上课的路上，还是站在自己家门口，他常常认真观看四周云絮飘忽的变化。当雷声大作、暴雨袭来时，他会跑到高处观看乌云翻滚和狂风中飞舞的丛树，身上的衣服淋湿了也全然不顾。这些景色，正是傅抱石创作山水画最生动的“粉本”。傅二石说，这一时期也正是父亲为什么下决心要变革中国画的关键时期。

傅抱石当时认为，唐以后画家重技法而远离自然，此藩篱一直束缚着中国画的发展，使得中国画“日渐僵化”，画家们画来画去就像是把僵化的“骸骨”搬来搬去一样。他希望要快快地“给中国画输入温暖，使僵硬的东西渐渐恢复它的知觉”。他说中国画学上最高的原则是以“气韵生动”为第一（即南齐谢赫六法中排在第一位的“气韵生动”）。傅抱石认为只有气韵生动的艺术才有生命和价值，也才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于是，傅抱石把变革中国山水画从亲眼看到的蜀中山水做起。

没有入川之前，他对四川的山水如何美好只是一种想象，当自己亲临其境之后，便发出了“画山水的如果在四川没有受到感动，实在是辜负了四川山水”的感慨。尽管四川青城、峨眉等胜景他还没有去过，但是，以自己居住的金刚坡为中心的数十里常跑的地方为基点，他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尽情地收进了自己的画稿，《万竿烟雨》《初夏之雾》《潇潇暮雨》《暮韵》等佳构出现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傅二石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作画时的情景：笔墨备好后，把素纸慢慢展开，又一遍遍抚摸，他这是在审视、构思，然后便提起斗笔在纸上横涂竖抹起来，犹如“横扫千军”的将军，峰峦、杂树、烟云、骤雨湿漉漉地在纸上显露出来。墨色稍干，他又开始收拾、整理，直到满意为止。挂在墙上，他独自创造的散笔用锋、连皴带擦的“抱石皴”和烟云峰峦似跳跃一般，这时父亲的脸上也会露出几分得意之色。画到高兴处，父亲还常常会端起酒杯。傅二石说，父亲每画必饮，醉眼蒙眬中笔下出现的梦幻一般的景色最是传神、灵动。父亲每天喝的酒都是他跑到离家二里来地的小酒馆里沽来的，那时家中并不宽裕，有一些散酒就算不错了。

1942年傅抱石在重庆办了一次画展，在一片赞扬声中也出现了一些杂音。一些抱有传统观念的人并不买傅抱石的“变革”账，有的甚至写打油诗在报上对傅进行讥讽：远看是冬瓜，近看是蛤蟆，画的是国画？哎呀我的妈！傅抱石对这些冷嘲热讽毫不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他在变革中国山水画的道路上，像勇士一样奋勇前行。（1）（来源：《中国书画报》副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