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赏鉴 | 宋克《刘桢〈公宴诗〉》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生，吴郡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宋克书法在书法史上并不能称之为一流，但在元末明初的历史环境下，却有着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与当时擅长书法的宋璲、宋广合称“三宋”，但水平超出璲、广，影响最大。在诗坛上，当时元明之际有影响的诗人几乎都集中于吴中地区，以高启为首的北郭诗社和以顾瑛为首的玉山诗社是最负盛名的两个诗社。宋克与高启、徐贲、高逊志、唐肃等合称“北郭十友”，可以想见其在诗坛的地位。其实，宋克还善于画竹。自古以来，画竹的笔法与书法相通，一般将画竹称之为“写”而非“画”。宋克画竹同样源于其书法用笔，这在他存世的画作中可以窥见端倪。王穉登《丹青志》把宋克所画之竹赞为“妙品”，这一评价颇高。宋克无论是在明中前期还是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书法。宋克小楷取法钟繇、“二王”、赵孟頫，清秀自然；章草师法皇象《急就章》和索靖章草，格调高古。但宋克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将今草、章草、行书混合形成的杂体书。从书体的源流来看，章草是解散隶体为趋简便而来，起收笔处以及捺画末尾纯为隶法，仍有隶书的体式。今草由章草演变而来，在传世今草作品中仍有少量的章草遗意，如王导《改朔帖》中的“王”字等。唐代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余论》中云：“约而论之，自唐为界，唐以前之书密，唐以后之书疏；唐以前之书茂，唐以后之书凋；唐以前之书舒，唐以后之书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曲，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之书敛。”唐之前后不同，其根本原因是楷书技法的高度程式化。这一方面将笔法总结成一定的规律，方便临习，对书法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将楷书的笔法带入其他书体，使其他书体具有了楷书的意味。另一方面，过度的程式化和对笔画起收笔的关注而忽视笔画的中截，使转笔意少而提按多，无形中是对笔法的简化。宋克的章草自然也不例外。他的章草与汉、魏晋章草比，一些笔画仍然厚重，但笔画中间的力度明显不够，略显华丽而朴茂不足。这一融章草入今草、行书，且带有楷书意味的杂体形成了宋克书法独有的风貌。其章草、今草的融合已臻于化境，在他的作品里很难将章草、今草的特征予以区分。 宋克师从饶介，而饶介师从康里巎巎，巎巎曾得赵孟頫亲授，由此可得出宋克书法的源流和形成过程。另外，宋克还与杨维桢、倪瓒颇有交往。杨曾入吴郡在松江府学执教，这为杨、宋二人的交流提供了条件。杨维桢的书法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在行草书中掺入章草的笔法与结体，以其独特的风貌与元末盛行的赵孟頫书风拉开了距离。杨维桢长宋克34岁，且有机缘于吴门相交，在诗歌上互有应答，交往密切。杨维桢对宋克的书法、诗词颇为推重。杨曾赠宋长歌一首，序云：“东吴宋仲温，工古歌词，尤工诸家书法。余有所著，必命仲温书之。”这种推重一方面是长者的奖掖，另一方面可能有同气相求的原因。宋克与倪瓒亦常有交往。虽然倪瓒的传世作品俱为楷书，但萧散淡远、高洁劲拔而饶有隶意。此正与章草相通，与宋克的书法有着相同特质。

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克草书作品《刘桢〈公宴诗〉》，纵111.7厘米，横32.4厘米，凡6行111字。“建安七子”之一刘桢的诗歌在魏时颇有盛名，与曹植并称“曹刘”。这首《公宴诗》用华丽、秀雅的笔致描写山林之美及游赏之乐，也表达了人生易逝、美景不再，“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空余叹息的无奈。在元末明初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宋克书写此诗或许有其深意所在。备受钳制的吴门不复当年的旧景，富足、安适、优游的生活不再；而宋克笔下所流淌的笔触也不甚顺畅，似乎有一种郁积于心而不得发泄的情感。 这件作品具有野逸之风，是融章草于今草的典型。从通篇来看，章法并没有新奇之处，是通常的立轴书写方式，有行无列，书写自然而无做作之意，率意而为。从第一字“永”开始，就没有一般书写时对起首的拘谨，而是拓笔而下，自然舒展。第二行前六字由于换行的原因，字形略小，自“路”字有意调整变大，书写也愈加随意，其后顺势而下，一气呵成，直至篇末。这件作品是典型的密集型。本来书写的密集易于产生压抑感；但在此作中，第二行的“中”字、第五行的“闻”字，两字的长竖恰恰是对整件作品的调整，使原本密集的形式变得疏密有致，不再显得拥挤。或许正是出于调节的目的，“戏”“为”“散”“裔”等字较其他字略大。但美中不足的是，“为”“散”二字稍显突兀，不太协调。字的结构整体平和而略有变形。“戏”字左下角留白，险而不倒；“中”字一竖向下延伸，占了近两字位置，最末收笔多有顿挫，没有顺势直下，避免了长线条容易形成的中空、单调。将字予以变形，能够取得意外之趣，该作品亦是。作品中大多数字的变形秀丽优雅，少量的存在不足，如“为”字中宫稍显松散，“塘”字收笔略显上斜，导致过于夸张。作品的用笔延续元末的“二王”书风，显然是取法赵孟頫所演绎的“二王”，而非真正的“二王”。如“游”“珍”“灵”等字，起笔多切纸直入而没有太多的映带，虽缺少“二王”的纵横变化，却也显得古朴大气。整卷以今草为主，在书写时偶尔会有平向伸出的捺画，如“鱼”“裔”等字都有波磔。这就是宋克所追求的章草笔法。较之于杨维桢，宋克的章草笔法似乎更浑然一体些。宋克的书法实际是元末书风的延续，是强弩之末；而明中期引领时风的吴门书风又尚未崛起。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宋克无法突破历史的局限，加上其用笔简化，许多笔画用笔取势雷同，故而缺乏耐人咀嚼品味的东西。但该件作品萧散随意，不搔首弄姿，不失为一件佳作。 作为长洲人，宋克的书法对吴门书法的再度兴盛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明初的书坛很有影响，陈璧、“二沈”、黄翰、曹时中等多受其沾溉。随着学术思潮风向的改变，明初的书法意识也随之改变，由元末明初师古之风转而注重意趣的抒发与情感的宣泄、注重对浪漫书风的追求。在新旧书风的转变过程中，宋克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在这一转折期，杂体书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绝灭。这种杂糅书风甚至影响到了近代，如高二适的书法便是在此基础上的改进。他将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这对当今书法的继承与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