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雷沛鸿：学术自由，兼收并蓄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3

篇

雷沛鸿：学术自由，兼收并蓄

接受新式教育，主掌广西教育行政

雷沛鸿，字宾南，笔名鲁儒，广西南宁人。自小勤奋读书，并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影响，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十四岁的雷沛鸿参加由广西学政汪贻书主持的岁考和科考，获府学第一，成为补廪生。此次科考终场的考题是“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雷沛鸿作了反题文章，认为天下有道，庶民必议。汪贻书对此极为赏识，在卷上批语：“三场一副笔墨，廉悍无匹，再多读书以培其本，未可量也。”但是，雷沛鸿并未沿着传统的科举之路走下去，他试图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兼攻教育学。1918年，雷沛鸿获学士学位。次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政治学、经济学及法学，1921 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留学期间，雷沛鸿学习社会学理论，留心平民政治韬略，研译戴雪之《英宪精义》、庞德之《法学肄言》等法学名著。在教育学上着重研究英国、丹麦、苏俄的成人教育，深受启发，留心基础教育，认为基础教育是人人均有享受之权利，中国人民若无此权利，不足以置身于现代国家之列，遂发愿今后从事大众教育事业：“教育为建国大业之根本要图。甚欲在教育方面，为此一代、后一代、后数代国民身心之发展而尽其绵力”。

1921年秋季，雷沛鸿学成回国后，先后五度主掌广西教育行政。先任广西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此后四次出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为他实现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张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雷沛鸿始终非常重视发展广西地方高等教育。雷沛鸿主持广西教育行政期间，一方面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著名大学如北师大进修，另一方面努力筹办广西地方高校。他亲自主持了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南宁农专、西江学院等四所大学的筹办和管理，尤其是对广西大学的发展居功甚伟。

创办广西大学，提出筹设草案

雷沛鸿在出任广西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期间，负责主持创办广西大学。1927年8月，雷沛鸿向省政府提交具体计划书，即《筹设广西中山大学草案》，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查核备案，9 月初得到批复同意并实施。

对于广西创办大学，广西有识之士早有此心愿，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未果。雷沛鸿认为，“广西年来教育日行发达，升学者日众，本省尚未设立大学，负笈外省肄业者不少，一般贫寒子弟有志升学者，均因限于经济中途废学，以此沦没人才实不在少数”，因此下定决心办成这件大事，以“慰本省民众展望”。

在《筹设广西中山大学草案》中，雷沛鸿宣称要把广西大学办成“研究学术，培植专门人才，提高民间文化及沟通中外文明而协助新中华民族文明之创造”的高等学府。根据雷沛鸿拟定的《筹设广西中山大学草案》及《广西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由黄绍竑、马君武、盘珠祁、雷沛鸿、黄华表、陈柱、岑德彰、苏民、刘宝琛、邓植仪、凌鸿勋等十一人组成的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雷沛鸿兼南洋及欧洲特派员，负责对国外高等教育进行调查研究，为办好广西大学做学术准备。经筹委会多方勘察，最后选定梧州为广西大学校址。

9 月，雷沛鸿向省政府提交了请假出国考察的报考，称“本省人民素苦贫乏，今后之建设大业必有赖于省外或国外资本之投入，吾国华侨素称急公好义，爱护祖国，拟于赴欧之便，亲往南洋宣示本省物质盖藏之富，劝导侨胞来省投资。特呈请省政府给假半年并给川资若干，同时复遴员代理职务，俾得及早成行”。省政府经过研究决定批准。10 月，雷沛鸿即办理赴南洋、欧洲考察及移交事宜。12月，他收到筹备委员会南洋各属及欧洲特派员的考察经费，即前往欧洲，考察以六个月为限。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国，考察各国的教育特点、教育状况，尤其是对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以及丹麦、挪威、瑞典的庶民高等学校、瑞典的劳动大学等，做了重点考察。

1928年7月，雷沛鸿结束考察回国。9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北欧的先觉者格龙维》一文。10月，雷沛鸿赶回梧州，参加了10月10日举行的省立广西大学开学典礼。

雷沛鸿为广西大学预科民国二十五级的毕业题词

从1929年至1939年十年间，广西大学经历了停办、搬迁、合并等变故，雷沛鸿长期对广西大学保持着深厚的感情。1933年，当他第三次出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时，为了提高广西大学的教学质量，亲自聘请专家学者组成广西大学检定委员会和典试委员会，亲赴梧州检定学生质量的程度。先后为广西大学预科民国二十三级毕业纪念册、二十四级毕业纪念册和二十五级毕业纪念册分别提词为：“敦品立行” “明辨笃行” “或努力于科学研究，或努力于技术致用，及其成功一也。”1935年，雷沛鸿指定广西大学为各中学学校培养理化及生物科教师。

出任西大校长，坚持民主办学

抗战期间，桂林城成为全国的后方重镇。一些战区的高校为逃避战火南迁至广西，如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专、西南商专等近十所高校，迁避桂林。桂林人口剧增，人才荟萃，广西的高等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36年，广西大学部分院系随省政府迁往桂林。1938年，广西大学本部和工学院落户桂林。1939年8月，被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大学。10月10日，广西大学举行改名并欢迎马君武校长回校典礼。李宗仁、黄旭初及教育厅厅长雷沛鸿莅临典礼。广西大学改为国立后，马君武依照教育部颁布的组织要点，修订广西大学组织大纲，挑选一批教育专家分任各职。但在广西大学步入高速发展的时候，马君武于 1940年8月1日病逝。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雷沛鸿接任广西大学校长。

当时，雷沛鸿五十二岁，正任广西教育厅厅长兼浙江大学训导长、江苏省教育学院教授。1940年8月29日，雷沛鸿接受《广西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个人以为西大在目前各大学中，堪称为一相当完善之大学，今后吾人应配合抗战之需要，努力培养各种人才，以充实抗战之力量......至改善大学之教育方针，本人以为严格的训练与管理固属需要，但如纯以纪律约束，亦为不当。因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教育场所，对学生应予以相当自由。同时应积极设法促使学生自发的研究，使其获得研究的兴趣而自由发展。”可见，雷沛鸿试图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倡导学术研究的精神。

雷沛鸿接任广西大学校长后，于9月5日到校视事，10月10日宣誓就职。主持招收了广西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后的第二批新生，除统一招收分配西大的新生，计文法学院一百一十二人、理工学院一百九十八人、农学院四十二人外，先修班也续招了新生。

雷沛鸿手迹

雷沛鸿高度重视广西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1941年2月，雷沛鸿在为《国立广西大学手册》作序时指出，大学教育培养首先应给学生明确学习方向，使其把握社会变动的脉搏。他说：“现代世界各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对于全校学生，无论是初年级的学生，或高年级的学生，均要黾勉从事于一个主要活动，这就是方向，指引迷津的活动。”

他认为，广西大学改为国立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生源比较复杂，接受大学教育的思想准备也有差异，而民族抗战对文明剧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广西大学从今以后就不能不以指引路向、启发好学深思为其主要活动。”

他希望“在这样活动的向导之下，全校学生，偕同全校教职员，无论通过羊肠小道，或者行径大路通衢，都能志于科学，据于人道，依于仁义，游于艺术，而一同引进于教育世界，并一同探险于新知识园地，随之，学者遂能对于新教育目的有所调整。

对于旧教育传统随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新认识；对于五光十色、使人迷目瞀心的课程及教材，有所抉择；对于自然环境，有所适应；对于生活的新方式，有所共同实践；对于时代要求，有所应付；对于人民生计、社会幸福、国家安危、民族生存的斗争，有所贡献。”

有鉴于此，在新生入学后，学校举办了富有教育意义的新生训练团，聘请疏散到桂林的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等学者名流，来校给新生讲话。雷沛鸿则每次大会必亲临主持，也曾亲自为西大农学院师生做题为“农业科学与现代中国”的专题报告。

雷沛鸿主持的广西大学最值得称道的，是推行“学术自由”“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这使得广西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学校充满民主、自由的校风和奋发向上、团结抗日的精神。雷沛鸿广纳社会名流，聘请专家学者到学校执教或任职，如聘请童润之为农学院院长。此外，还利用其学识及人格魅力，邀请李济深、蒋经国、李四光为理工学院院长，梁漱溟、陶行之、晏阳初、丁西林、汪敬熙、欧阳予倩、董维健、丁绪贤、戈绍龙、李祖蔚、孟宪荩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名人到校做演讲报告，“尽管他们的立场、观点、见解各有不同，但都给学生一些新的东西，扩大知识面，也给学生以各种思想锻炼，提高他们分析批评的能力。学生当时听演讲的兴趣相当浓厚，从中也得到一定的教育和启发。”

与此同时，许多外省流亡学生就学于广西大学，众多优秀学子考入或转入广西大学就读，加之不少著名专家教授执教广西大学，广西大学也由地方高校成为知名的全国性大学，揭开广西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在雷沛鸿主持广西大学期间，学生当中的自由、民主气氛非常活跃。学生组织通过举行演讲比赛、辩论会、公演、募捐、墙报等活动，以及发表文章、出版刊物，宣传民族自由、民主、团结、进步。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广西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有所发展。

雷沛鸿在主持毕业典礼时，勉励毕业生“多多致力学问，力求理想之实践，并应时刻不忘国仇，共赴国难”。

创办西江学院，发展桂南高等教育

1944年6月1日，雷沛鸿拟就《发展国民大学教育计划大纲草案》。他邀请热心教育人士共二十一人，在广西教育研究所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在南宁创办一所高等学校。经过讨论，定名为西江学院。这实质上就是为促进桂南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而创设的。对于办学目的，雷沛鸿认为，“我国四十年来，教育上一味盲目抄袭外国，”应“从专科教育做起，本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一番探险创造功夫。”

西江学院第一届学生会执委暨雷沛鸿院长

(第二排右起第五人) 合影(摄于 1951 年 8 月 11 日)

抗战胜利后，1945 年 9 月，西江学院迁往南宁，与私立南宁农业专科学校合并，以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为校址。1951 年初，省人民政府已有意将西江学院办成短期广西急需人才的学校，2月底停办西江学院的中文、外文、教育、土木四个系，暂留的化学系、农业经济系，也允许学生转学。于是，西江学院的师生大部分转到广西大学就读，这为广西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1951 年底，广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鉴于师资、设备、经费需集中使用，西江学院不再单独设置，并入广西人民革命大学(今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西江学院的原址变成广西革命大学的校本部。

雷沛鸿与同时代的一些教育家相比，有一个特点，即乐意为官，愿意与当局进行有原则的合作和参政。因此，他能够充分利用行政权力和行政立法手段，施展其教育救国的设想。他五次主掌广西教育行政，每一次都有所建树。民国时期广西发展教育的一系列法规的起草，几乎都出自他手，而教育行政立法正是推动民国广西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保证。

更重要的是，他对广西大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上世纪广西大学发展的三个重要节点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筹划建立广西大学；在四十年代，抗战最艰难时临危受命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在五十年代，将亲手设立的西江学院实质归入广西大学，促进了广西大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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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

编辑：杨洋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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