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苑讲坛 | 何玉红：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

中兴形象的构建：

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

何玉红

关键词

“

中兴

”

历史

叙述

光武

故事

形象

塑造

宋高宗

内容提要

藉由光武故事的叙述与效法进行中兴形象的塑造，是宋高宗政治统治中的一项重要策略。赵构即位伊始，就郑重的亮出效法光武这面旗帜，光武故事成为其宣示“中兴”意志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宋高宗朝君臣的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东汉光武朝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对光武行政往事旧例的选择、解释和运用，与高宗朝政治宣传和合法性建设息息相关。对光武中兴汉室的历史叙述以及言行仿效，在高宗中兴形象构建和南宋意识形态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效法前朝“故事”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南宋高宗朝，尤其重视对东汉光武中兴“故事”的效法。在高宗朝君臣的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光武朝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被尊为朝廷行政施事的典范，成为南宋政治史上的突出现象。

即位：宜光武之中兴

在政治运行中，用什么样的话语进行舆论宣传，这些话语又怎样成为帝王形象构建的常用语，这是需要精心谋划的策略。刘秀称帝及中兴汉室的故事，从南宋建立之日起就成为高宗政治宣传和形象塑造的重要思想资源。元祐太后手诏以光武中兴汉室的“古典”来解读赵构即位的“今事”，所谓“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这有双重涵义：说明赵构即位的合法性，前朝旧例成为高宗称帝正当性的重要历史和思想资源，此为“天意”；宣示新政权的志向，表明朝廷的施政方略与政治规划，即“中兴”宋室。

赵构即位，“用光武故事纪元”，以“建炎”为年号，是朝廷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年后，高宗改元“绍兴”，又称“炎正中微，光武系隆于有汉”，也是借光武故事在“改元”这一重大事件中向天下表明王朝谋求“中兴”的意旨。在即位仪式中，赵构“用汉光武故事，为坛于宋之阳，先告天地，北望二圣，然后受命。”通过这一有着强烈象征意义的特殊“舞台”，公开宣示朝廷的政治意向，有助于其中兴形象的塑造。高宗在郊祀中“据光武旧礼”，向天下表明要像光武中兴一样再造宋祚。

即位、改元与南郊，是帝制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仪式。对特殊情势下即位的赵构来讲，这些仪式需精心编排。故以何种方式和参照哪个“先例”来表演，就显得尤为重要。将传统政治仪式与“光武故事”巧妙糅合，是高宗君臣的重要发明。作为前朝旧例和重要思想资源的“光武故事”，是高宗即位之初争衡天下政治宣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仪式中，高宗君臣有意添加了效法光武的解读，进而赋予这些仪式“中兴”的涵义，对身处危局的民众具有精神激励和舆论动员的效果。

符瑞：滹沱河冰合

巧妙地借用光武帝刘秀的符瑞，是高宗中兴形象塑造的重要策略。

“滹沱河冰合”本是刘秀称帝和中兴汉室的祥瑞。在南宋政治话语中，“滹沱河冰合”的叙述却呈现出连接高宗符瑞的新路径，进入高宗符瑞谱系之中。《论王霸从光武渡滹沱河事》是“滹沱河冰合”与“泥马渡康王”两个故事融合叙述的完整呈现。其对“滹沱河冰合”的解读，可简化为相同的情节：追兵迫近→大河当道→大河冰合→王骑渡河→河水冰解。两个“渡河”故事的契合点是“天相之”。臣僚对光武“故事”与高宗“时事”相似性的解读，从光武“脱于艰难，实天相之”始，落脚于“天以大业付陛下，则神之相之”，转化为高宗天命所在的符瑞。

高宗形象制造中，画家萧照《中兴瑞应图》堪称典型。图中将光武“滹沱河冰合”与高宗符瑞比附叙事，高宗“渡河”成为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翻版。再如赵伯驹《光武渡河图》等，亦为借光武“滹沱河冰合”隐喻高宗“渡河”之事。

时移世易，在金人统治下的“滹沱河”以及“光武庙”等，对南宋人来讲，已经变成与“中兴”息息相关的“记忆场”。原本自然的“河”与“庙”，成了蕴涵“中兴”意义的特殊“景观”，受到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者的关注和凭吊。

要之，南宋之前，“滹沱河冰合”故事有明确的“主角”“时间”和“地点”。宋室南渡后，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被重新发现和诠释。南宋时人对“滹沱河冰合”故事的解读，画家“光武渡河图”的制作，使者对“滹沱河”的凭吊，使光武故事中的一个“情节”，转化成高宗的政治符瑞。南宋的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叙述和传播，是“神道设教”之术，宣示着天佑赵构的意义。

偶像：惟汉光武可以为法

以光武帝为政治施为的偶像，是高宗中兴形象塑造的另一策略。绍兴初年，臣僚建言高宗“熟读”“熟看”《汉光武纪》，高宗手书《汉光武纪》并赏赐臣下，表明其对光武“中兴”事业的向慕。此事既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政治宣示，又是高宗以光武为楷模的表露。

效法光武是宋高宗的一面精神旗帜与政治招牌。高宗在平日言辞和朝廷诏令中直接表露出对光武的钦慕。高宗的光武叙述，因事因时而异，根据政治需要选取不同事例作出有针对性的解读。宋金战事正酣，高宗称刘秀“用兵”而致“中兴”。宋金谋求议和时，高宗借光武之事，得出“中兴自有天命”的结论，强调“静坐内省”的重要性。高宗对光武故事在不同语境下按需所取，演绎出符合统治的意义来。

臣僚的光武叙述，从中撷取对现实统治有意义的“情节”进行解读。这些“情节”有着政治宣传和高宗形象构建的“中兴”隐喻。于是乎，光武立志、亲临战阵、善待功臣等，根据不同的需要，被臣僚“有意挑选”出来，将之作为支持其言论和立场的依据，反复引用和阐述。光武立志中兴的才略，时人再三致意，实际上是对高宗有为的期待。朝臣反复引述光武亲征故事，旨在激励高宗积极进取。光武善待功臣与用人之术，为高宗君臣赞赏。借光武故事评论时政，成为经筵讲读的重要内容。臣僚对时政的讨论，往往以光武旧例为“话头”起讲，再将之与南宋的实情剪辑组合，最后针对时事提出意见和建议。光武朝行政的前例，成为高宗君臣政治施为的模范，是他们评论时政的标准和依据。高宗君臣对光武故事的因循取则，内容繁杂，随宜应变，体现出鲜明的“选择性”解释的特点。

身后：视光武无所与逊

宋高宗藉由光武故事展开的政治宣传与形象塑造，其效果如何？我们可从高宗朝的话语政治与身后纪念窥其一斑。

我们看到，有关“光武故事”的言说充斥于高宗朝的话语体系之中。诏令、制敕、奏言、策论以及经筵讲读等中与“光武故事”有关的概念和词汇高频率出现，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官场“套话”。如制书称高宗“圣主似建武中兴之年”，谢表称其“乘光武中兴之运”，贺表称其“受命同乎光武”。生日庆贺是塑造帝王形象的重要时刻，高宗生辰天申节，时人曰“功高光武”。还有直接称“炎晖十叶生太皇，即宋光武赵少康。”“宋光武”这一词汇，无疑是特定政治话语的高度浓缩。

政治化语言是经过不断加工凝练而成的。诏令、制书、谢表、贺表等中的套话，不能仅仅视为奉颂之辞与谄媚之言，它还是特定时代政治主流话语的反映。时人 “同符光武”“功高光武”等近乎陈词滥调的公式化言论，充斥于公文等体系当中，成为时代的话语标签。

赵构逝后，在其形象塑造中，“光武故事”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高宗尊号中，“中兴”二字尤为突出，其中“明谟盛烈”四字，直接源自光武故事的思想支撑。以刘秀庙号“世祖”为赵构的庙号，一度成为朝臣争论的焦点。将光武故事寓于丧礼中，是其身后形象塑造的重要环节，时人的挽词通过与光武故事的类比来称颂高宗。

配享明堂为南宋时代的高宗形象塑造画上了句号，宝祐五年高宗配享明堂，诏令称这一做法“法元和之尊光武”，光武故事再次发挥高宗升侑思想资源的重要作用。赵构的帝王生涯，由“光武故事”而开启，以“光武故事”受继嗣者崇祀而结束。回到南宋的历史场景，赵构谋求中兴形象的愿望可谓圆满。

藉由光武故事的叙述与传播进行中兴形象的塑造，堪称宋高宗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赵构自即位之日起，就郑重的亮出效法光武这面旗帜，借由“光武故事”的解读，向天下表明有志于“中兴”的意志。寄托着“中兴”理念的光武故事在南宋高宗朝再发掘、被讲述和重新阐释，这无疑是争取人心的良策，对朝野上下是一种精神支撑。反复陈说的光武故事背后，是“郁积”在时人心中的“中兴”情结和政治企盼。从即位仪式到祥瑞营造，从言行模仿到评论时政，从公式化话语到舆论营造，从身后纪念到配享明堂，“光武故事”从未离开过高宗。高宗朝政治文化上烙上了鲜明的光武故事的印记。需要指出，在“中兴”说辞的背后遮掩了高宗君臣保守东南、安于现状等诸多偏颇与阙失，反照出实际施政中无法实现王朝再振的尴尬和顿挫，而这正是诸多“形象工程”中“说法”与“做法”不一致的典型特征。

（原刊《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共17000字。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2018年第2期、《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史学精粹”、《团结报》2018年1月25日“文史周刊”转载）

何玉红（1977-），甘肃民勤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从事宋史研究。

责编：周礼延

编辑：吴传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