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话语权应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中国美术话语权应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在中国画“强元”课题深圳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树森

以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快车道。在近百年的历程中，我们自己的传统逐渐缺失，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化精神逐步弱化，以至于形成了今天文化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局面，民族文化与艺术面临严峻危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迫在眉睫。

那么，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问题，我们到底该复兴什么？怎样实现复兴？

为什么要提出“中华民族主体文化”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儒、道、释是传统文化的三大核心。课题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厦的主体架构是由儒、道、释构成的，是以此为主导的多样性发展状态；可谓多元有序、根繁叶茂，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形成了完整的强大的文化体系。可以说，正是儒、道、释构成了传统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而今，这个传统主体架构正在被弱化，甚至具有塌陷的危险。另外，仅靠传统的儒、道、释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下与未来新的社会文明形态了，中国需要建构一个能够适合新的社会形态、能够引领中华文化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能够为建构世界文化新秩序起到重要作用的新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

建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探索、需要积累经验，所以我们就以美术领域为试验田，从探索建构“中华民族主体艺术”起步。如果在这个领域有了很好的成效，那么把经验推广至文化的其它领域，就可能建构起整体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在此背景之下，课题组展开了相关工作。三年多来，课题组先后发表了数万字的课题研究文章，得到了众多著名美术理论家、艺术大家、社会知名人士和文化官员的认可与亲笔题词支持。

当前，美术评判标准非常混乱，很多人喜欢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画，这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还有很多人习惯用传统标准来评判当代中国画，这显然已经有些过时。建立新的评判标准已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紧迫任务。

我们中国画“强元”课题组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尝试提出中国画大家的新评判标准。我们认为，这个标准的建立需要站在美术历史的峰峦之上，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要尊重艺术发展规律，还要考虑“中华民族主体艺术”建构需要和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综合这几个大的方面，建立一个基于自己文化理论体系的美术评判标准。

对此，我们把历史阶段拉长一些，就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画正在由自元、明、清以来七八百年的文人画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上个世纪前半叶，是一个起步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不妨回顾一下，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蒋兆和、潘天寿、吴昌硕等我们现在公认的一批国画大师，正是因为对中国画转型做出贡献才被称为大师的。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起的60年看做一个阶段，再向后推100年，那么那时的人们回头看这60年，就应该认为，谁为中国画成功实现转型、为人类文化艺术发展进步做出贡献，谁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画大师。这就是我们要用后人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所应该有的评判标准，这和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上个世纪前半叶谁是中国画大师是同样的道理。

在此标准之下，审视中国美术界，就能够避开浮躁与乱象，能够跳出海内外众多人士对中国画发展现状在认识上存在的一些误区，也能够辨别出那些对中国画发展有意或无意的误导。那么，这是否可以作为甄别、评判当代真正的中国画艺术大家的方向性标准呢？

中国美术话语权

对中国美术领域而言，话语权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美术发展方向与民族艺术命运的大问题。我们需要改变话语权；话语权不能总被向西方鹦鹉学舌之人占据，不能被西方意识形态有意或无意地掌控，不能任由不健康的市场与金钱左右，不能被欺世盗名的“大师”主导。

西方国家用资金及各种手段，在中国树立了一批符合他们价值观的艺术家标杆。这些标杆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成了中国美术发展的风向标，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话语权，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压制着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崛起。那么，为什么不树立一批我们自己的标杆呢？我们课题组推动建设的中国画学术精英群体，就是在探索树立一批民族艺术的标杆。我们正在做这样的标杆艺术家筛选工作，并将通过展览、论坛、宣传等措施，有计划地展开相关工作。

实际上，我们的课题研究、工程推动，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探索着中国美术话语权应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

注：《人民日报》海外版“讲好中国书画故事工程”，包含中国画“强元”课题，还将在海内外举办系列展览、交流、论坛、推广、传播等活动。以上内容摘选自课题组负责人李树森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画“强元”课题深圳研讨会上的发言。(具体内容详见《中国书画报》2015年第43期4版、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