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事 | 何家英 绘事履痕

绘事履痕

□何家英

在同龄人中，我和中国美协打交道是最早的一个，那时只有23岁。赴葛洲坝深入生活小分队的带队是武汉文联的张善平，队员有上海的水彩画家哈定，还有后来在中国美协工作的杨悦浦等六七位画家。时值六七月份，葛洲坝酷暑难耐，尤其站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大坝上，更是火烤一般。然而我们这些年轻画家，兴致不减，每天穿梭于大坝上下，画了大量的写生。令我难忘的是，大坝上的电焊花异常绚丽多彩。特别是在夜晚，加之灯光闪烁，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它让我萌发了表现的欲望，但我是画人物的，不画风景，怎么能有合适的情节与景物交融是个问题。我在大坝上认识一些女电焊工，她们很配合，回到工棚让我写生，其中一位姓金的女工特别配合，她全身的热汗未消，边扇着草帽边让我画，于是我一挥而就，并画得十分生动。遗憾的是这张写生竟然在《长江文艺》发表之后给弄丢了，只剩下了一张类似的作品，可比起那张差多了，哈定先生就是看了这张作品才高看了我一眼。当时我很想画一个女电焊工的肖像，后面衬托大坝电焊花的背景，题目叫《花在花丛中》，但由于没搜集到合适的人物造型素材也就没画成。

图一

我们离开葛洲坝来到三峡写生，常见有卖栀子花的小姑娘，十分可爱。在回北京的火车卧铺上，我回想着葛洲坝和三峡的一切一切，终于把卖花小姑娘和葛洲坝女工联系了起来。其实我们常见到葛洲坝的女工头带栀子花的，我想把卖花的姑娘放在工地作为线索，一群女工围绕着买花、戴花，便可把女工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再以黄胄、石齐的大场面处理手法描绘……灵感加构思加构图，于是取名为《花》的作品构思成立了。我回到天津又到船厂补充了一些素材。整个作品完成后，我院史论系王振德老师看了，出主意重新命名画作为《春城无处不飞花》（见附图一），情景意境一下子被点了出来，杨德树老师还给我的画题写了标题。此画一出，反响很大，先参加了天津“第二届青年美展”，获得一等奖，我的毕业作品《海田归》也同时获得了二等奖，并双双入选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其中《春城无处不飞花》获得二等奖。正是凭借着这个成绩，我同时加入了天津美协和中国美协。

在成绩面前，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张明骥给我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说我的那些画不是艺术，缺少内涵，他的话引发了我的深思。1981年的早春，我随天津美协的创作班去山西临汾吉县深入生活，画了很多速写。吉县文化馆的张黎明老师看着我画画，忍不住操着一口山西话称赞道：“稳、准、狠！”回来我画了幅《牲口集市》，还是大写意的手法，比较注意虚的处理，不过我自己还是不够满意，因为内容比较空洞，也就没拿出来参加过展览。离开山西后我一个人去了敦煌，我院杨德树老师带着学生也在那里写生临摹。我立即投入到为学校临摹壁画之中，并选择了一个北周壁画的局部，我把它变化的整个过程都通过这张画表现了出来。丰富的敦煌壁画给予我太多的启迪，特别是第三窟的元代壁画，千手千眼菩萨使我知道了线的表现之道理。

由于父亲病危，我只好提前回家了。我在病床前照顾了一个多月，父亲不幸去世，这不仅使我悲痛万分，更是我学习上的巨大损失。家父在世时，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上来，就连数学他都能辅导得明明白白，比老师教的还容易懂。我记得他常翻阅中华书局出版的《活页文选》，都是古文，他总想教我而我却学不进去，现在想来十分后悔。若家父能活到今天，我的古文基础一定很好。

图二

20世纪80年代初，正流行伤痕文学，我也受到了影响，总想画一个心理复杂的人物，于是我选择了小时候最熟悉的街道大娘的形象。那是单眼皮的、很纯粹的中国人形象，胖胖的身体，正与唐代的审美相对应；饱满而有张力，与安格尔的观点也相契合，他说弧线都是往外涨的，这与工笔画的表现十分相似。当我画至半截时，刚刚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汪国风老师路过我的房间，看见我画画，便进来观看。我听说是大名鼎鼎的汪国风先生，便诚惶诚恐地请他指教，他却一言不发，老半天才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你画出了我们当代人想画却没有画出的东西。”我忙问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形象，是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实际上这正是我要追求的东西，要让中国人物画有形象、有个性、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形象。汪国风先生的肯定，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街道主任》（见附图二）拿到了美协，顿时得到了大家的赞赏。那些看惯了笑嘻嘻的“红、光、亮”形象的人们对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内心人物的形象做街道主任会不会产生反感？甚至有的人觉得还需要对我加强教育。这张画是要参加天津市庆祝建党六十周年献礼用的，这个题目会不会引发不良的后果？因为那时“扣帽子、打棍子”的意识并未结束。秦征把这个名字改成了《肖像》，并无具体所指，就混过了这一关，保护了我。（4） （来源：《中国书画报》副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