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国流行阅读史:精神 物质 功利阅读

摄影/田俊

    回望30年的中国流行阅读史，我们发现，30年来，国人的文化轨迹是通过流行阅读辐射出来的。由于流行阅读投射的是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时代之阅读是国人的集体吁求和想像，所以，流行阅读与时代文化心理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一部国人的“心灵史”。不仅如此，可以看到的是，国人的阅读生活受历史环境影响很大，则阅读体现的不仅止于时代文化心理，还是一部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史，社会变迁史和中国发展史。

    在这30年的流行阅读轨迹中，其实有脉络可循。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观察，流行阅读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一个整齐划一的阅读共同体走向复杂、无序、庞杂、多向，从深层聚合走向表层、发散式的阅读。

    阅读，都是应对时代给出的条件。概而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的阅读，到上世纪90年代“物质”之阅读，再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个体”之阅读，30年的阅读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人从计划经济集体中的一员解放出来，成为个体的人；这个个体的人从精神之解放，到具体应对个人的复杂的日常的现实生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将这30年的流行阅读史，概括为一部“个人完成成长史”。

80年代：精神阅读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烨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浪漫”的、“Ji情”的年代。那时的文学研讨会，大家很容易就在会上论争起来，相持不下；那些77级、78级的大学生，早上四五点钟就去新华书店排队买书。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思想解放运动潮如熔岩般奔流，那是一个洋溢着阅读Ji情的阅读饥渴时代。

    而流行阅读，与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有很强的时代的迫切愿望，重新建构文化统一体的想法，文革后的反思，‘拨乱反正’意识形态下的一种阅读，这种阅读与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联系在一起。”陈晓明回忆，那时候，大家在看同一部电影，读同一本书，思考同一个问题，面向同一个困境，向着共同的未来，由一种共同性所承载。而流行阅读，围绕这样一种历史走向展开。

    那时，在大众阅读领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痴迷”阅读现象：男性读武侠，女性读言情。武侠的代表是金庸与古龙，言情的代表是琼瑶、亦舒。有意思的是，这些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的来自港台的通俗文化，至今仍有生命力，“开启了后来大众阅读的很重要的线索”。张颐武说。同时，80年代没有纯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分野，纯文学如同流行文学一样流行，文学期刊经常脱销，“改革文学、伤痕文学，王蒙、刘心武的作品都很流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陶东风告诉读书报。那时候，全中国都在捧读同一部作品，譬如，柯云路的《新星》、张贤亮的《绿化树》，看同一部电影，譬如《天云山传奇》。

    80年代初，刚刚洞开国门，国外的文学作品就翻译过来了。莫泊桑、契诃夫、果戈理等外国大家的作品都在销行，其中苏俄文学比较多；到了80年代后期，欧美、日本的作品就出来了，比如西德尼·谢尔顿、松本清张的作品等，“都特别热。大家想通过小说了解国外的生活”。白烨告诉读书报。三毛也成为了80年代最热的文化明星之一，其流行的原因，张颐武概括为“8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去旅行，而一个浪迹天涯的女子，她所提供的所谓国际化的经验，传递的那种浪漫气质，打动了一代青年人”。到了80年代后期，汪国真成了炙手可热的文化明星。那时候，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其诗集销量达数十万之巨。“汪国真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趣味，表达的主题没有脱出思想解放的范畴，只是用了更通俗的方式。”陶东风评价。

    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那样一种启蒙的氛围和语境当中，思想文化著作、尤其是哲学理论书成为时髦。美学热，李泽厚的著作，萨特、尼采，包括80年代后期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成为当时的流行读物，包括柳鸣九的《萨特研究》也销售大热，非常轰动，“他人即地狱”、“人，诗意地栖居”成为一时之流行语。而这与当时的人急切地想把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充分“发现个体”的时代背景有关。

    “也许那时的人并不了解存在主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哲学基础，也许那时的人读哲学并非深读，但大家是从哲学里寻找新的世界观，新的对世界的理解。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一个马上要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的基础，渴望从哲学中寻找到这个精神的基础。”张颐武如此解释80年代的“哲学热”。

    所以，80年代的阅读出现了这样一种似乎很奇怪的现象，大众把金庸、琼瑶和萨特放在一起，大众文化和高端的哲学并行不悖。“其实这并不奇怪，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是沉浸在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之下的，没有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们即使在阅读通俗小说时，也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比如，从言情感受到人性、人情的复归。”陶东风解释。据陶东风回忆，譬如，当时的文化精英普遍喜欢邓丽君的歌，但从中感受到的是人的解放，而非消费主义，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

    于是，在那样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似乎有很“物质”的一面，而物质追求又有很“精神”的一面。张颐武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混在一起，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让人从过去计划经济中比较压抑人的个性、让个人得不到发挥的氛围中挣脱出来，通过通俗文化达到感性的解放，通过理论和哲学达成理性的革命。

    而看起来是天壤之别的两种阅读，构成了那个时代重要的精神生活。

    简单概括，80年代的流行阅读呈现了以下的特征。“其一，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在建构文化统一体的共识之下，出现了阅读共同体；其三，阅读在美学上也没有出现分化。审美趣味本来是非常个人的，但因为时代的精神太强大，把美学的个人趣味给冲掉了。”陈晓明告诉读书报。

    显然，这样一种阅读在80年代后期开始分化。

90年代：物质阅读 

    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走向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解构性的变化。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电影要讲票房，刊物要自负盈亏，过去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大量面向普通阅读群体的东西多了起来，娱乐文化兴盛，大众文化兴起，90年代的流行阅读潮呈现了与80年代迥异的特点，“或者可以称之为坚硬的物质性。”张颐武如是表示。陈晓明则更愿意把这种阅读命名为“破碎式”的阅读，在他看来，这种阅读还呈现出了鲜明的分化主题。“意识形态的整体功能消失，不再起纽带的作用，我们称为阅读共同体的东西开始分化，出现了所谓的知识分子阅读和大众阅读。”显然，大众与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而是有了很大的分离。知识分子的阅读越来越专业化，社会的角色减弱，学院的学科建构越来越强大；与之同时，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关联度在减小，与时代的关联意识在减小，大众的阅读更趋于休闲、娱乐、消遣，与上述所提到的娱乐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关联在一起。90年代前期，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茫然的年代。“商品大潮冲击下，对自己定位的茫然，对没有经验过的经济的茫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茫然，每个人似乎都表现得很无奈。”白烨回忆，他1993年、1994年参加过苏州、上海的一些会，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得很困惑。当时的文学界从上海发起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背景就是知识分子觉得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整个社会文化生活越来越媚俗。一时间，大众阅读领域，大量的“上不了台面的”“很俗气”的杂志就冒了出来；与之同时，80年代就盛行的言情和武侠继续大热，以梁凤仪为代表的港台商战言情小说也加入畅销圈，而外国文学阅读已向时尚化转变。尤其是金庸作品，由通俗文学而登堂入室，被经典化。 

    在我们的观察中，从80年代后期开始热起来的王朔小说，至90年代达至最热，王朔的小说显露出世俗智慧对精英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戏仿与反讽，在彻底的解构面前，生活的物质性和庸常性展露无遗。 

    有意思的是，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先锋文学，苏童、余华、莫言、格非、马原、孙甘露的作品，到90年代居然成为了一种时尚符号；同样尴尬的还有张爱玲热、林语堂热、梁实秋热、王小波热、《围城》热，以及周作人散文的兴起，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本来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比如，张爱玲的小说被当做了“高等调情”的妙品，她的妙语被滥用，成了女性生活趣味指南；“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钱锺书，因《围城》热卖而走向民间，人们随便套用“围城”的比喻，而其关于人的“存在”窘况的深层意蕴被流行文化“遮蔽”了。1993年引起知识界和大众共同关注的贾平凹作品《废都》，似乎更能说明这种奇怪的阅读图景。一个非常雅的内核用了一个非常俗的包装，知识界看见的是人文精神的崩塌，而大众热议的是“此处删去××字”的情色描写。 

    90年代，市民化书写、市民审美趣味(人生沉浮、金钱美女、传奇故事、趣味噱头等等)占据了文坛的广阔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和出版业走向。譬如，“新写实”的代表人物池莉的作品，由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跟大众文化趣味一拍即合；一批作家，比如皮皮、张抗抗等，关注当下社会生活中引起的情感、家庭、伦理的变化，《遭遇爱情》、《情爱画廊》等一批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海岩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同时，名人传记广为出现，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等成为时代之偶像。 

    与之同时，要给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提供解释和思考的流行读物大量出现，《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等通俗读物成为一时之流行，这类情绪化的解读读物似可看做民族主义的兴起； 

    文化的分层在这个时代变得明显，除了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分离，小资文化出现，一个被称为小资、或者白领的阶层开始崛起，逐步成熟的市场经济培养出一批中等收入者和他们的后备军年轻人，一批给这个群体准备的读物开始大量出现。譬如，《格调》一类的流行读物给这个群体提供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类似于村上春树的作品给他们提供似是而非的文化想像； 

    90年代中后期，反腐文学、官场文学广为流行，表明了市场经济、经济生活发育成熟的前提下，人们对秩序的渴望，用秩序构建物质生活合法性的渴望；同时，安顿的《绝对隐私》等窥探欲之类的阅读也开始盛行，引领了一批口述实录的出现，这似乎表明，市场经济下的人的生活问题、心理问题，已经没有办法诉诸于整个社会，而变成一种个人自己的命运了。“80年代初潘晓写信的时候，个人心理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是社会问题，到了90年代，这种问题就成了个人的问题了。”张颐武把原因归为市场经济的秩序建立起来了。 

    世纪之交，《老照片》的出版开启了一个读图时代，二月河清王朝书系开创了电视、图书互动的出版新格局，而实用管理类的书也越来越风行，《谁动了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成为一时之流传；大到国家小到组织乃至个人的生涯设计，一波又一波，诸如《学习的革命》、《比尔盖茨给青少年的11条准则》、《哈佛女孩刘亦婷》都表明我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个人的发展方式。 

    综合概括，90年代的阅读呈现出了以下特征。其一，就是分化。“如果说80年代的流行阅读整体还是有一个走向的话，那90年代就非常分化。虽然出了很多阅读潮流，但每种潮流都构不成很大的影响，是一个‘没有主潮的时代’。”白烨表示，90年代的阅读是带有明显过渡特征的阅读，是阅读口味与阅读趋向都全面分化的时期。其二，就是娱乐阅读的兴盛。“娱乐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市场，趣味性的阅读或者说欲望阅读盛行一时。”但陈晓明同时认为，这种“快感阅读”本身又包涵着很大程度的错位与错乱，想简单的快乐，又无法摆脱社会时代挥之不去的影响，只能称为“雅快感”阅读。其三，“整个90年代，无论社会还是学界，都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人们的阅读是随意、偶发和破碎的。”陈晓明如是判断。 

    “90年代是一个从精神解放向物质解放过渡的时期，人们忙于给精神解放奠定物质基础，但反而把精神淹没了。人的生活落到地面，变得平庸、平常，没有高蹈宏大的目标，而物质性变得更坚实。”张颐武用了一个比喻，80年代是头着地站起来，而90年代是倒过来用脚——物质来站立了。 

    陶东风将原因归为整个社会的变革。“改革开放在80年代和90年代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点，80年代是思想观念的变革，而90年代则进入了实践层面，操作阶段。” 

新世纪：功利阅读 

    进入新世纪，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身份相适应，新世纪的阅读多向、庞杂、光怪陆离，纷乱繁杂，青春、言情、财经、励志、名人、小资、卡通、网络、魔幻、玄幻、盗墓、穿越、漫画热蹿升，此起彼伏，而在这目迷五色间，我们似又可感受到大众阅读的蓬勃生命力。 

    “如果说，90年代的大众阅读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化分层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和明显。每一种类型的阅读都有明晰的阅读圈子，原来那种不考虑消费者需求的文化生产模式已经过时。”陶东风总结。陈晓明将新世纪的阅读概括为，由一元走向多元，由明确走到个体自由选择。如果说，80年代的阅读没有群体，只有主体的话，则90年代阅读群体开始分化，至新世纪开始突出。而在这价值取向多元的大众阅读中，白烨判断，“阅读审美的风尚和风潮就是务实、实用”，国人的阅读与现实形成了特别直接粗糙的联系。 

    首先，这是一个商业图书爆炸性膨胀的年代，商业文化成为主导文化，企业家取代80年代的哲学家、90年代的文化明星，成为时代的偶像。企业家的传记成为中国梦之一种，广为流行；而中国越来越加入世界大家庭，“告别民族悲情，需要一个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解释，这种解释是理性的探讨，如《世界是平的》，而非90年代的宣泄性的《中国可以说不》；其次，解释中国，通过商业经济来解释中国，而新世纪的中国作为世界新舞台，也Ji起了国人对大国的想像，《大国崛起》的流行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张颐武告诉读书报。 

    再而，市场经济靠个人应对生活，而当下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远远甚于80年代，如何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的阅读成为一时之流行。 

    《孙悟空是个好员工》、《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细节决定成败》、《蓝海战略》、《圈子圈套》等职场书广为流传，一直是白领阶层的主要充电读物，市场的逻辑就是在竞争中胜出，在就业压力下，增加有用性保持竞争力，成为流行阅读主要目的之一。至今仍然畅销不衰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很多人就认为这本“讲史书”更大程度上像是一本职场宝典。 

    在压力陡增的现实生活中，通过阅读来慰藉心灵，释放压力，也成为流行阅读的风向，如畿米的“都市温情绘本”系列市场大热，抚慰都市人孤独易感的心灵，于丹的论语系列，正是指导人们在市场的压力下寻找心灵的快乐，张颐武将其称之为心灵的“及物”。 

    近几年来，流行阅读领域似乎也迎来了一股传统文化的复归，书店里各种各样的庄子、老子、孔子，作为精神动物的人，即使生活在物质当下，也仍然需要精神家园的归宿。陶东风认为传统文化热是国人寻找精神家园归宿的一条现实的路，同时又与消费文化间有“很奇怪的合谋”，有经济的杠杆在里面。 

    而魔幻、玄幻、盗墓、穿越、漫画热等大众阅读，正是为现代人舒缓、释放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提供出口。值得注意的是，至90年代后期互联网崛起以来，流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网络或者网络游戏的影子。“流行文学从网络转场，带有明显的游戏色彩。全然架空历史的想像写作，人物随意进入文本，犹如在游戏中扮演一个角色，成为这类作品的特点。”白烨告诉读书报。与此同时，现代人更关心个人身体的健康，身心健康类书籍热卖，背景是医疗费用的飙升。估计电视里每播放一个因病返贫的故事，书店里就可能多卖出一本《登上健康快车》和《人体使用手册》；每个病人，一走出医院的大门就有冲动去买一本《求医不如求己》。2003年的非典妄图恐吓国人改变饮食习惯、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客观上起到了普及健康教育的作用。同时，新世纪成了80后年轻人文化主导的社会。“韩寒、郭敬明等一批青春写手的崛起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重大文化现象。”陶东风认为。一种全新的青春心理体验、没有历史负重感的写作，取代了原来的社会现实描写。青少年阅读群体壮大，同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青少年也具备相应购买力，并有强烈表达群体愿望的诉求，支持了这样一个写作群体。综上所述，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汹涌的文化潮流，功利阅读成为最主要的阅读动力。究其原因，“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观念了，社会一方面是功利的，功利的价值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功利的价值其实是无价值，就是实用；另外，文化信仰观念越来越淡薄，关于身体、消费、欲望的满足成为普遍的准则，诚然，焦虑紧张的生活也需要快感阅读去宣泄、缓解。”陈晓明告诉读书报。 

    30年：阅读与总结 

    综观30年来的流行阅读，学者们均认为没有孰优孰劣之别。 

    “看起来80年代的阅读更高雅一些，但是，现在的阅读是，很多偏僻的书也有很多读者，80年代一窝蜂去读海德格尔、萨特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大众阅读者更专业，出现了许多小众爱好者，这些阅读者阅读的能力、知识的水准，比之80年代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说，80年代的阅读更纯，更天真，则现在的阅读更世故、更实用。”张颐武告诉读书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价值标准没有通约性。随着日常生活的主题越来越突出，个体应对生活的能力也必须要越来越强，则阅读走向更私人化，是一个趋势。”陶东风表示。 

    “阅读只能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在国人的中心价值观就是解体的，都是个人和功利的，阅读无疑也是被功利主义支配的。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倡导一种阅读，在历史情境中还是可以提出一种理想性的召唤，即使在私人化阅读中还是应该承担一种责任，重建一种文化传承的阅读，这是对人的存在的精神召唤。”陈晓明呼吁。 

    由此，30年来的大众阅读由虚到实，由集体到分化，同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完成了由精神解放、物质着地、到功利应对日常生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