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侠义精神所显现的民间文化内涵

　　摘要：《水浒传》所展现的魅力不仅是来自不同阶层的英雄好汉各个身怀绝技，更体现了古人所希冀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侠肝义胆的胸怀。作品中无论是英雄个人闯荡江湖的行径还是众好汉啸聚的造反，无论是日常的吃喝还是血与火的拼杀，无论是对人对物的姿态还是自我的风采，无不显现了中国文化中民间“侠义”的精神内涵和美感。

　　关键词：《水浒传》；英雄好汉；侠义精神；内涵

　　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内涵，民间自有民间的文化情韵。即便是现代被称颂的沈从文、老舍、鲁迅等等，他们的作品因包蕴了他们自己的故土文化精神，才显出各自不同的魅力。中国古典小说中所显现的内涵和美感自不相同，中也

　　《水浒传》有别样的民间色彩。《水浒传》所显现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重要的一脉就是英雄传奇。英雄传奇最初是从人们的嘴里生长出来的，社会上涌现的英雄豪杰，他们干出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情，让人敬仰，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其后文人将其整理成文字。唐人李德裕在《豪侠论》“义非侠不立

　　里说：侠非义不成”。《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个个都能称得上侠义英雄，尽管“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了一层正统社会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凝聚他们力量的表面上也是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义”———“替天行道”，但就每个个体英雄来说，他们行侠仗义、啸聚梁山乃侠义的驱动，他们更多的来自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也决定了他们知与行都是民间的江湖义气，反映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事实上是江湖共同的价值规范、共同的文化心态、伦理，使他们精神上、情感上趋同一致，使他们汇聚一起形成浩荡的力量，也成为了中国民间侠义文化

　　一面富有内涵的旗帜。

　　一

　　《荀子·王制》中指出：“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正是“义”的存在，梁山好汉排定座次，形成团体，汇成力量。

　　侠是草野英雄的形态，也是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侠义之人是民间正义的体现者，不义的铲除者，对正统的屈从和投降是侠义的失败，里众英雄的

　　《水浒传》悲剧也正在于此。

　　当然他们行的是江湖义气，带有江湖小群体的亚文化特征，其中虽也含有雅文化层中早为众人所认同的合理内核，但在一定程度上，的江湖侠义

　　《水浒传》是上层文化濡染且民间化了的结果，而非正统的孔孟之“义”，它张扬的是平民或小团体的力量，带有同官府正统势力的“不义”而“抗争”的意味，并且灌注了下层民众互相扶助，彼此团结的深挚情谊，他们的江湖义气本质上仍然是不能同正义良善划等号的。

　　首先《水浒传》里的好汉在民间“侠义”的伦理原则的支配下，体现在几乎是出自于角色本能地去履行

　　收稿日期：2006 -03 -21

　　作者简介：王光华（1967～），男，湖北南漳人，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秘书原理与实务教学的研究。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第4期

　　一种扶危济困的职责。这种无私的使命感使其对他人的援助属于一种无条件的奉献，不惜自身冒险、受苦与牺牲，毫不在乎别人的回报，这种义举和形象总是历历在目。他们建构了一种江湖伦理，明显地与法制正统对立。比如宋江、柴进诸豪杰，均以藏亡匿死，扶助落难英雄为乐事。具有一种怜弱惜才、救人于患难之际的天然本性，突出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私情，患难相帮的高尚友情。这种助人脱危，排除势利因素也显示出对炎凉世态、浇薄世风的针砭，具有持久的儆世正俗的意义。有学者说，侠义好汉“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1.（P3）

　　侠义疏财，济人不瞻是水浒好汉江湖侠义精神的又一种体现，拉法第认为“为了抑制攫取的本能，人类曾走过比抑制和消灭复仇欲还要多得多的阶段。这种原始的本能的克制促进了正义观念的建立

　　"2.（P84）

　　..”。“正义思想的人是报复的渴望和平等的感情。..复仇，———个人自卫和自我保存的行为，———变成集体自卫和集体自我保存的行

　　"2.（P67～73）

　　为。”《水浒传》里好汉的重义轻财多出于民间正义和对官府、恶人的报复，以积极、主动地投入，去无私地解救处于窘困境地中的人，小说第十八回对宋江的侠义性情有如此交代：

　　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的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居住吃饭），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由此，许多心高气傲的豪杰见了宋江之后都“纳头便拜，殊非偶然。正是这种内在的侠义疏财品格，让他们仰慕宋江已久，为之折服，才有如此不约而同的举动，宋江还善急人之急，组织众兄弟平人怨仇。许多英雄武艺高过宋江，但侠义气度却远不能及。

　　就像武功有高下之别，侠义的品量也有不同，小说第三回写鲁达与史进、李忠在酒店遇见了受困的金家父女，显然是侠义气度的品量有别，对他们不幸的悲惨境遇，鲁达建议资助其盘缠还乡，并即刻拿出身边仅有的五两银子，看着史进说：

　　“洒家今日不曾多带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当即拿出十两银子，说不用还了。鲁达又看着李忠

　　说：“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达看了嫌少，便说道：”

　　“你是个不爽利的人。

　　又把二两银子丢还给李忠。侠义与豪气往往是不可分的，所以民间最为推崇的是豪侠的人。

　　学者唐君毅先生在谈到豪杰精神与侠义精神的不同时说：“豪杰之精神，重在由推宕以显阔大；而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豪杰之士，涤荡一世之心胸，而使百岁之下，闻风兴起，侠义之士，则伸展人间之委屈，而使千里之

　　"3.（P404～405）

　　外，闻风慕悦。”从接受美学角度说，下层民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恰当侠肝义胆之人可以同情帮助的。由于农业民族天性所带来的种种局限，过去一般民众难有彻底地大幅度改变自身境况的要求，他们对侠义的好感和企慕带有一种“务实”的心理倾向。显然宋江，鲁达之好汉的侠义正合民众心意。

　　侠由义而信，作为“替天行道”的民间正义体现者———水浒侠义群英，可以违背人君那带有随意性，或许不合理的法，却绝不悖于天道既定的“信”。诚信不欺，有诺必践，以此自律，才被视为有侠烈之气的好汉。这还特别表现在水浒团体对组织成员的约束上。

　　第一百一十回写梁山好汉们打败王庆归京途中，燕青炫技射雁，宋江却深感其滥伤“信禽”，有违似乎承领的一种对上天的信，教人唤来燕青，劝道：

　　为军的人，学射弓箭，是本等的事，射的亲（准）

　　是你的能处。我想宾鸿避寒，离了天山，衔芦过关，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此宾鸿仁义之禽，或数十，或三五十只，递相谦让，尊者在先，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体，遇晚宿歇，亦有当更之报。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秋南春北，不越而来，此为信也。..上天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

　　宋江等以义信自律，取譬自然又移情外注，在雁的无意识活动中发现并认同侠义的有意识的伦理追求，甚合侠义好汉的一贯思维特点，所以燕青听后，默默无语，悔罪不及。

　　二

　　《水浒传》里英雄好汉的这种种侠义精神还体现于民间行动。他人遭难，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于是结下某种特定的恩报关系，而在这特定的情景中，

　　 王光华/里英雄好汉的侠义精神所显现的民间文化内涵

　　《水浒传》

　　显现“黄金有价情无价”，侠肠柔情的好汉在窘困之中由所受恩惠、扶助里体验到的抚慰之情，无法忘怀，而出手相助并不指望得到什么好处，但施惠者人生也遭遇危难时刻却巧逢当年的受恩者，后者出于报恩则尽心竭力为恩公排忧解难，这一“无巧不成书”的重要母题，在报恩者一方是侠义的自然流露，在当年施恩者一方则是做了善举的自然收获。这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播种侠情侠义，收获恩情。这在《水浒传》里具有类似血缘关系的意味，带有亚血缘关系，而在施恩者，则具有了像亲族较高辈分那样不可摇撼的地位，这是民间文化的重要体现。宋江和他的众兄弟就是用这种情感纽带将本是素不相识者结成类似有血缘情分的亲密关系，形成水泊梁山的凝聚力量之一。

　　本来梁山好汉作为当时的江湖豪客，和其他江湖侠义之人一样，属于与官府正统势力对立的一个社会阶层，带有民间性和非正统性，是社会当道正统的一股异己力量。其民间性质，是单打独斗、缺乏组织的活动形式，最后汇聚成一个侠义的营垒，确定了蔑视权贵，重视情谊，打抱不平，替天行道的共同遵循的江湖伦理，形成了不可小视的力量。他们被逼上梁山，敢于向权豪势要、贪官污吏挑战，只为实现其社会取向的民间成就动机。它既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历史现象，又是一个文学色彩很浓的心灵现象。官逼民反结合“替天行道”的民间正义本性给大众一种心灵熨贴。

　　《水浒传》里英雄好汉其武功绝技、侠气、力量而至的“该出手时就出手”让人拍手称好。许多英雄武德修养及其内在的伦理品格所包含的民间文化的隐忍退让更让人内心称奇。他们虽身怀绝世武功并不轻易崭露，一旦出手必要有某种民间正义的目标，充分的理由，尽管常在施展身手后有一定的获胜把握，但若不到万不得已之际，还是尽可能不出手。这种退让实际将某种不仗义的因素置于对手的身上，再一出手就有充分的出手理由，于理可容，于心也安。这是有深远的文化渊源的，中国古人也将武功力量的卓越表现，罕有例外地看成是内在侠义武德完善的表现，所以《水浒传》里英雄好汉没有盗国者的野心，他们狭义英雄注重武功更重武德。

　　小说第九回写林冲刺配沧州道途中就很典型。

　　在小旋风柴进家林冲遭洪教头侮辱，说是常有流配军人来庄上倚草附木诱些酒食，林冲并不做声。洪教头又叫号说要比试武艺，林冲却说：”

　　“小人却是不敢。当柴进也主张两人较量时，林冲还在踌躇。直到开了

　　枷，真的拉开架势，林冲还是后退，只在乘着洪教头步法一乱之时，一棍扫倒了他。这些退让谦恭在《水浒传》里众好汉之间及对外攻防上多是如此。当然，偶尔以勇力蛮狠取胜或稍占上风的也有，李逵即是这样，不过李逵这个人物的描写常常带有幽默诙谐的色彩，似乎蛮勇英雄的持力斗狠未能失手，不过是一种侥幸。大多数的水浒好汉恰是传统的民间习武者，既铮铮铁骨又侠义肝胆。虽然他们很多本是在朝的英雄，身不逢时而已，但行在民间便体现民间的狭义举止。他们身上有传统民间习武者苦练的“硬件”，曾远离尘世，禁绝女色，不避冷热饥渴，打熬气力，加之“软件”的习研，一朝绝技在身，知忍知让，不显山露水，融铸了自身灵气悟性。这恰体现出我国传统理想境界中武侠的情操气质，显现出侠义文化的情感系统和价值关怀。

　　三

　　中国古代的侠士，由于过分看重社会对自己的角色期待，以及大多数侠士个体内在的刚烈豪放性情，他们在对人对物上，又常常显出一种极为狭隘的民间主观化，唯意志化的倾向。《水浒传》里的好汉蔑视当时法律，与正统秩序对立，固然有“被逼”处境，但他们所恪守的以牙还牙的带有民间的“野生的裁判”，使他们往往牺牲人间公理正义，将自我尊严的维护和对小团伙、哥儿们气的忠诚建立在滥杀无辜的基础上，似乎有了一点点侠义的理由，感到要维护民间正义，于是出手有名，就大开杀戒。对恶人的家眷，毫无干系的下人，自当手下留情，但呈气弄豪的李逵却不时抡开板斧砍个没完。江州劫法场时李逵就当先“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排头儿砍

　　血流成渠”“一斧一个，去”，进攻扈家庄也是这般如此。武松自己身受屈辱不平，对张都监灭门，连同马夫与使女也不放过，显示了侠义之士水浒英雄民间的匪徒气的消极的一面。

　　将女性看成是“红颜祸水”，是封建专制对无辜女性的不公，同时道教的养生术，佛教的戒色禁欲观念，也渗透于民间文化，浸染到侠士豪杰，他们将女色视为打熬功力的“伐性之斧，腐肠之药”。这在水浒武林好汉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不近女色，才获得满心期待的上乘功夫，才无所牵绊地聚义梁山。所以《水浒传》里少有儿女柔情，他们眼中的女性，一类是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贾氏之流，是“色”的化身，该杀的淫妇；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第4期

　　另一类没有“色”的，是母大虫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等这类男性化了的粗野女盗；财貌双全的扈三娘也只是被杀父杀兄的仇家宋江赏给了没貌没才的色狼王矮虎，反映了当时侠义文化心理状态，“义不容情（欲）”，即侠义不容私情，同时这也体现了我国民俗文化心理规约的母题倾向，具有较稳定的深沉意蕴。

　　这在强调侠义价值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民间对女性屈辱卑微地位的认同及其人权、理想和自由的蔑视。

　　《水浒传》体现的在我们纵深的历史时空中侠义与酒的因缘也荡气回肠，带有民间酒文化的气息。侠气与酒气狂放精神的内在联系，始终在英雄好汉中滋长，没有酒很难想到侠肝义胆。小说中对酒Ji豪气的认同，对好汉英风壮彩的渲染，都难以忽视酒与侠气的联系。当然这不独反映民间文化，酒Ji侠气，每每也引得诗人词客的共鸣。李白有“酒后尽风采，三杯弄宝刀”（《白马篇》）。苏轼有“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辛弃疾有“醉里挑灯看剑，梦曰吹角连营..”（《破阵子》）等等。二十三回写到武松在“三碗不过冈”的酒店，“前后共吃了十五碗”，仗着酒气上了景阳冈，在他痛打猛虎的脍炙人口的描写中，虽未再提到酒的字眼，却让人领悟到武松的神勇迅捷多半是借了酒力。二十九回写武松醉打蒋门神，更是他醉显武功的高潮。“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林冲也是喝足了酒痛杀了仇家。民间传统观念中侠义之人理所当然也是酒中豪杰，饮酒“量大为豪”。不仅如此，水浒里也借酒的侠情引动凝聚力量，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古老的平民平均分享思想也是《水浒传》中的重要母题。智取生辰纲前，吴用劝三阮入伙，便是在一顿酒肉之中，三阮当即以残酒为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所谓“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这七星聚义是在喝酒时憧憬有酒大家喝，图个一世快活。这种侠义之士宴饮同醉所牵动的“酒食合欢”，集群共享意识，来自于民族饮食文化集体分享主义。在酒酣耳热的特定情氛心绪之下，狭义的情感便时时涌现出来，使个体做出些许的侠义济人之举。如柴大官人和及时雨宋江置酒宴客，济困扶贫，也可以如此理解。

　　酒是联络好汉们江湖义气不可或缺的媒介，《水浒传》写得很为尽致，三十二回中武松与宋江初识，加之柴进三人一起痛饮一餐；三十八回张顺才在水中教训了李逵，俄顷又与宋江、戴宗四人饮酒，各叙胸中之事。饮酒共聚侠义布下了狭义兄弟之间倾吐怀抱的惯常情境。侠借酒气、酒助侠情，突显了侠义之自身类型化了的男子汉品格，使整个侠义文化系统中的粗豪之气更加雄浑粗犷，且让人在庸常中结合自身而不断体验重温。

　　清人龚炜《巢林笔谈》卷一称《水浒传》“开山林哨聚之端”；徐时栋《烟屿楼笔记》称上演《水浒传》

　　“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都注意到了《水浒传》作为民间侠义之作的巨大感发力量。《水浒传》恰是体现了这种民间狭义的感召力量，蕴涵着深厚的江湖伦理。在“窃国者侯”的滔滔尘世里，水浒好汉劫不义之财乃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结果。这显然也离不开民间普遍性的心态氛围。人们赏水浒戏，看水浒书，总会兴高采烈地谈论其反抗现实的豪迈刚勇，心中也会发出一种潜藏心底的豪情。

　　四

　　对《水浒传》侠义的崇拜，还反映出民众对官府贪贿、吏治黑暗、以及执法不公、无效率等导致的种种逆反心理，对他们劫官不劫民、劫富不劫贫的认同，对他们为当道权贵深恨的同情期许；梁山好汉裹挟着巨大持久的平民精神，也使其成为草莽英雄形象的民俗背景与心态史基础，构建了传统文化格局中下位文化———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支持了其反文化，反正统的价值观伦理观；再有就是这种主题取向，母题模式沟通了通俗文学，江湖传闻同文人雅文学的联系，拓展了古代通俗文学的表现疆域，其派生的江湖聚义，用非常手段惩治Jian佞、扶危济困等众多的故事母题，对盗寇啸聚山林的惯常角色本身具有重要的反讽意义，成为通俗文学跨时代的一个个惯常话题与恒久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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