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与收藏

                            

　    画家喜收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或称之为天经地义的职业癖好。你随便走访几位画家,都会在他们案头架上有惊异发现。画家藏画、藏书、藏帖、藏印、藏古、藏今,什么都藏。有相当一部分画家本身就是收藏族里的豪门大户,像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黄胄、唐云等,不仅以画闻名于世,而且是公认的大收藏家、大鉴赏家。

        纵观古今,几乎所有书画家都或多或少与收藏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北宋画家米芾,藏石成癖；清代画家高凤翰,酷爱名砚；现代画家毕克官,痴迷瓷绘,长年累月围着窑址和建筑工地捡拾瓷片,历经几多寒暑,居然捡回五千余块,并由此写就一部洋洋大观的“中国民窑瓷绘艺术”。

        三国陆机《平复帖》墨迹,是画家张伯驹收藏并保留下来的。为了保护这件国宝不被外国势力掠走,他不惜倾家荡产以重金购藏。在遇到汪伪特务绑架后,宁死不失大义,赢得世人尊敬。张大千、徐悲鸿两位艺术大师,也是两位对民族文化遗产做出卓著贡献的超级卫士和守护神。在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的岁月里,他们带着与自己生命相系的藏品颠沛流离,辗转于大江南北,经他们抢救保存下来的古代优秀书画作品,弥补了中国绘画长廊大片空白。为了董源名作《江堤晚景》不致流失,大千先生毫不犹豫把他准备买房用的五百两黄金及二十幅字画拱手让给字画商。这是艺术家的胸怀,也是收藏家的胆识。徐悲鸿先生的收藏,另有见地。他不重画家之名,而以书画本身的艺术价值为贵。在他逝世后捐献国家的藏品中,仅珍贵图书、图片、碑帖就达上万件,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书画上千件。其中也包括他视为生命、失而复得、充满传奇色彩的《八十七神仙卷》。

         画家关注、追寻美,收藏行为几乎不带有任何功利性企图,也无筹划运作的轨迹可循。往往是Ji情所致,使命所致,义无反顾地投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北京,拜访我敬畏的前辈大康先生,在三十几平米的斗室里,甲骨、石刻、瓦当、印玺、碑帖,塞得满满当当,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面对一位简朴无奢、著作等身的学者,领略他的渊博学识,真是感触奇特。在另一位前辈画家许麟庐先生家里,我再次感受到这种来自收藏文化的冲击。满壁字画目不暇接,桌上地上堆满了瓷瓶、陶器。最令人惊愕的是画案一侧平平整整摆放着一块重达数百斤的残断石碑。靠里一面被主人长年抚摸已经油光发亮。此碑虽然碑文残缺,但属六朝刻石,书法遒劲苍古,令人叹绝。我瞪大眼睛问许老:“这么重的石头,您老怎么把它弄到楼顶的?”许老得意地拍着残碑呵呵大笑起来:“这是我的命,我的镇案之宝啊!”多少年过去了,许老的笑声在我脑子里盘旋不去。我曾在北京与张仃老师谈及此事,这位老先生也禁不住开怀大笑起来。张仃是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他的居室陈设以民间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工艺美术品为多,亦有部分古代陶俑、木俑和木雕造像。谈及这些收藏家,张老笑着问我:“你知道除了张仃,我还有一个名字吗?”“它山。”我马上回答。“是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张老意味深长地把收藏之道,一下拓展到艺术创作的大空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