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经典是个无条件的前提

《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用孔老夫子这句话来形容他老人家经典文本的最新一次“丧家狗”读解，倒是适得其所。说起“丧家狗”，也还是夫子怀才不遇、流落他乡之际，狼狈自嘲的话。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郑国同弟子走失，孤零零伫立在外城东门。有郑国人告诉子贡，东门有个人，额头像唐尧，脖颈似皋陶，肩膀活像子产，可是腰部以下比禹还短三寸，那狼狈不堪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寻到孔子后如实相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当初林语堂在他天花乱坠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一大批小品文中，不止一次谈到这个典故，称孔子认可丧家狗的称谓，让我们领略了充满谐趣的孔子的智慧。林语堂还写过后来引起孔氏后裔打官司的《子见南子》。虽然孔子在南子的美貌面前显得言不由衷，可是读完剧本，到底可以感觉到老夫子那种痛下决心割舍世间一切诱惑，义无反顾、为所不能为的慷慨之气。可见即便是丧家狗这个称谓，本身还不是致命的要害，孔子可以一笑了之。林语堂可以从中读出高远的幽默精神，我们自不妨效法林语堂，把它读作孔子的大智慧。问题是李零引起轩然大波的《丧家狗：我读孔子》这本大著，不但堂而皇之给孔子贴上丧家狗的标签，而且有心要从字面义来圆满解释这个标题，这在今日国学启蒙已经在向幼儿教育普及、荧屏上名流与新星齐飞、一并倡导读经的新时代，就显得非常出人意外了。由此引来一片排山倒海的声讨，也是在意料之中。

之所以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它也许可以显示在今天宏大叙事几已解构殆尽、神圣和经典一律走下神坛的大众文化时代，信仰到底还是依依不舍地潜伏在我们大家的无意识里，没有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这本书因为书名缘故，读者凭空多出数倍，网络上道听途说、多少得获一知半解的“闻者”，更是多不胜数。假如所有这些读者和捕风捉影的闻者，一致举双手赞成李零，认可丧家狗是落泊孔子最形象的写真，那才是真正值得悲哀的事情。何以言之？因为那意味着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形象就是丧家狗的形象，中国文化得以为本的根基也就是丧家狗的根基。

李零说，孔子出身卑贱，却一心以君子即古代贵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又说，孔子梦寐以求恢复周公之治，却又彷徨无奈、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可视为很典型的加诸孔子的解构主义读解。诚如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多次强调解构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的东西，李零的上述话语，我们读起来肯定也是似曾相识。但是孔子孜孜矻矻的执著追求，其实很难以丧家狗一语一笔勾销，所以李零把丧家狗定义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隔阂上面，称所有怀抱理想却又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比较林语堂和李零的丧家狗读解，我们发现，林语堂的超越当中自有一种悲剧色彩，李零则更像是在同丧家狗这三个字较真。可是有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较真的。你说丧家狗就是怀抱理想，而在现实中又找不到精神家园。可是谁没有理想呢？谁又能说他的理想在现实里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呢？理想假如同现实没有隔阂，就不成其为理想。若之，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是丧家狗？这里可以见出名称的名和实的问题。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莉叶》里说，名称又算什么？我们叫做玫瑰的东西，随便给它换个名字，还不是照样芬芳？所以丧家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假如我们大家都认同自己有理想，感觉我们的理想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实施无遗，由此自嘲也好，较真也好，把丧家狗的称谓认领下来，那么丧家狗肯定也就是一个人心安理得并受之不愧的好名称。就像唐吉诃德这个名称那样，它的讽嘲贬义渐渐褪去，那种疯疯癫癫的骑士精神却益发叫人欲罢不能。李零声明，他读《论语》不往高捧，也不往低踩，他觉得认真推想起来，孔子很像唐吉诃德。可见唐吉诃德至少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人物。唐吉诃德也是丧家狗，他是执迷不悟、有家不归的丧家狗。可是唐吉诃德曾经叫多少人黯然泪下。我觉得林语堂对孔子的阐释，就是把孔子读成了唐吉诃德。反过来看，谁又愿意给自己贴上丧家狗的标签？语言的性质是约定俗成的，语词含义的转换有一个历史过程。不说别的，就说期望丧家狗这个词的褒贬含量可和唐吉诃德一语等而视之吧，即便大家一起努力，起码也得再等100年。不愿意做丧家狗的网民们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声讨丧家狗模式的《论语》解读，寻思下来，起因应是在这里。

其实李零的《论语》解读中规中矩，同先前出版的许多类似著作并无二致，虽然没有顶礼膜拜，可也没有亵渎神圣。就此而言，《丧家狗》这本书与眼下畅销的于丹、易中天的那一大批经典普及读物，都是应时而生，是高雅文化或者说传统经典的大众文化版式。既然是大众文化的模式，市场的逻辑便是首当其冲，是以我们看到四方高手各显神通：于丹是以身说法，把《论语》和《庄子》世俗化；易中天则得意他有条不紊、设置悬念的说书好本领。比较来看，李零的办法最省事：一个书名，加上一篇序言，照样制造出了轰动效应。网上不乏有人留言说，喜欢看李教授这本书的序言，翻到其后的正文，不过平平。可见锋芒毕露、惹是生非的，其实还是虎头蛇尾，没有贯彻到底。但有此虎头，已经够了。所以“丧家狗”的命名，毋庸置疑是非常好的营销策略，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作者本人出此良策，从经济效益计，都是令人钦佩的。

可是，谁来计较孔子的委屈呢？司马迁写“丧家狗”出典的《孔子世家》，最后叹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对孔子的这样一种敬意，于今安在呢？于丹把《论语》比作心灵鸡汤，这是出于她的好意，以为鸡汤是最好的营养。可是假如有人不喜欢吃鸡，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论语》命名为心灵肉汤、心灵老鸭汤，甚或青年人最是钟爱的心灵冰Ji凌？诚然，圣人在世的时候大体就是俗人，他们的道德修养，不说与你我是在伯仲之间，大体也还可以心摹手追。同理，经典问世之初，不说是好是坏，至少原本并不具有后代添加上去的那一层光辉。但是，圣哲既然已经成为圣哲，经典既然成为经典，作为一个既定文化立足的基石，假如我们不是抱定决心同这个文化过不去，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对它们抱有一份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是对文化根本的无条件敬畏，就像康德所说的，它如天上的星空，是映照在我们心中的必然道德律令。思想起来，康德本人的生平较孔老夫子更少传奇色彩，它对现代人肯定没有吸引力。康德生在哥尼斯堡，死在哥尼斯堡，在哥尼斯堡读书也在哥尼斯堡教书，一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而且，康德终身未婚，虽有过两次恋爱，却都是在举棋不定之间被人捷足先登。无怪海涅说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照这样看来，康德似孤家寡人的生平，与他划时代的批判哲学之间，又可以见出怎样一种反讽？或者，是不是也可以给康德加上一个什么狗的称谓？

因此，我以为，对于经典的阅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应是一个无条件的前提。经典可以解构，但是解构的要义是“扬弃”，而不是随心所欲、百般“去魅”。唯其如此，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是否纯属捏造之类的纷争，也许压根就不会发生。经典是文化的积淀，它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面的常道，故无论是它最初的神圣，抑或后来的世俗所指，都似行云流水、灿若天成般地书写着我们悠远的神思和更为亲近的悲欢离合故事。

的确，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我们的认知模式不断更新，经典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但即便它们四处碰壁、落落寡合，也永远像宝石一样，用自身的光辉照亮我们。借此而言，在我们热衷比较中西文化，比较下来又每每得出不中不西结论的今天，孔子的修身齐家及至经国济世理想，是不是和柏拉图几成众矢之的的理性主义一样，理当格外得到一份敬意？

（陆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