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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高大，却是我们心中一座伟岸的山 致敬张仃先生
2月23日--3月5日，它山之石——张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粹选了馆藏张仃先生的中国画作品30余件，并将以时间为序，期望通过对张仃先生中国画创作历程的回顾，向观众呈现其丰富而具开创性的艺术之路。
借展览举行之际，我们以清华美院出版的《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之《张仃文集》中的张仃先生传略部分文字来一起了解这位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大美术家、清华美院的创建者之一、令人尊敬的老院长张仃先生。
张仃先生 2010年
张仃（1917年-2010年），1917年农历五月十九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医巫闾山下周屯，祖籍为邻近的黑山县芳山镇，原名为贯（冠）成，字豁然。
1932年考上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研习中国画之余兼作漫画。1934年筹建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1937年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代表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到西安筹建西北分会，这一时期创作了《日寇空袭平民区》、《战争病患者的末日》、《收复失地》等重要漫画作品。
《日寇空袭平民区》 1937年
20世纪30年代，张仃先生用水陆画的形式画了漫画《地狱变相》，他回忆说：“这个形式的漫画在北京的一个漫画展览会上，人们很认可，用民间形式，画现代生活”。在《漫画与杂文》中，张仃理论了漫画的讽刺特性，他认为夸张和变形是漫画的两件法宝。他视漫画为“割病疗毒”的工具，用这把工具，以“认真、严谨、负责，以深湛的爱与同情，和最高的‘人道主义’，从事神圣的业务”。
张仃把漫画看做“最好的投枪”，期冀自己像鲁迅笔下“这样的战士”能有效使用这种投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仃先生的漫画创作或有关漫画的阐述将自己幻化了一名为正义而战的革命志士，并且，其多数漫画创作与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等背景相关。
《春耕图》 1937年
1938年秋，到延安，经毛泽东着周扬安排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时期，为配合时局的需要，主要从事宣传画、舞台美术和大生产运动展示设计。1946年随军到张家口，任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平、津学生班班主任。在哈尔滨，任《东北漫画》、《东北画报》、《农民画刊》等主编，从事年画、招贴画创作。
《收复失地》 1938年
新中国成立，张仃先生负责完成一系列新中国形象设计工作，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设计；为怀仁堂大门和新华门大门作整体设计；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美术设计工作，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设计；设计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及开国大典纪念邮票；与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系和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共同设计、集体完成国徽设计等。
《人民翻身兴家立业》 36cm×55cm 1947年
《喜气临门》 1947年
作为国徽设计的主要参与者，张仃在他所附的《设计人意见书》中曾十分清晰表述了国徽设计过程中关于主题处理、写实手法、承继美术历史传统和色彩运用等实际创作思路，尤其提到国徽作为特殊设计作品在适应“一经高悬”时的视觉冲击力。他活跃在设计战线的前沿，并亲自承担了若干大大小小的设计任务。1979年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群落成，证明了张仃先生作为一个设计师在壁画领域的重大影响力，此后，他完成的地铁壁画、饭店大厦壁画等等，更加强了他介入公共艺术的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 1949年
张仃先生与机场壁画创作组成员一起讨论壁画创作 1979年
好的设计来自好的设计家，张仃眼中的设计家是“要善于出点子，想办法”的人。他主张“科学和艺术是一致的”。他强调设计的民族性，他认为设计是与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美学等相关联的，需要对设计进行学术课题研究。
20世纪50年代，张仃先生多次担任总设计师，主持设计的对外展览主要有：1951年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中国馆、捷克布拉格博览会中国馆、波兰华沙“新中国博览会”（前三个展览展出的是同一套展品），1953年苏联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展览会”、莱比锡博览会中国馆，1954年莱比锡博览会中国馆，1956年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奥地利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中国馆，1959年意大利“近百年中国画展”等。
《哪吒闹海》（局部） 116cm×490cm 1979
张仃先生偏爱民族、民间艺术。他推崇黄宾虹，遵循黄宾虹的治学思想和治艺理念甚至审美经验，他认同并张扬“师古人心，不师古人迹”的艺术观念，这一观念最直接也最持久地贯彻在他的水墨写生和创作过程中。他借用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强调笔墨的文化归属，他所理解的笔墨是关系到何谓“中国”的笔墨，由此涉及到的线条、笔性以及由笔墨构筑的理想国度必须以“守住底线”的姿态得到重新确认。
“关于中国画写生”，张仃先生重申了黄宾虹作为榜样的意义，以及1954年他与李可染、罗铭三人结伴南行开创对景写生的示范作用。张仃先生一系列有关中国画创作、评论的基本立场和评价标准，即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观点，这个观点一以贯之出现在他的发言稿或对他人的评述中。
《苗家绣女》 68cm×68cm 1960年代 国画
《太行秋收》 68.5cm×68cm 1960 国画
《舂米》 46cm×65cm 20世纪60年代
“雅俗之辩”不仅影响了张仃先生对中国画审美及价值取向等若干问题的思考和应对策略，也密切了他方方面面的艺术实践。他用实证、比较、推论来建构“民艺”的叙事逻辑。对待林林总总如年画、农民画、风俗画、彩塑、蜡染、刺绣等等存活于底层的民间手艺活，表现出守护之情。
在工艺美术阵营，张仃先生以既官方又民间，既学院又在野的身份影响着中国工艺美术的民族发展之路。筹建工艺美术学院之初，他在教改方案中就提议请民间艺人来学校“授徒”教学，对工艺美术教育，他主张立足于民族、民间。这种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有很强的针对性，与之相关的是他对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壁画专业的创办，陶瓷系、染织系国画课的开设等等办学思路的确立与实践。
《丽江老街》 68cm×138cm 1990 国画
《枣林之晨》 68cm×68cm 1994 国画
自延安鲁艺开始，张仃先生倾心艺术教育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1949年与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王式廓组成五人接管小组，接管旧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兼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社长；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由中央美术学院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年10月至1966年6月，与陈叔亮、雷圭元等一起担任副院长，主管教学；“文革”后复任第一副院长；1979年5月至1983年4月，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999年，复出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
张仃先生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壁画艺委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黄宾虹研究会会长等职。张仃先生多次举办过大型个人作品展。
除大量漫画和设计作品，张仃先生在各个时期有不同创作面貌的呈现。代表作有动画片《哪吒闹海》以及首都机场同名壁画、《长城万里图》、《巨木赞》、《座岩口晨光》、《云横马蹄寺》等。著述《被迫谈艺录》、《张仃谈艺录》、《它山画语》等，出版《张仃水墨山水写生》、《张仃山水》、《大山之子》、《张仃漫画》、《张仃画室》等作品集。
《房山十渡焦墨写生》（卷） 42×425厘米 1977 国画
《巨木赞》 94×440厘米 1981 国画
《鉴山楼》 68×45厘米 2002 国画
张仃先生在《我为什么画焦墨》一文中坦言：“我年近花甲之时，……纯以焦墨写生，犹如对自然‘描红’练眼、练手、练心”，张仃期望用有极大局限性的焦墨，通过将局限性转换为某种优越性来完成对心、手、眼的合一，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能追求如“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图绘境界。
焦墨画是张仃先生继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装饰绘画、壁画、水墨、书法之外的重要艺术实践与创作轨迹。（本文出自《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之《张仃文集》 雷子人编，部分图片来自中国美术馆官网）
《苏州庭园》34cm×46cm 1950 国画
《苏州留园》 43cm×34cm 1954 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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